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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圖來自電影《倭寇的蹤跡》
一
當明朝大海商汪直（1501—1559）被拉到杭州一個港口處死的時候，不知道他會不會扇自己兩耳光，為什麼信了徽州老鄉胡宗憲的鬼話。
但浙直總督胡宗憲也是沒有辦法。
為了平息東南沿海的「倭患」，胡宗憲與汪直的海商集團鬥智鬥勇多年。兩人互相影響，竟然產生了共同語言。
汪直做過鹽商，後來加入海上走私集團。隨著勢力和威望攀升，成長為東南海域、乃至日本一帶的海上一哥。
最鼎盛時，汪直擁眾十萬餘，大小船只無數，自稱「徽王」。過往的船只，都要打著「五峰」（汪直，號五峰）旗號方能通行。
然而，關於汪直的身份，朝廷和民間的認識卻出現了撕裂。
汪直自認是一個利國利民的商人，經營海外貿易，既能賺錢，又能為國家守衛海疆。因此，他還曾自稱「淨海王」，海氛澄清，邊疆無事，有他的一份功勞。
任何時代，朝廷不能容忍任何私人武裝的存在。於是，汪直毫無爭議地被官方定性為海寇。縱容？合作？都是不存在的。
胡宗憲正是作為汪直的死對頭，來到東南任職的。
在長年的鬥爭中，胡宗憲頗有些被汪直「洗腦」的嫌疑。他逐步認識到，只有開放海禁，才能徹底平息沿海海寇，所以想改剿為撫。
胡宗憲與汪直談條件，許諾其不追究前罪，並開放海禁。
有了總督大人的包票，汪直進入杭州，暢遊西湖，就這樣被誘捕了。
胡宗憲立馬上奏，一心想兌現他的承諾，請求皇帝免汪直一死，讓其充當沿海防衛，以安倭奴人心。
奏疏剛發出去，地方官員聞訊，紛紛傳言胡宗憲收了汪直幾十萬兩金銀，才為其求情。
胡宗憲嚇傻了，趕緊派人追回那封奏疏，重 新髮了一封。在新的奏疏里，胡宗憲措辭嚴厲，說汪直是製造沿海緊張局勢的罪魁禍首，罪不可赦！
這一刻，汪直已經知道，自己的生命將畫上句號。
講這段史實，不是為了八卦這一對徽州人的恩怨，而是為了說明：在明代，對待海洋的態度，關乎每個人的身家性命，無論你是商人還是高官。
支持海禁，抑或反對海禁，是兩條路線的殊死搏鬥。
汪直的崛起與死亡，胡宗憲的反悔與自保，都被裹挾在這場曠日持久的路線之爭中。而從世界的角度來看，他們也將預見一個龐大帝國終將衰落的肇因。
1559年，汪直被處死的那一年，一個叫努爾哈赤的人降生了。
同年，伊麗莎白一世加冕為英國女王。英國在她的治下，一躍成為歐洲最強國。她因為縱容和扶持海盜集團的擴張，後來被稱為「海盜女王」。
▲伊麗莎白一世利用海盜擴張，中國皇帝則對海盜務必趕盡殺絕。
二
最近，我一直在反思，1840年那場堪稱「國恥」的戰爭，中國是怎麼輸掉的。
原因當然要從1840年以前去找。事實上，當英國軍艦出現在中國海域的時候，戰爭的結局就已經寫好了。
所以，這個問題就變成了，近代以前，中國與西方的差距是怎樣逐步形成的。
之前，我從人才（後台發送「逆淘汰」提取文章）、科技（點擊）、武器（點擊）和整體觀念（點擊）等方面都做了一些解讀。現在，我想從海禁的角度，追溯這個問題。
沒想到，這一追就追到了明太祖朱元璋頭上。
在朱元璋之前，中國從未有海禁政策。遠的不說，在老朱建國之前的宋、元兩代，均以開放著稱。
宋代的皇帝，無論如何荒唐或恐懼戰爭，經濟意識卻都十分超前。商稅是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構成，其中源自進出口貿易的市舶收入亦十分可觀。
相比之下，明初的商稅年收入，僅為北宋時的1%，可見宋代商品經濟的發達，以及老朱建國後的倒退程度。
在這種情況下，宋代皇帝都奉行實用經濟理性，不但不禁止海外貿易，有時還特別提倡和鼓勵。
元代基於大一統的開放性，較前朝有過之而無不及。最典型的表現，是在南糧北運中採取了海運。
由於元代的政治中心在北方，當時的經濟中心在江南，這就需要啟動南糧北運工程，將江南出產的糧食運輸到京城。
隋代以後，南糧北運基本都靠漕運，即通過大運河運輸。但元代從1282年開始海運嘗試，歷經十餘年的冒險和試錯，終於找到了一條經濟、安全、快捷的航線，從浙西運糧到京師，只要十多天時間。
從此，海運與元代統治時期相始終。
更深刻的變化隨之而來。因為海運的昌盛，促進了元代商品經濟的活躍，以及航海技術、造船業的大發展。以至於有歷史學家感慨，如果循著這條道路前進，中國將成為世界上的海上強國，將加速資本的原始積累過程。
但是，歷史在這里拐了個彎。
明朝建立後，朱元璋親手葬送了中國的海運之路。
具體來說，朱元璋建國後，數次發布禁海令，包括將各地市舶司撤掉，頒布法律，規定片帆不許入海，民間不許販賣舶來品，也不許將圈定範圍內物品販運出境。違者，最高將處絞刑。
朱元璋為什麼要逆歷史大勢，實行海禁呢？這就涉及統治者的自私了。
明初海疆不靖，張士誠、方國珍等原本占據江南的抗元力量，被朱元璋打敗後，殘餘勢力逃亡海上。這些海上反明勢力，被定性為國家的不穩定因素。
既然剿殺不盡，朱元璋想到的辦法就是禁止人民通海，一來與反動勢力隔絕，二來是想從經濟上切斷反動勢力的補給。
總之，為了大明政權的穩定，海洋經濟以及沿海人民的生計，都可以犧牲，而且必須犧牲。
如果朱元璋的海禁政策終其一朝而止的話，那中國也就失去三四十年，不至於失去數百年。
但是，他是朱元璋，是開國太祖，他的話和政策被尊為「祖訓」，變成國家的最高意識形態，後世子孫都必須嚴格恪守。
這就對後來整個中國歷史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
▲朱元璋的海禁政策，禍害兩個朝代，影響極壞。
三
朱元璋的海禁政策，開了一個很壞的先例。在他之後，海運由盛轉衰，海運與海禁進行了長期激烈的博弈，中國逐步由對外開放走向了閉關鎖國。
這中間的歷史頗多曲折反復，海禁政策並非一成不變，但統治階層的觀念禁錮卻越來越嚴重了。
明成祖朱棣時期開始，鄭和七下西洋，聲勢浩大，影響深遠。我們一直以此自豪，說中國人的遠航，比哥倫布、麥哲倫早了一個世紀呢。
但是，兩者具有可比性嗎？鄭和的遠航，是去海外宣揚盛世王朝的德威，要四夷遣使來朝，稱臣納貢。這是服務於明朝的朝貢體系，政治性遠大於經濟性。
這個理念跟近代的殖民主義迥然不同，不僅不追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反而是去做賠本買賣。
說白了，鄭和下西洋就是撒錢去的，撒完了，換些奇珍異寶、異域風物跟皇帝交差完事。
可惜了中國那時航海技術與造船工藝的世界領先性。這得益於宋、元的傳承。但在鄭和之後，中國在海洋世界的榮光慢慢褪去，再回看歷史，大家才驚覺，這竟是一次無可復制的回光返照。
到了明憲宗時，皇帝想派人第八次下西洋，兵部車駕郎中劉大夏站出來阻止。他先把鄭和當年出使西洋的檔案資料藏匿起來，準備銷毀，然後勸諫說，鄭和下西洋「費錢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
劉大夏說出了鄭和下西洋的本質——投入和產出不成比例，但他沒有進一步想怎麼去重新設計這個傳統項目的效益，而是直接叫停了。
明朝就這麼「心甘情願」地進入了一個徹底守成的階段。私人的海外貿易，這條路早被朱元璋堵死了；如今官方的朝貢體系，也坐等四夷來朝，而且經常任性，要麼對朝貢口岸時開時停，要麼對某國實施經濟制裁，敕令「爾等別來了」。
此時的明朝還是世界第一大國，然而，這樣一個保守的老大哥，在近代化的前夕將會把整個東方世界帶向何方？是帶往大海星辰的征途呢，還是帶進溝里？
嘉靖一朝（1522—1566），中國的海禁進入史上最嚴時期。嘉靖帝的政策，居然比「祖訓」還要嚴得多，簡直是比朱元璋還要朱元璋。
肇因其實很無厘頭。嘉靖二年（1523），日本一下子來了兩個使團，都想跟中國進行朝貢貿易。明朝政府根本沒有人了解日本國內情況，不知道當時日本處於「戰國時代」，別說來倆，來四也很正常。大明官員擺出一副「我們只承認一個日本」的姿態，導致兩個使團為爭正統，在中國家門口打起來了。
這場使團仇殺，最後殃及寧波、餘姚等沿途官民，被政府扣上「倭寇侵擾」的帽子。
大明官員們借此大做文章，搬出「祖訓」是最高指示那一套說服皇帝。嘉靖帝一怒，都別搞了。於是連市舶、朝貢口岸都關閉了，省得生事。
官軍出動，在海上巡邏，緝捕出洋走私者。以走私起家的海商們，和靠權力尋租獲利的官紳們，這下都坐不住了。
他們暗中聯合起來，武裝反抗緝私官軍。一場海禁與反海禁的戰爭，開啟了。而在史書上，反抗者都被貼上「倭寇」的標籤。事實上，大家都是大明的子民。
大海商許棟、李光頭勢力最強，與巡撫浙閩的朱紈進行了殊死搏鬥，最終二人均被俘。朱紈在給朝廷報捷的奏疏中，指責浙閩的世家大族與「倭寇」有勾結。這不啻於在浙江、福建的沿海豪勢富貴家族中扔下一顆炸彈，炸開了。
兩地的豪門大族開始反擊，說被俘的許棟、李光頭等人都是良民，不是賊黨，更不是倭寇，要求從輕發落。
求情無效，被俘者96人均處死刑。
這一下，浙江、福建籍的朝廷言官紛紛出動，彈劾朱紈。轉瞬之間，「禁海」名臣朱紈，成了待罪之徒。
朱紈無限感慨：「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盜猶易，去中國衣冠之盜尤難。」
衣冠之盜，指的是那些主張開放海禁的朝野士大夫。
朱紈陷於絕望之中，自知民憤極大，「縱天子不欲死我，閩浙人必殺我」，喝下毒藥自殺。
這場海禁與反海禁的鬥爭，表面看來勢均力敵，各傷五百。但在十年後，繼承許棟崛起的大海商汪直被誘捕後，胡宗憲明知海禁才是製造所謂「倭寇」的原因，但他為了自保，卻不敢說出來。
可見，支持海禁的勢力已經達到了頂峰。
▲明朝中後期的倭寇，基本都是中國人假扮的。
四
物極必反。1567年，隆慶帝繼位。一名福建官員鬥膽上疏請開海禁，居然獲準。
此後，私人海外貿易仍受到各種限制，例如出海要有「由引」（即憑證），船數和販賣物品都有限制，而且不準前往日本。不過，私人出海貿易畢竟獲得了合法的身份。這在整個明代應該說是一種根本性的變化。
在明朝歷史上，「隆慶改元」頗有幾分改革開放的意思。這都是被現實逼出來的。
朱元璋建國以來兩百年，明朝以物換物的賠本買賣，到此時難以支撐下去。用史學家楊念群的話說，明朝的經濟身體循環中，逐漸出現了「白銀中毒」的症狀。
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白銀都是最硬的通貨。白銀需求量劇增，而中國本土出產白銀甚少，無奈只能通過海外貿易換取。據估算，從16世紀中期到17世紀中期，流入中國的白銀有7000—10000噸，世界上發現的白銀，最終絕大部分都流入了中國。
晚明的經濟狂飆，與海禁鬆弛關係巨大。但這不能歸功於政府的作為，恰恰是政府的無能為力，才開創了一個經濟的新時代。
一個弱勢的、失控的集權政府，造就了經濟繁盛的局面，這真是歷史的諷刺。
那麼，朱元璋的「祖訓」是不是在這時就被拋棄了呢？並沒有。中晚明以後的皇帝，沒有一個有魄力去更易整套意識形態，相反，「祖訓」時不時以各種形式復活。
在政策制定這種形而下的層面，「祖訓」被暫時擱置不議。但在思想意識層面，「祖訓」永遠是核心，是靈魂。
萬歷年間，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來華。他繪制了《輿地山海全圖》，朝廷官員看到了：中國竟然不在圖的中央，尼瑪，這是邪說惑眾啊！
利瑪竇情商很高，重新繪制了一幅《坤輿全圖》，獻給萬歷帝。這次，中國被他放在了世界中央。
但背地里，他卻在書中提出了尖刻的批評：「因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國人認為所有各國中只有中國值得稱羨。」
正是「祖訓」中潛藏的這種中心主義、唯我獨尊的「自信」，慢慢害了中國。
不僅如此，利瑪竇還驚詫地發現，「倭寇」憑兩三只船就能隨處登岸，攻擊城鎮，肆意燒殺，就是利用了中國人怕海的心理。海路運輸既迅捷又節省，中國人卻極度害怕海盜打劫破財，寧可循規蹈矩，龜守在內地風平浪靜的河道中運輸貨物。
他的觀察還是相當犀利的。哪怕在名義上開放海禁的時代，他仍能洞穿中國人對於海洋的內心恐懼。這又不能不說是「祖訓」兩百年規訓出來的「成果」了。
隆慶年間，漕運總督王宗沐提出，南糧北運想學習元代走海運，不走漕運。朝廷輿論，整個炸了。關於海運與漕運之爭，官員們進行了漫長而又無意義的爭吵。
唯一的結果是，什麼都沒有改變。元代那種擁抱大海的心胸，從來就未被明代的官僚精英感受到，即便有一兩個人感受到了，也會被集體的唾沫淹死。
▲隆慶年間，官員重啟海運的計劃落空，運河漕運仍是唯一出路。
五
回望歷史，晚明畸形的經濟繁榮，更像是無根之木。它的夭亡，只是時間問題。
在中西方歷史發展的分岔口，兩個至關重要的年代很快到來，而我們一個也沒有把握住。
這就是17世紀40年代和18世紀50年代。
17世紀40年代，英國爆發資產階級革命，標誌著西方社會進入資產階級世界革命階段。而中國在這個時候，完成了新一輪朝代更替，明亡清興。
清朝一入關，推翻了老朱家的江山，卻把老朱的衣缽繼承了。為了封鎖海上反清復明勢力，清初幾乎沒有猶豫就照抄了朱元璋的海禁政策。
一百年後，18世紀50年代，英國開始爆發工業革命，推動資本主義經濟的第一次騰飛。幾乎與此同時，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朝下令關閉了沿海3個口岸，僅留廣州一口通商。
本來，康熙在戰勝鄭氏海商集團之後，在上諭中說：「先因海寇，故未開放海禁。今海氛廓清，更何所待。」
「更何所待」四個字，把康熙迫切要求海外貿易的心情表達得淋漓盡致。可見康熙還是稍微有世界視野的皇帝，清初之所以照抄朱元璋的海禁政策，是迫不得已的權宜之計。
但到了他的孫子，就是真孫子了。
大概在乾隆十七年（1752），湖北發生了馬朝柱反清案。馬朝柱在深山里安營紮寨，名為「天堂寨」，同時宣稱「西洋不日起事，興復明朝」。
縱觀當時的史料檔案，對此事進行復盤，馬朝柱基本是後來的洪秀全初始版。他的信徒很快就抓獲，根據地也被搗毀，但馬朝柱失蹤了。
這就給了各種反清勢力神化馬朝柱的基礎，也成了乾隆的一塊心病。他一聽到「天堂」「西洋」這種詞匯就頭大。
當時，西歐各國不斷進行海外殖民活動，亞洲許多國家相繼淪為殖民地。沒有證據表明乾隆是否真的相信馬朝柱的鬼話，認為洋人會參與到反清復明的謀逆之中。
但此事的長尾效應恰是，乾隆宣布中國對世界關上了大門。
只是這一次，再也不是天朝不陪你們玩了，而是天朝被世界徹底拋離了近代化軌道。
很奇怪，滿人入關，一直有怕被當作蠻夷的自卑心理，文化自信嚴重不足，所以處處模仿漢制，不惜全盤走朱元璋道路。但是，到了洋人面前，漢化的滿族統治者就表現出了他們極端的傲慢與偏見，真是把老朱家的自大學到骨子里了。
有這麼好學的精神，轉過來學習西歐的開放性與海洋性，1840年的遭遇戰在誰家門口打還不一定呢！
或者說，如果滿清承續的是宋代，而不是明代，那麼，他們的皇帝是否就能學到宋代對海洋的開放心態，像元代一樣，而不會受到朱元璋思想的「毒害」呢？
可是，歷史啊，永遠無法重置，只能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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