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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先生對詩歌的講授,真是使我眼界大開。他講課跟一般老師真是不一樣,一般的老師講的只是書本上的知識,而顧先生給我的是心靈的啟發。
顧先生不僅有著深厚的中國古典文化的修養,而且具有融貫中西的襟懷,加上他對詩歌有著極敏銳的感受與深刻的理解,所以他在講課時往往旁征博引,興會淋漓,那真的是一片神行。
我雖然從小在家誦讀古典詩歌,卻從來沒有聽過像顧先生這樣生動深入的講解,他的課給我極深的感受與啟迪。
——葉嘉瑩
」
《魏武與陳王·力與美》
文 | 顧隨
曹公「奸雄」。(今人奸而不雄,是庸才、奴才。)曹孟德在詩上是天才,在事業上是英雄,乃了不得人物。唐宋稱曹孟德為曹公,稱陶淵明為陶公,而李、杜後人皆不稱公,非如此不能表現吾人對曹、陶之敬慕。(曹公、陶公所表現態度,「詩三百篇」中沒有。)
曹公在詩史上作風與他人不同,因其永遠是睜開眼正視現實。他人都是醉眼蒙矓,曹公永睜著醒眼。詩人要欣賞,醉眼固可欣賞,但究竟不成。如中國詩人寫田家樂、漁家樂,無真正體認,才真是醉眼。
欣賞別人的痛苦是一種變態、殘忍,還有一種是白癡,毫無心肝。文學上變態固可怕,但白癡更可怕。這種人便毫無心肝,不要說思想,根本便沒感覺。欣賞田家樂者蓋皆此種人。
人摔倒把他扶起來,只要出於本心,不求名利,這是好人;若有他心,便不成。若有見人摔倒解恨,這也是漢子。若見人摔倒光看著,是白癡。魯迅先生所寫阿Q便近於白癡。若走過不管,如孟子之言「雖閉戶可也」(《孟子·離婁下》)。欣賞田家樂、漁家樂之人,庶幾乎近之矣。若自己做了田家、漁家,還能樂嗎?
要說拿別人痛苦當作自己享樂,這也要點膽量、有點狠勁。如張獻忠,據說他睡覺時床頭懸一人,以刀砍之,鮮血封目然後眠。(四川有「七殺碑」。)此種變態心理,非人之可能。
天才、英雄是「非常」,心理變態也是「非常」。真正的天才、英雄大概也是心理「變態」。而變態很難講。常態以何為準?若以天才為準,則我們都低能,「不夠數」。那麼,你能說天才是「變態」?
屈原、曹、陶、李、杜諸人,寫詩亦只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天才,那是從我們看是天才。餘有近作:
少陵西蜀哪知老,元亮東籬不自高。
此二句上句說老杜,下句言淵明。上句用《論語》「不知老之將至雲爾」(《述而》),蓋工部五十歲後拼命創作,一年作出五卷之多(然全集僅二十卷);我們千載而下看陶公,了不得,而陶淵明蓋「不自高」。凡自己做事若自覺清高,那他心里就混濁;自覺風雅,那他心里就庸俗。
按時代,曹在前,陶第二,杜第三。在文學價值上,蓋亦然。
曹操詩傳下來雖不多,但真對得起讀者。
若人能開自己玩笑是真正幽默家,這要能欣賞自己苦痛才行。(開人玩笑不算,欣賞別人苦痛不算好漢。)如曹公之《苦寒行》: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
羊腸坂詰屈,車輪為之摧。
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
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
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
延頸長嘆息,遠行多所懷。
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
水深橋梁絕,中路正徘徊。
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棲。
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饑。
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
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曹公《苦寒行》詩發皇,而一點也不竭蹶,真是堅苦卓絕,不向人示弱。曹公之能如此,亦時勢造英雄。
果戈理(Gogol)《塔拉斯·布爾巴》寫哥薩克老英雄布爾巴,其子在華沙的刑場受刑,瀕死之際呼喚父親,布爾巴在圍觀的人群中應答兒子的那聲呼喚:「我聽著呢!」說「聽著呢」,不怕敵人捉拿,這才真是漢子。這一點曹公有時如此,不是醉眼蒙矓,也不是殘忍,真是堅苦卓絕。打折胳膊袖子里藏,打掉牙齒肚子里咽,不向人示弱。曹公是不示弱,然還不是向袖子里藏,不是向肚子里咽。
「北上太行山」一詩之最後兩句「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寫痛苦而音節真好。「悲彼」「我哀」兩個雙聲字,用得好。
「三百篇」富彈性,至曹孟德,四言則有錘煉,以氣力勝。其《步出夏門行》: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龜雖壽》)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漢燦爛,若出其里。
(《觀滄海》)
可以此八句代表曹詩。曹操四句寫大海,曰「中」、曰「里」,將大海之雄壯闊大寫出。(看大家詩,不能吹毛求疵。)然仍不如「三百篇」之有彈性,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言有盡而意無窮。陶似較曹有情韻,然彈性仍不及「三百篇」。此非後人才力不及前人,恐系靜安先生所謂「運會」(風氣),乃自然之演變。
The style is the man himself. Style,作風,風格;stylish,特樣的。
白居易《新樂府》——「天寶末年時世妝」(《上陽白髮人》)。西洋作家叫stylist。近代如周氏兄弟,亦stylist。而最近真不成,沒有一個人是stylist。某人自稱我是中國最老文學家,而「老」之可貴在有智慧,寫了一輩子就沒有style,根本不是文學家,新也許新。魯迅作風明快,其做事即快刀斬亂麻。
Style,不但難翻,而且難講。如曹、陶、杜之不同,即各人style(風格、風度)不同。
普通都以為韻文表現情感,餘近以為韻文乃表現思想。中國後來詩人之所以貧弱,便因思想貧弱。一切議論、批評不見得全是思想,因為不是他那個人在說話,往往是他身上「鬼」在說話。「鬼」——傳統精神。不是思想,是鬼在作祟。
餘之所謂思想,乃是從生活得來的智慧,以及對生活所取的態度。既不能禁止思想,就要使思想「轉」出點東西來,不使之成為胡思亂想。
凡作品包括:一情感,二思想,三精神。前二者打成一片,而在詩中表現出來的作風即作者之精神。情感加思想等於作風,而作者精神即從作風中表現出來。
曹、陶、杜三人各有其思想,其對人生取何種態度、如何活下去,各不相同。
曹、陶、杜三人各有其作風,三人各有其苦痛。普通說苦痛偏於外界,悲哀偏於精神。而二者互為因果。假設沒有外界苦痛,悲哀從哪兒來呢?
一個活人生在現世,外界苦痛就造成他內心的悲哀。曹操《短歌行》有句: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短歌行》其後又言: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
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月明星稀」,該休息了,然而「烏鵲」還要「南飛」;想要休息,但「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就沒地方可歇。你有氣力,還是飛;沒力氣了,一頭摔死也可以——這才是真正悲哀。普通人以為傷感是悲哀,而曹公不是傷感。
杜甫亦能吃苦,可是老杜有點花招了。魔術戲法,不是真的,不過假得可愛。老杜在愁到過不去時開自己玩笑,在他的長篇古詩中總開自己個玩笑,完事兒一笑了之,無論多麼可恨、可悲的事皆然。不過老杜老實,大概是無意。(西洋小說中寫一乞兒,臨死尚與狗開玩笑。)常人在暴風雨中要躲躲,老杜尚然,而曹公則決不如此。
淵明前有曹公,後有工部。淵明有時也避雨,不似曹公堅苦,然也不如杜之幽默。但他也有一把傘、一個屋簷、一棵樹,那就是大自然和酒。
顧隨全家1947年夏在北京南官坊口寓所住室門前
曹、陶、杜三人中,老杜生活最苦,他並不甚倔,常受人幫忙。人不能與社會絕緣,所以老杜有時也和無聊人在一起。而淵明沒有,因為他還有幾畝地。然而也還是不行——還乞食。我們再看看老曹,沒人幫他忙,只有自己幹。天助自助者,非常時代造就出此非常人。生於亂世,只有自己掙扎。弄好,成功了;弄不好,完了。所以三人中最寂寞者仍為孟德。其思想、行為不易為人所了解、同情,其艱難也無人可代為解決。陶、杜生活固難還易解決,我想,人間是有好人,人心仁心,愛幫人忙的。幫忙來了看我們接受不接受了。陶與杜皆接受。而孟德悲哀,無人可替他解決困難,別人不能幫他忙。劉備是幸福的,他有諸葛武侯麼!交給武侯沒錯。而老曹交給誰?他多疑——想不疑都不成,誰能幫他忙?
曹公在歷史上、詩史上皆為了不起人物。第一先不用說別的,只其堅苦精神,便為人所不及。陶詩中亦有堅苦,杜甫亦能吃苦。一個人若不能堅苦便是脆弱,如此則無論學問、事業、思想,皆無成就。但只說曹公堅苦,蓋因陶、杜雖亦有堅苦精神,然不純:杜有幽默,陶有自然與酒。而曹公只有堅苦。這一點魯迅先生近似之。
然陶、杜之悲哀亦有老曹所無者。有時他不願接受的幫忙——「嗟來之食」——他也得接受。孟子說:
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孟子·告子上》)
幫陶、杜者,未必是「嗟來」「蹴爾」,可以說人心都有仁心、有溫暖,但是「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孔子家語》),吃人嘴軟,拿人手短。魯迅先生寫賠大換小,而寫收買洋元且反復查看,神氣大了,誰叫你求他破小呢?買賣當如此,一來一往不一樣。
曹公有鐵的精神、身體、神經,但究竟他有血有肉,是個人。他若真是鐵人,我們就不喜歡他了,我們所喜歡的還是有感覺、有思想的活人。我們不喜歡鐵人、金人、石人、玉人……
某雜誌有文章說,若聲音小聽不見,但若太強也聽不見。這話對。作者精神太集中、太強,我們也失去聽力。
一個詩人不必有思有情,主要有覺就照樣可成詩人,而必有覺,始能有情思。
曹子建有覺而無情思。
子建《美女篇》雲:
美女妖且閒,采桑歧路間。
柔條紛冉冉,落葉何翩翩。
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
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瑯玕。
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
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還。
《美女篇》雖寫情思而情不真、思不深。而且詩人必須能代言,中國人頂糟是連自己也不知怎麼回事,頂多知有己而不知有人,談何「代言」?因不知有人,《美女篇》寫美女寫糟了,首句「美女妖且閒」,「妖」,寫形貌,美得太過;「閒」,寫意態,而少情思。而曹子建知道自己,故寫《贈白馬王彪》好。
《贈白馬王彪》全詩七章: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泛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
太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橫。中逵絕無軌,改轍登高岡。修坂造雲日,我馬玄以黃。
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何念?親愛在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鴟梟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疏。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躕。
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孤獸走索群,銜草不遑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
太息將何為?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唶令心悲。
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愛恩茍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殷勤。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
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黃發期。收淚即長路,援筆從此辭。
曹子建作風華麗,此篇乃別調。華麗是眼官視覺。曹子建視覺特別發達,可以其所作樂府為代表。曹子建無深刻思想,只是視覺銳敏。
左拉(Zola),有眼官的盛宴——眼吃。曹子建與左拉不同,曹子建是「富吃」,左拉是「窮吃」;曹子建所見是物象,左拉所見是人生。物象是外表,人生是內相;所見是外表,故所寫是浮淺的;所見是內相,故所寫是深刻的。《贈白馬王彪》雖也是視覺發達,卻深刻不浮淺,便因其有切膚之痛。然而也仍是功過各半:功——深刻;過——小我色彩過重,只知有己,不知有人。
一個詩人,特別是一個偉大天才詩人,應有聖佛「眾生有一不成佛我誓不成佛」「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精神。出發點是小我、小己,而發展到最高便是替全民族、全人類說話了,「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王國維《人間詞話》)。
曹子建在自我抒寫方面,此篇有最大成功。《詩經》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邶風·泉水》),後世之自我抒寫詩人,無論有意、無意,皆不能脫離其自身範圍,一脫離便不是詩了。
詩人之偉大與否,當看其能否沾溉後人、子孫、帝王萬世之業。老曹思想精神沾溉後人,增長精神,開闊意氣。而意氣開闊不可成為狂妄,精神增長不可成為浮囂。曹子建有時不免狂妄浮囂。子建是修辭沾溉後人。以修辭論,《贈白馬王彪》亦非他篇所及。詩人只有真情不成,還要有才力、學力以表現。
《贈白馬王彪》全詩七章。七即一,分為清楚,合為統一,七章皆有線索,似分實合。
章法——篇的組織。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餘之《苦水詩存》中《旅途四首》,章法即受《贈白馬王彪》影響。
句法——句的構成。在此方面《古詩十九首》高山仰止,可望而不可即。
字法——字的選擇,字的位置。如死、亡、卒,用字不同。
在章法、句法、字法上,用功是由勉強得自然。而勉強要自己勉強自己,不是別人勉強自己。
曹子建詩工於發端:
八方各異氣,千里殊風雨。
(《泰山梁甫行》)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
圓景光未滿,眾星粲以繁。
(《贈徐幹》)
高台多悲風,朝日照北林。
之子在萬里,江湖迥且深。
(《雜詩六首》其一)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
上有愁思婦,悲嘆有馀哀。
(《七哀》)
寫五言含蓄難。文學中有含蓄的境界,而又要自然,陶公能做到。曹氏父子含蓄稍差,而真做到了發皇的地步。老曹《苦寒行》發皇而一點也不竭蹶。老曹發皇是力的方面,曹子建發皇是美的方面,如其《公宴》:
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
雖無甚了不起,而開後人一種境界。無論美與力,發皇出來有一共同點,即氣象。後人小頭銳面,氣象不好。子建「高台多悲風」比「明月照高樓」一首妙,便因氣象擴大。《雜詩六首》其一:
之子在萬里,江湖迥且深。
一念就是遠,就是深。可後邊就不成了。人非神,聰明、才力有限,所能只在某一範圍內;超出此一範圍,則莫能為。曹子建詩工於發端,因詩情不夠,只能工於發端。
《贈白馬王彪》好在不工於發端。
首章「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以下數句好,如旅行紀程,不是詩,但是好,徐徐寫來,力氣不盡。此詩發端雖不工,而到底不懈,乃曹子建代表作。
《贈白馬王彪》前數句一直向前,至「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則向回一顧。
「泛舟越洪濤」,用「過大波」,便不成,「越洪濤」三字字音洪大。該洪大便得洪大,該纖細便得纖細。若寫「坐在明月里」(冰心《繁星》),這便是說海;說海寫「坐在火爐邊」,便不成,「火爐邊」,當是說童年的夢幻。
「怨彼東路長」,「怨」字,去聲,便遠;說「恨彼東路長」,便不好;「愁彼東路長」簡直不成。「恨」,也是去聲,但纖細短促。每個字有每個字的音色,色是眼見,百聞不如一見,聽著這個聲音不如看著這個聲音。如老譚唱《碰碑》,過門兒一拉,如見塞外風沙。
第二章「太谷何寥廓」,「寥」,遠;「廓」,深。
「山樹鬱蒼蒼」,「樹」原為動詞,何以不用「山木」?「木」字形太簡單。「鬱」,只言其形象;「蒼蒼」,是其形態。
「霖雨泥我塗」,「泥」,去聲,動詞。老杜詩:「年年至日長為客,忽忽窮愁泥殺人。」(《冬至》)
「中逵絕無軌」,何以用「中逵」不用「中路」「中道」?說「逵」便斷,「逵」字有斷絕之感。「怨彼東路長」,說「東逵長」,便不行。
「修坂造雲日」,若說「長坂造雲日」,便不成。
「我馬玄以黃」,「黃」,病也。詩必有凝練處,不如此不穩,頓之則山安;然僅如此則氣不暢,故又必有生動之句,導之則泉註,如此則不滯。故「修坂造雲日」下便接「我馬玄以黃」。
《贈白馬王彪》前兩章陽韻、陽聲,情調慷慨,音節高亢,色彩鮮明。自下章「玄黃猶能進」以後,一變而為沉鬱、暗淡、沮喪。於此可知詩之音調與韻尾的關係,陽聲字顯得長,韻長;陰聲字短;入聲字更短。音節變換,有長短高下,而變換要得當,變換與節制是二為一。全詩「太谷」一章高亢,「玄黃」一章沉鬱,「踟躕」一章嗚咽,「太息」一章涕泣哀怨。(涕泣不是悲傷,是哀怨。人到無淚時只是心酸,比痛哭還難受。)
《贈白馬王彪》詩情足夠,故不露竭蹶之勢。
作長篇必有高下變化。《贈白馬王彪》全詩高下變化如下圖:
魏武、陳王之外,有王仲宣深於經史,潘安仁(潘嶽)詩長於寫情及羈旅行役之詞。
潘安仁《悼亡》詩,第一首春,第二首秋,第三首冬,以意推之,其詩當甚多,惟重復當亦多。以所存三首觀之,猶有重者。或安仁告假歸朝來辭墳作。一年間所作當甚多。
其詩第一首雲:
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
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
私懷誰克從,淹留亦何益。
黽勉恭朝命,回心反初役。
……
春風緣隙來,晨霤承簷滴。
寢息何時忘,沉憂日盈積。
庶幾有時衰,莊缶猶可擊。
「回心反初役」以前,蓋為悼亡詩之總說。「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曰「冬春」,曰「寒暑」,亦如孔融「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論盛孝章書》),皆不可以後世作文之法繩之。(六朝文重音調,又好用假典故及不合理之字、句,如稱管仲曰微管。)「春風緣隙來,晨霤承簷滴」,二句以景寫情,詩之上者也。
摘自《顧隨講曹操·曹植·陶淵明》
來源:「給孩子」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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