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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和蘇東坡都反對王安石變法這件事，確實讓後人不太理解。
司馬光和蘇東坡的反對，絕不是出於個人恩怨。事實上，他們根本就沒有個人恩怨。而且，就算有個人恩怨，他們也不會把它放在國家大事上。宋朝的文官和明朝的文官，是有很大區別的。宋朝的文官，在人格上都是比較獨立的，人品也是很好的，絕對不會做那樣的事。
那麼，既然司馬光和蘇東坡與王安石沒有個人恩怨，而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又是為了富國強兵，對國家有好處，他們為什麼又要反對王安石變法呢？
（王安石）
我覺得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他們對祖先遺產的態度不同。
中國是一個祖先崇拜的國家，對祖先留下來的文化遺產，對祖先留下來的綱常規矩，都是推崇備至的。就拿古代人一直認為「堯舜時期是最好的政治藍圖，孔孟學說是最好的道德藍圖」這一認識來說，就可以看出，古人是崇敬祖先而鄙薄今人的。
司馬光和蘇東坡反對王安石，就是因為，他們認為王安石改變了祖宗之法。
改變了祖宗之法，有什麼壞處呢？簡單地說，就是把社會搞亂了。堅守「堯舜時代」與「孔孟之道」，堅守祖宗的這些東西，社會就會很穩定，就不會出亂子。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個「平」字，就是讓天下太平不出亂子的意思。
在這一點上，司馬光比蘇東坡表現得尤其厲害。
（蘇東坡）
第二，對「民本思想」的不同理解。
當官應該以「君」為本，還是以「民」為本，從儒家開始，其實就已經爭論不休了。孟子說：「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就鮮明地提出了「民本思想」。
王安石變法，根本的目的，是為了增加國家的財稅收入。要增加國家的財稅收入，自然要剝奪老百姓的收入。司馬光和蘇東坡與王安石的爭論，很大一方面就在於這一點。
司馬光和蘇東坡都批評王安石變法是「與民爭利」，高揚「民本思想」。王安石當然不同意。王安石說，我確實也是在維護大宋朝，維護君王，但我也是在維護老百姓。只有保住了大宋朝的平安，確保了國家的正常運轉，老百姓才能過上和平安寧的日子。否則，如果國家沒有錢打仗，沒有錢發薪水，國家完蛋了，沒有「國」了，哪還有「家」呢？
所以說，其實不管是王安石，還是司馬光和蘇東坡，他們都堅持「民本思想」，只不過是對「民本思想」的不同理解而已。
（司馬光劇照）
第三，對於集團利益的維護。
司馬光和蘇東坡反對王安石變法，雖然沒有私人恩怨，但是有集團利益的考量。這種集團利益，就是「朋黨之爭」。
朋黨問題，一直是古代朝廷官員的嚴峻問題。宋朝的時候，從范仲淹的「慶歷新政」開始，就已經有「朋黨之爭」了。歐陽修甚至直接為朋黨辯護，認為好的朋黨，對國家是有利的。（但什麼朋黨叫好的朋黨，歐陽修並沒有回答。）
這種「朋黨之爭」，通過王安石變法，達到了高潮。王安石為了達到變法的目的，在選拔人才的時候，都用那些很支持他的人。而另外一些不支持他的，不管那人人品如何，能力如何，都壓制使用。王安石變法以後，司馬光上台，這種朋黨表現得更加厲害。司馬光在做法上，就是一概否定王安石。當時蘇東坡就說，王安石的有些做法，其實還是不錯的，應該堅持。但是司馬光採用一刀切的方式，因為這樣直截了當，黑白分明。
當然了，蘇東坡其實也有朋黨，他是「蜀黨」領袖，和「洛黨」相對。
而這種朋黨，因此損壞了北宋早年良好的政治生態，到北宋晚年的時候，出現了六大奸臣。這六大奸臣，其實就是因王安石變法引發的結果。
（參考資料：《宋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