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梵澄談詩 | 孫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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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梵澄談詩 | 孫鬱時尚第1張

與友人聊天的時候，偶爾言及徐梵澄先生，覺得有一種高遠之氣，我們這些俗人跟他不上。當年在魯迅博物館工作時，我留意過徐梵澄寄給魯迅的信件及詩文，印象很深。徐先生年輕時氣盛，在魯迅面前並不拘謹，自負的一面也是有的。比如他1931年在海德堡寫給魯迅的聯句，是有一點六朝感覺的，而1936年舊歷元旦致魯迅詩，起筆奇崛，大有屈子與杜甫之風。他與魯迅的友情，都在這些詩句里得到印證。上世紀八十年代，他幫助魯迅博物館鑒定魯迅文物，說過許多有趣的話，可惜我錯過機會，未能一睹先生風采。明人傅山說，「風節往往不能以儒生傳也！無已，傳詩。」於是便想，從詩文行跡里尋找智者的精神溫度，那是一種補救吧。

徐梵澄因為學識的豐厚而被學界稱道不已。在眾多的域外文化研究與習得中，他的母語經驗起了相當大的作用。我們看他翻譯尼采的書與古印度的書，其實有傳統中國的詩文之趣的支撐。這些在他晚年的回憶文字可以看出一二。因為深味古代詩詞的妙處，對於審美之路有深厚的理解，故其翻譯域外典籍時，能夠在不同語境轉換中，傳達出諸多美意。遣詞造句里，晚清以來讀書人的經驗被不斷召喚出來。

人們通常以為他只是魯迅的弟子，遵循魯夫子的文章之道而行。其實並非如此。他的學問，從魯迅那里開始，不是以魯迅經緯而形成認知之網，而是像魯迅那樣，在駁雜里形成自己的精神之界。學習魯迅而又走出魯迅，在更高的層面與魯迅相逢，才是他高於魯迅諸弟子的地方。

我對徐先生的學問知之甚少，但他的一些短章，則能與我們不隔。比如他的詩話，就多有趣味，智性的因素很多。在眾多作品里，我喜歡他的那篇《蓬屋說詩》，因為走筆輕靈，又不玄奧，能與讀者多有啟迪。

《蓬屋說詩》乃徐梵澄晚年的隨想錄，不像學術文章那麼深奧。作者談詩，帶出許多古典學的感覺，和王國維那樣的頓悟不同，除了體味古代詩詞的妙處，還多了對於近代詩文的對話。他禮讚左翼詩人，也欣賞陳散原這樣的舊式人物。注重章太炎傳統，同時對黃晦聞也多同情。早年的尼采式的叛逆之句有之，儒家敦厚詞章亦多。先秦之風縷縷，晚清之意濃濃，跨度之大讓人吃驚。他寫魯迅時，文字里有血的蒸汽，可是言及同光時期詩人，則柔情暗生，詩趣全不見德國近代以來的峻急之風。《蓬屋說詩》對於反士大夫氣的詩文多有喜愛，但那些士林里的悠遠之音則被其禮讚有加，其眼光有別人沒有的亮處。

他在文明觀上是一個多元主義者。古希臘哲學，德國的思想史，印度的宗教，中國的儒道之學，都是其研究對象。每每有其所愛，又不遮蔽各自欠缺。他對於近代文學有自己的特別見解，談魯迅時有奇氣漫來，講遺老能探入心底。似乎不喜歡從熱鬧里去尋找話題，於冷僻之處悟出詩之玄機，閱之讓人爽然。比如他特別看重詩歌中的「契會」之意，文章寫道：

吾人生活於識境中，見色聞聲，皆知覺之妙用也。詩人擴大其知覺性至與眾生萬物同體，有所契會，——即古人所謂「會心」，——發之聲詩，其感人也，宜固其然。則非但聞聲觀察，即蟲音竹間，亦起感興。散原老人有《枕上聽蟋蟀》一絕雲：「雨歇窗欞漏月明，涼痕滿屋夜淒清。啼秋蟋蟀重圍合，換去承平是此聲」。

「契會」的感覺，乃內覺的幻化，是詩學里有趣之點。但「契會」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呼應，還有對陌生之所的捕捉與發現。徐梵澄就是一個會發現的人，他於《蘇魯支語錄》里看到德語的第三條路，在《薄伽梵歌》中嗅出「超上神我」的氣味，從孔子語錄深處得通達之意。他不覺得孔學與希臘思想的對立，也反對佛教和基督教的相隔。錢鍾書當年期待的那種打通古今與中外的人，徐先生算是一個吧。所以，對於人間各自不同的文化路向持欣賞的態度，從不在原教旨的層面思考問題。而他的詩學理論則有寬厚之風，比如他有一種「得體」之論，「青年不作老耄語，僧道不作香艷語，寒微不作富貴語，英雄不作閨彥語……如此之類。譬如人之冠服，長短合宜，氣候相應，顏色相稱，格度大方，通常不奢不俗，便自可觀。是為得體。不必故意求美。善與美，孔子已辨之於古。詩要好，不必美。如書如畫皆可。」這種看法，已經遠離尼采、魯迅之趣，回到了孔子的中和之音里。但又非腐儒對於孔子詩學僵化的考釋，靈動之氣蔓延，詩話的語境拓展了許多。

徐梵澄在詩論里一再提及馬一浮，對於此一碩儒倍加賞識。他認為馬一浮的詩學思想乃正途里的奇音，不似一般士大夫那麼偏至。彼此對於審美理念的思考，多有暗合之處。他們都喜歡古典學里的精華，不屑於中古之後的文章之道與詩歌趣味。從詞語的源頭梳理審美之道，便多了古風里的智慧。但他並不都同意馬一浮以學理代替詩學的思路，比如，馬一浮談詩歌藝術時說：「言乎其感，有史有玄」，徐氏則以為，「感屬情識，史屬思智」，還是細細申辯為好。在徐梵澄看來：孔子與佛陀的經驗里有許多好的東西值得探討，不必把文學歸於「玄」與「史」中，他似乎更欣賞魯迅那種文史哲兼通的精神漫步。

與馬一浮一樣，徐梵澄認為先秦的詩文自有價值，回歸古典學是自己的使命。新儒學那些人是從古代講到今天的，徐梵澄則由今天回溯到古代。不僅僅從中國人的視野討論問題，而是從域外哲學的參照里重返先秦諸子，就多了新儒家們沒有的東西。而他的詩話，則峻急之語深藏，寬厚之情彌散，說出學林未有之言。早年在印度工作時，他就說過：

嘗嘆兩漢經師及古天竺論師，家法師承，守之弗失。非特其學樸茂，抑其人皆至深純，雍容大雅。餘於詩學實有所受，然早逾檢括，有忝傳承。秊少優遊，不懃於力，中間頗求西學，近復摩挲梵典，蓋未嘗專意為詩。於今偶讀師門前輩之作，高華清勁，貌不可攀，嚮使煖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其成績或不止於此。風雅之道，如何可言。間嘗聞之古之深於詩者，溫柔敦厚而不愚，學詩亦學為人之道，斯則拳拳服膺，有以自期。

我看現代以來的詩話，多是在新文學背景里展開的。顧隨《駝庵詩話》，俞平伯《讀詩札記》等，五四的語境起了很大作用。徐梵澄不是這樣，他跳出了那代人的話語方式，其文字在古希臘與古印度的經典里浸泡過，在母語中既尋先秦餘緒，又得晚清之風，思想銜接五四，而趣味則不定於一尊。我們近代以來有此風範者不多，惟其如此，他的文字的珍貴，就可想而知了。

本文刊2018年11月17日《文匯報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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