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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在中國歷史中，是一位極為重要的人物。他不僅是偉大史學家，更是一位富有遠見的貨殖思想家。關於他提出的貨殖思想，我們可通過其作品得知，如：《貨殖列傳》、《平準書》皆記載有獨樹一幟的貨殖思想。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之於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貨殖之利，工商是營。廢居善積，倚巿邪贏。白圭富國，計然強兵。倮參朝請，女築懷清。素封千戶，卓鄭齊名。」
在《貨殖列傳》的開篇，是司馬遷引用老子的治理思想，借此以直述觀點。如果，仔細通觀全篇，可發現不僅開篇如此，甚至，整篇內容皆圍繞道家思想展開，簡單概括八個字，即「順應自然、無為而治」。
顯然，老子所倡導的部分思想與司馬遷內心所想不謀而合，開篇一段話取自於《道德經》，司馬遷僅保留「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可見，他對這段話相當認同，並在其後加上「至治之極」、「必用此為務」，補入的話是司馬遷自己的觀點。
他利用老子思想，引申出自己所要表達的觀點，表明兩人在思想上的契合。當然，並非所有老子思想都受司馬遷讚同，如「小國寡人」、「使民」，這些都是原始社會的落後思想，顯然不在適用於當今。司馬遷主動去糟取精，吸取道家精髓，可看成是古代思想文明的進步。
司馬遷提出的這種思想，核心即是天道自然，講究一切順勢而為，宗旨是滿足百姓的欲望。乍眼看去，此思想與孔子提出的大同理想較為相似，不過本質上還是存在區別。如後者思想注重秩序安排，前者則注重自然演變。
王充曾對司馬遷的「天道自然觀」進行概括，大概意思為：「貧窮的人不奢求富貴，富貴自然而來會到來；富貴的人不想要貧窮，可貧窮偏偏自尋而至。這些都不是人類所能干預的，正如日朝而出日暮而落，此乃天道規律，非人類所能求得。」
一番話透徹簡單，基本解釋了「天道自然觀」的思想。
司馬遷利用這個思想觀察社會經濟生活，認為「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輳，不肖者瓦解。」即人這輩子，通過什麼樣的行業發財，誰都確定不了，世界上沒有鐵飯碗，無論哪一行，都不是固定存在的。財富再多，終究會有失去的一天。是否會發財，主要看命，其次就是靠能力。有智慧、有才能的人，做任何事都能成功，相反，品行不好的人，則注定一無所有。
司馬遷態度很明確，生死有命富貴在天，應該順應天道自然，減少人為干涉。每個人都可以憑借自己的能力爭取前程，竭盡全力，獲得自己想要的生活，即「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司馬遷認為，人性本就複雜多樣，即有謀取利益的動機，又有享樂縱欲的一面。
所謂的「謀取利益」，實際是人類的一種本能，人生在世，都會為了獲得更好的生活而努力拼搏，這屬於謀取利益一種，也可算是正當需求。除去合法手段，還有諸多違法手段，如人們為了獲取金錢回報，不惜鋌而走險，做出危害他人與國家的行為，這種也算是謀取利益的一種。
再看享樂縱欲，算是謀取利益的延伸。世人本性複雜多樣，求利只是其一，除此之外，還有尋求肉體或精神上的滿足。享樂縱欲很好的滿足了人們的需求，這個時候金錢就變得尤為重要，貧窮的人為了滿足欲望，時常傾盡所有，而富人則在其上一擲千金，大肆揮霍。
最終，等金錢消耗殆盡後，人們又回到了謀取利益上面，繼續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或拼搏或冒險，它與享樂縱欲形成了一個封閉循環，二者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係。簡單來說，第一種是為了積累財富，第二種是為了消耗財富，二者可達成一個平衡。
對於人們的逐利行為，司馬遷持有肯定態度，他覺得人類尋求物質利益的行為，是本性體現，不可約束，司馬遷把天下萬民的日常交往歸結為一個「利」字，正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這句話已然表明了司馬遷的態度。
無論是什麼職業，何種身份，上至王公貴族，下至黎民百姓，他們在世間作出的任何事情，都是為了謀求利益。所以，「求利」是人類進步的根源，與欲望本質相同。假設。人類的欲望消失，自然就沒有了「求利」的動機，大街小巷再也不見商販的身影，工廠作坊、政府機構陷入停滯，無人上班。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整個國家停擺，面臨覆滅危機。
王公貴族求利，乃是本性使然，正如同歷代打擊貪腐官員，向來無法清除殆盡，貪腐之輩就如同火燒不盡的野草一般，一撥又一撥。如果刮骨療毒式嚴打，首先受到衝擊的是政府本身，因此，若官員的貪腐行為未威脅到國家統治，歷代朝廷都是佯為不見。簡單來說，貪腐行為只可遏制，不可根除，即便做到，也是同歸於盡的下場。
司馬遷早在兩千多年前看透了這點，人性本為逐利，何必要故意壓制。世間之人，做任何事情都具有功利性，有利益驅動，方可事半功倍。像無欲無求的人，懶政作為，危害顯然更大。司馬遷認同老子的「無為而治」，強調順其自然，逐利求富是人性如此，即「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
人之趨利，「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司馬遷人為：「人的逐利本性，是天生有之。」除此之外，他還列舉了不少例子，如歷史上賢人、廉吏、廉賈、壯士、趙女鄭姬、遊閒公子、漁夫獵人、賭徒等等，這些身份不等的人們，生平所作所為無不與謀取利益聯繫在一起。
司馬遷針對這些人，也給出了具體的分析：
像賢人或依靠謀略留於朝中，獻言建策，或守信死節隱居巖穴，求取名聲威望，這一切所作所為都是為了擁有豐厚的物質財富；廉吏，即朝中的清官，他們之所以清廉，是因為「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
其意思就是：再清廉的官員，時間坐久了，自然會擁有大量財富，與「十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同理；壯士，古時壯士在軍，攻城拔寨，沖鋒陷陣，斬敵將，撥敵旗，為的不就是軍功嘛，軍功意味著賞賜，金錢名譽盡皆而來；趙女鄭姬，趙國與鄭國的女子，平常打扮的漂亮有加，學才獻藝，彈著琵琶，擺動著婀娜身姿，實則是利用美色魅惑他人，尋求利益等。
司馬遷對各類的日常活動進行了分析，得出的結論都是相似的，即：「人皆為財利而忙，包括農、工、商以及一些民間推出的儲存增值服務，都是謀求財富之舉。」
司馬遷如此肯定「人性逐利」，並非因為不可控，而是它確實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甚至，使得國家走向繁榮。同時，司馬遷透過人類的求利行為，看到了其後的享樂欲望。他認為：「享樂同樣具有本能，且與求利行為相輔相成。這種享樂本能，如果沒有外部因素的影響，它將會發揮到極致，使人類沉迷其中。」
凡事皆有兩面，甚至是多面，這就是事物的多樣性，它的存在是為了在不同事物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防止出現兩個極端。
司馬遷覺得，享樂本能不可以外界的力量進行干涉，但同時，亦不能「塗民耳目」，使人作出極端行為。可即不能人力干涉，又要防止「塗民耳目」，又該怎樣做到呢？這時，就能體現求利的重要性，它與享樂欲望本質相同，相當於同一事物的兩面，相輔相成，互相制約，以尋求一個平衡點。
司馬遷提出的「天道自然」觀，在經濟政策上的體現莫過於善因論，他認為：「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即：希望君主對待經濟政策，要採取順其自然的態度，這樣富商才能走遍天下，貿易往來才會更加繁榮暢通，每個人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
司馬遷曾在《貨殖列傳》中，嘲諷桑弘羊的「與之爭」，顯然，他並不讚同桑弘羊制定的政策。
反觀春秋時期法家代表人物管仲所提出的「設輕重九府」，司馬遷卻給予一些肯定，但是，也僅僅是一些罷了。對於「設輕重九府」，司馬遷並非全部讚同，他認為：「管仲的思想存在一定的缺點。儒家思想在司馬遷心中，要高於法家，原因自然是他覺得儒家對經濟的干預力度較小。」
盡管如此，儒家、法家在他心中，仍舊比不上道家思想。善因論是道家思想的一種創新與延伸，它不僅保留了道家的真諦，且核心的足欲觀明顯要強於老子的寡欲觀。司馬遷借助善因論，對西漢的一些經濟政策進行評價，他覺得惠帝、高後時期，西漢的經濟最繁榮。
而漢武帝時期，桑弘羊為了增加財政收入，配合國家對外征戰，制定並推行了一系列剝削百姓的經濟政策，如：鹽鐵專賣、酒榷、均輸、平準等，極大影響了國內經濟的發展，造成社會動蕩，百姓流離… …但在司馬遷看來，這就是與民爭利的後果。
參考資料：
『《貨殖列傳》、《平準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