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每日電訊對話中央黨校周天勇：如何看待民間投資的冷與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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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每日電訊對話中央黨校周天勇：如何看待民間投資的冷與熱？新聞第1張

11月1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民營企業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新華社發(盛佳鵬攝）

11月1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民營企業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

「所有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完全可以吃下定心丸、安心謀發展！」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聚焦民營經濟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提出減輕企業稅費負擔、解決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營造公平競爭環境等6個方面的政策舉措，實實在在為民營企業解難紓困，極大地鼓舞了廣大民營企業家的信心。

2016年07月19日，《新華每日電訊》曾刊發一篇《學者與記者的對話：民間投資「冷」與「熱」》的報導。今日重發此文。

學者與記者的對話：民間投資「冷」與「熱」

來源：2016年07月19日《新華每日電訊》6版

作者：新華社資深記者劉荒

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

新華社資深記者劉　荒

【編者按】

2016年以來，民間投資增速急劇下降，引發社會輿論廣泛關注。國家統計局上周公布，1至6月份，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名義增長2.8%，與2015年同期民間投資及今年同期全社會投資相比，降幅均已超過六成；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占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比重為61.5%，比2015年同期下降3.6個百分點。

如何破解民間投資遇冷跳水的困局，事關大陸宏觀經濟的穩定運行。2016年5月初，國務院派出9個督查組赴18個省(市、區)，對促進民間投資政策落實情況開展專項督查，找亮點、查堵點、摸痛點、破難點；各部委密集發聲，頻頻釋放穩定民間投資的政策信號。

最近，新華每日電訊特邀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教授周天勇、新華社資深記者劉荒，走進第15期「議事廳」，聚焦制度性壁壘的「老問題」，剖析結構性改革的「新挑戰」，探求經濟增長與投資波動的內在邏輯，揭示政策信號對市場預期的多重影響，並有針對性地提出了一些對策和建議。

◎民間投資最集中的傳統製造業、房地產業和民間服務業，似乎已變成「產能過剩嚴重、庫存壓力巨大和政府管制過多」的代名詞

◎一定要明確，中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大陸現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必須堅持，毫不動搖地支持個體私營經濟發展，保護私人財產和知識產權，進一步加強對有恒產才能有投資和創業恒心大道理的認識，不翻私營企業家舊帳

◎要真正把民營經濟當成自己人，使政策誠意比政策意圖更優先，而不是去產能時把人家當贅肉，穩增長時逼人家做「接盤俠」

◎民間投資既要穿過制度壁壘的「三重門」——「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還得翻過企業成長的「三座山」——市場的冰山、融資的高山、轉型的火山

◎只有打破金融壟斷，讓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推動利率市場化，才能使銀行業充分競爭，降低融資成本，避免銀行「順周期」使得民營經濟被「逆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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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投資下滑為何引起中央重視

周天勇：中央高層對民間投資遇冷如此重視，我認為主要有三個方面原因。首先，民間投資低迷乏力的形勢異常嚴峻。2016年以來，占國內總投資60%以上的民間投資斷崖式下滑，嚴重拖累了國民經濟增長。1至5月份，民間投資增速跌至3.9%，不及去年同期增速12.1%的三分之一；5月份，當月同比增速僅為0.98%，創歷史新低。

其次，投資環境遇冷，導致民間資本外流嚴重。截至5月底，大陸今年實際利用外資542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735億美元；非金融類對外投資出現逆差，投資者僅在美國買房支出就高達610億元人民幣，還不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此外，許多民營企業對外投資由地下錢莊匯出或其他非法方式流出，並沒有計入國家的統計。

第三，民間投資脫離實體經濟問題突出。一方面投資需求疲軟，另一方面民間資本又不進來。2016年以來，很多民間資本先進入股市，股市暴跌後又轉入一二線城市的房市，再後來又把期貨炒了一遍，期貨下跌後又湧入三四線城市的房市。這種「脫實入虛」到處炒泡沫的現象，對中國經濟非常不利。

劉荒：從2005年到2015年，民間投資增速由50%下降到10%左右，若剔除「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年份，年均下降超過5個百分點。2016年降幅雖呈擴大趨勢，若沒有投資結構惡化相疊加，恐怕也不會引起高層特別重視和市場深度擔憂。

進入2016年，以增速急劇下滑為標誌，民間投資開始遭遇「冰桶挑戰」——連續10年攀升的民間投資占比曲線，在2015年峰值逾65%後突然箭頭向下；多年高於全社會投資2%～3%的民間投資增速，急劇下行形成「剪刀差」；大多數地區、產業民間投資頹勢明顯、經濟分化加劇，資源錯配和產能過剩的「擠出效應」聚合放大。

毋庸置疑，對正處於新舊動能轉換關鍵時期的中國經濟而言，每年創造約60%國內生產總值、80%就業崗位、50%以上稅收的非公有制經濟，是穩增長、調結構、促就業的重要支撐力量。民間投資急劇下降並與全社會投資增長髮生背離，無異於拉響了宏觀經濟風險的警報，自然引起了決策層的高度關注。

督查中企業反映哪類問題最突出

周天勇：從國務院督查組綜合反饋的情況看，當前民間投資面臨的問題中，有四個最突出:一是部分法規政策不配套、不協調、落實不到位，二是民營企業在市場準入、資源配置和政府服務等方面，難以享受與國企同等待遇，三是融資難融資貴、繳費負擔重，四是一些幹部不作為、不會為、亂作為，少數地方政府失信。

按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求，打好政策「組合拳」非常重要。其中，落實減稅清費等降成本措施，幫助企業渡過難關，則是短期內最有效也最緊迫的經濟政策。從近期企業調研和統計數據看，一些減稅清費措施成了「空頭支票」，企業除了完成當年稅收指標外，還出現回溯性收稅、過頭稅等名目，甚至將中央和國務院的減稅政策執行成了增稅。

一邊是基層稅務人員抱怨減稅和增收「兩頭爭」，考核指標不放鬆；一邊是民營企業家詰問「從上到下都說要給企業降成本，稅收任務一點兒沒下調，稅負怎麼能降下來?」如果繼續由財稅部門主導減稅清費改革，即使中央政府繼續力主為企業降成本，仍有可能發生各級財政收入大幅增長的怪事。

現在看來，如果沒有壯士斷腕的魄力和舉措，企業稅費負擔很難真正減下來，實體經濟投資就會越來越少，製造業向外轉移速度也會加快，經濟增長速度還會深度下滑。

劉荒：自2005年「舊非公36條」到2010年「新非公36條」，每一輪經濟下行，國家都會推出進一步鼓勵民間投資的新政策。盡管投資環境總體趨向寬鬆，但地位不平等、機會不相等、規則不對等的「身份歧視」仍根深蒂固，民間資本難以擺脫夾縫中生存的逼仄感。

一些民營企業家反映，即使有的減稅降費政策看起來誘人，往往由於缺少操作細則，或稅務機關拖宕曲解，企業也只能「望梅止渴」，「再餓」也不敢「吃螃蟹」，生怕踩了偷稅漏稅的「雷」。

在大量公開或隱蔽的制度壁壘面前，自嘲為「二等公民」的民營企業，很難享受到公平競爭的市場禮遇；即使在市場準入的投資領域，現行投資審批制度關卡林立，「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等亂象叢生，也極大地限制了民間資本的有效擴張和良性競爭。

「‘公私分明’的市場壁壘久攻不破，說明姓社姓資的問題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只有加快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才能突破所有制歧視對民間資本的圍剿。」很多民營企業家呼籲，全面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決定，用市場化改革、法治化思維解決所有制歧視的頑疾。

實踐證明，破除所有制歧視既是老問題，也是大問題。要真正把民營經濟當成自己人，使政策誠意比政策意圖更優先，而不是去產能時把人家當贅肉，穩增長時逼人家做「接盤俠」。否則，不僅一些鼓勵民間投資的政策會被懸置，很多重要領域的市場化改革也難以落地。

穿過「三重門」翻過「三座山」

周天勇：第一個挑戰是，人口結構性跨期失衡，傳統工業化提前結束。由人口增長放緩、人口低生育導致的少子化與老齡化，使得大陸22歲～44歲經濟主力人口過度收縮。一方面，勞力人口增速下降，助推勞力力短缺、薪水上漲和養老成本上升；另一方面，主力消費人口減少，住宅、汽車、家電等剛性需求銳減，重化工業出現全面過剩。

從國際經驗看，對工業化前中期人口高速增長過度干預，必然導致工業化中後期人口結構性跨期失衡。經濟主力人口銳減，導致經濟「未富先老」，投資溢滿，產業過剩。這樣不僅阻斷經濟高速增長進程，使傳統工業化提前結束，還會形成擠出性產業轉移壓力。最近幾年，一些民營企業家青睞東南亞、南亞、北非等發展中國家市場，對外投資和產業轉移步伐明顯加快。

第二個挑戰是，服務貿易結構失衡、產業封閉，形成體制性擠出。在正常的結構轉型中，工業化提前結束意味著服務業化提前到來——貨物貿易下降，服務貿易上升。由於大陸旅遊、教育、醫療、文化等服務業長期被壟斷，限制對外資和民間資本開放，市場競爭能力弱，質量提不上來，服務貿易逆差高達4000億美元左右。

這些極具成長性的服務業市場長期封閉、僵化，對國內民間投資和消費產生擠出效應:國內服務領域的旅遊、教育、醫療等消費需求轉移出境外，成為到國外旅遊、留學、看病的支出；民間資本對國內服務業的投資需求也被擠出，201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有64%投向了國外服務業；擠出像阿里巴巴這樣的新經濟紅利，由國外投資者掌控和分享。

另外，一些新的經濟增長領域開拓得不夠。比如，通用航空的低空開放，對美國GDP的貢獻占0.8%，中國人口是美國的4倍，如果像美國一樣開放低空航空，將創造一個萬億元級別的新市場。

劉荒：可見，傳統的增長方式和投資邏輯已經難以為繼，民間投資既要穿過制度壁壘的「三重門」——「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還得翻過企業成長的「三座山」——市場的冰山、融資的高山、轉型的火山，才有可能扭轉急劇下滑的頹勢。

目前，大陸民間投資的重點在東部、中部地區，主要是第二、三產業。2016年上半年，增速下降最大的東北地區和第一產業，同比增長-31.9%和19.7%。由於它們在分類投資中占比過低，僅為5.4%和3.8%，對民間投資的實際影響和拖累，遠不及中部地區和第三產業。

民間投資最為集中的傳統製造業、房地產業和民間服務業，似乎已變成「產能過剩嚴重、庫存壓力巨大和政府管制過多」的代名詞。一些民營企業家反映，現在是實體經濟比較蕭條和困難時期，「三去一降一補」表面上看是國家任務，實質上是市場要求。民營企業首當其沖，有人甚至感覺「現在投什麼什麼虧，有點走投無路了」。

由於投資過度和改革滯後，加劇了民間投資結構惡化。2016年上半年，第三產業做到增加值占GDP比重為54.1%，比上年同期提高1.8個百分點，第三產業民間投資占全社會投資的比重，卻由上年同期的54%下降為49%，「擠出效應」明顯。雖然國資主導的基建投資在穩增長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卻沒有形成對民間投資帶動的「擠入效應」。

製造業和房地產業投資遇冷，使一些「無門可入」的民間投資開始「奪門而出」。以民營經濟活躍的浙江為例，2016年一季度全省對外直接投資額376.2億元，增速高達70.7%；而1-4月全省民間投資增速僅為3.1%，遠低於全國5.2%的平均水平。

究竟「水太冷」還是「心漸涼」

劉荒：最近一段時間，輿論對「融資成本高、稅收負擔重、壁壘歧視多、政府不作為」等營商環境弊端口誅筆伐，一針見血；但企業對「需求疲弱、產能過剩、利潤下降和預期紊亂」等市場環境惡化憂慮重重，遠未改善。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影響投資的主要因素是對未來收益的預期。由於民間投資具有預算和利潤雙重「硬約束」，是市場內生的有效投資需求，對經濟冷暖的敏感性更高。一些民營企業家坦言，他們既怯於市場「水太冷」，又憂於政策「心漸涼」。

也許，這才是當前民間投資意願下降的根源。尤其需要理性認識、正確看待，把重點放在內生動力的開發、啟動和釋放上，而不是不顧投資風險、產能過剩和結構惡化的政績追求上。

簡而言之，今天的投資結構就是明天的產業結構。當前，許多供給成熟和供給老化的製造業，面臨去產能、去庫存的結構性轉型壓力，而民間資本在製造業投資增長占比仍高達86.6%。如果還繼續盲目擴大投資，民間投資從傳統製造業向新興戰略產業、服務業轉移的結構調整目標，就會變得遙不可及。因此，開放投資空間要優於追求投資速度，要為民間投資結構調整留出窗口期，這個成本當然也包括短期對經濟增長的拖累。

同時，民間投資的盈利結構也需要優化。首先，由於地方政府強勢主導經濟，民間資本往往既追求市場盈利又謀求政策套利，製造業中相當一部分過剩產能，就是當初瞄準土地、稅收、補貼等優惠政策套利而形成的，一些新興產業套利現象比較突出。另外，由於投資收益差別導致民間投資「脫實入虛」，當炒股票、炒房子、炒期貨等可以有成倍收益，理財利息可以達到4%～5%，就會導致民間資金「脫實入虛」，加劇泡沫、擴大杠桿，助長「一夜暴富」的浮躁社會心理。

周天勇：要恢復民營經濟信心，不僅需要戰略性的結構調整，特別是趕超和顛覆性的創新，更需要排除各方面干擾和阻礙，大力度地改革，破除思維定式，來一場深刻革命。

首先，要從「公要多一些，私要少一些」的思維定式中解放出來。一些學者認為，社會公平與所有制結構密切相關，公有經濟成分大小決定社會公平的成色。我們通過國內外數據比較發現，越是國有經濟比重高、民間投資不活躍的地方，基尼系數越高、收入差距越大。國外從東亞到拉美、國內從西北到華東，基本都符合這個結論。

其次，要從「計劃多一些，市場少一些」的思維定式上解放出來。一些學者認為，加大國家計劃控制資源和再分配的力度，可以解決市場失靈導致的貧富分化。我們從國內外比較經驗看，凡是受計劃經濟體制影響較深、市場化程度不高的地方，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就大，基尼系數就高。無論前蘇聯還是大陸中西部地區，概莫能外。

還有，一定要明確，中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大陸現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必須堅持，毫不動搖地支持個體私營經濟發展，保護私人財產和知識產權，進一步加強對有恒產才能有投資和創業恒心大道理的認識，不翻私營企業家舊帳；個人違法並不代表企業違法，處理違法不能隨意查封和關停企業；要處理好依法改革與修法太慢的問題，改革需要突破舊法束縛的關係；要進一步按照負面清單管理方式，改革行政及其行政事業性的一些管理體制，讓市場決定，做好放權、松綁的工作。

防止「順周期」變成「逆淘汰」

劉荒：對於民營企業尤其中小企業來說，融資難、融資貴始終是一個無法回避的痛點。近年來，國家出台要求銀行扶持民營企業的文件不少，但由於多數都是指導性意見，實際效果不理想。

一份面向中小微企業的官方調查顯示，完全依靠自有資金擴大生產的受訪企業僅占4.2%，58.7%的企業融資首選銀行貸款，能得到足額貸款的企業僅占申請貸款企業的6.6%。

正當人們為大多數民企融資難融資貴而焦慮、為因銀行惜貸、壓貸、抽貸造成民企資金鏈斷裂憤怒之時，民間投資最為集中的製造業，正在成為銀行不良貸款最集中的行業之一。有數據表明，工行、農行、建行的製造業不良貸款率，2015年末分別為3.43%、5.45%、5.89%，比2014年末大幅上升了1.10～2.18個百分點。

民間投資增速下滑、銀行不良貸款率上升，這「一降一升」使轉型經濟深陷新的「兩難」之中。顯然，充分參與市場競爭的民企和壟斷性經營的銀行，對風險與收益的配比選擇並不相同。這也解釋了國家要求以盈利為主要目標的商業銀行，為民營中小企業提供貸款——相當於為銀行增加成本、犧牲利潤和加大貸款風險，為何總是難以奏效的原因。對於壟斷性經營的商業銀行來說，「順周期」開展業務是再理性不過的事情，似乎並不在意「晴天送傘、雨天收傘」的譴責。當然，這並不包括那些違反合同契約和商業道德的行為。

顯然，用松緊腰帶的方式解決肥胖問題是無益的。只有打破金融壟斷，讓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推動利率市場化，才能使銀行業充分競爭，降低融資成本，避免銀行「順周期」使得民營經濟被「逆淘汰」。

周天勇：說到融資，首先要知道大銀行不給小企業貸款的原因。一是因為這種行為本身不經濟。大型銀行要給中石油之類的大企業貸款，一筆貸款就可以放款50億元，運行成本很低；如果要給每個小企業貸1萬元，這50億元需要放貸50萬戶，光人工成本得有多大?二是因為信息不對稱。大型國企既有規模又有品牌，還有國家信用的隱性擔保；可胡同里的一個小企業要貸款，銀行很難弄清楚它的真實信息。三是大銀行從來都是反對民營銀行發展的，雖然中央說要鼓勵發展小銀行，但實質上並不順利。

還有個新問題值得注意，就是減稅和增值稅改革，並沒有使民營企業的真實稅費率減下來。首先，以前民營企業偷稅漏稅比較多，「營改增」後偷漏不了了；第二，「五險一金」在企業成本中增長非常快，現在稽查力度加大，這部分支出也上升了。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高利貸。企業的借貸成本體現在貸款方來看，主要是三部分:一是銀行的利息，扣除銀行經營成本後，2014年銀行的純收入是18000億元；二是非銀行機構，主要包括信托、小貸、典當、擔保、租賃等，也就是所謂的影子銀行，2014年的利潤在1萬億左右；三是民間借貸、地下錢莊集資和高利貸，大約也是18000億元。如果全口徑計算，整個企業的借貸成本高達4.6萬億元。

我認為，如果不從根子上改革扭曲的、高利率的銀行業結構和形成機制，用行政命令的辦法，不可能根治國民經濟借貸資金高成本的頑疾。當前，應當盡快推進放寬城鄉中小微銀行的準入改革，改變「不改銀行業結構而放開利率」的改革思路，打破銀行業高度集中壟斷的格局，以結構合理的市場競爭來降低資金價格。　

推動創新改革才是「定心丸」

周天勇：要穩定民間資本的投資預期，首先是安全問題，如果沒有穩定的安全預期，投資跑了，消費也跑了，經濟當然會下行。其次是發展空間問題，還有就是稅費和要素成本問題。這些都是民營企業家非常關心的問題，需要穩定的宏觀政策和社會環境來保證。

與民間資本呼籲打破壟斷、公平競爭的開放要求不同，一些地方官員則糾結於「依法行政與創新改革」的發展悖論之中——進而無據、退而失責，又擔心錯失機遇被扣上「不作為」的帽子。

伴隨經濟社會的轉型發展，在一些地方特別是經濟領域，有的法律法規本身就值得商榷，很多創新和改革都難以進行。比如私營企業要辦醫院，按照現行法律行不通，很多工作根本做不了。以互聯網創業為代表的新經濟、新業態不斷湧現，一些法律法規已經阻礙改革創新和經濟發展，政府若對這些問題視而不見、避而不談，勢必會影響改革預期並飽受輿論詬病。要將這幾百部法律、一兩萬個國務院部門與地方法規、條例，進行全面的甄別、清理、修訂、廢除、討論乃至頒布，廢改立釋都需要時間和成本，經濟發展和創新等不起、等不及，很多法律改完恐怕需要二三十年。

如果完全寄希望於依靠立法主導改革，固然合規合矩，卻有可能犧牲發展機遇；而重大改革於法無據，觸碰中央政策紅線。改革者很容易陷入冒非常大風險的窘境，這是很多改革雷聲大、雨點小、觀望者多的重要原因。

因此，建議中央盡快研究界定重大改革范疇，為制度創新和經濟改革提供空間，推動重點領域加快立法，其他領域充分授權，不讓企業家擔心有違法風險、政府官員畏懼改革風險。雖然中央提出要調動基層創新改革的積極性，但是很多方面仍牢牢束縛著相當多改革的設計，特別是實施和進展，直接關係到很多的重大關鍵改革任務在「十三五」期間能否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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