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寧先生：章太炎與國學的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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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寧先生：章太炎與國學的現代化歷史第1張

「國學」這個名詞已為學界和大眾熟知，但國學是什麼？這個延續數千年內涵幾經變更的歷史名詞是否還適合當代？歷史上哪一個「國學」是當代國學的起點和基礎？

王寧先生：章太炎與國學的現代化歷史第2張

章太炎與國學的現代化

文/王寧

「國學」已經是當代社會不脛而走的名詞，但是這個名詞在社會上常被誤用。有人把讀經稱為國學，有人把文言文本通稱國學，有人把社會上模仿古代祭祀的禮儀儀式稱為國學，就連背誦《弟子規》、《二十四孝》，也被有些人稱為國學。林林總總，國學呈現出一種亂象，怪不得有些真正懂得國學的人主張放棄「國學」這個概念。但是，國學問題涉及到文化和思想的傳承問題，涉及到經典文本的理解和延續問題，這些都是中國文化發展中的重要命題。其實，「國學」概念從產生到發展，有一個演變過程，古代國學不論是作為教育制度的名稱，還是作為教育內容的名稱，都與帝王宮廷有關，這些定義是今天不能直接沿用的。19-20世紀之交，「國學」與「盲目西化」對立，成為一種學術主張，並且具有了明確的現代意識和古為今用的品質。這才是現代國學的基礎。所以，國學現代化的首創人物章太炎的學術理念和特點，是十分值得總結的。在21世紀的新形勢下，在信息社會的大環境中，與章太炎所處的時代，又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國學尚需進一步推進。必須克服濫用「國學」復古的偏頗，和「遺產無優劣論」的片面性，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發展國學，讓國學在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現代化新文化的征程中發揮最大的作用。

「國學」這個名詞已為學界和大眾熟知，但國學是什麼？這個延續數千年內涵幾經變更的歷史名詞是否還適合當代？如果國學在當代還有發展的意義，歷史上哪一個「國學」是當代國學的起點和基礎？這些問題需要在辨清歷史背景、梳理「國學」概念內涵的基礎上給予回答。

王寧先生：章太炎與國學的現代化歷史第3張

一、作為國家教育制度的「國學」

《禮記·王制》[1]在闡釋上古教育制度說：「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後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商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此四代之國學。」《周禮·春官·大司樂》在說明樂師的職能時說：「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幹舞，有人舞。」在這兩處典籍的記載里，我們看到了「國學」這個名稱，也看到了「國老」「國子」與「國學」的聯繫。可以確定的是，西周以前，「國學」指的是古代教育的一種制度：國老與庶老是兩個等級，國子與庶子是兩個等級，他們相對應於宗法社會的大宗與小宗。國學，應當是宮廷的最高學府，是對鄉學而言的。

根據《尚書》，上古的教育之官是司徒。《周書》的《洪范》中，記載了堯舜時代治理國家方方面面的「九疇」：「天乃錫禹洪范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極。」其中的「農用八政」——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概括了有關生活管理的八種事宜，第五「司徒」，就是掌管古代教育的官。上古的學校有不同的名稱，夏代叫作「校」，殷代叫作「序」，周代叫作「庠」。其中「序」的本義是「牆壁」的意思，引申出「次序」之義。「庠」又叫作「成均」，「序」又叫作「瞽宗」——古代教授音樂的老師，很多是由盲人擔任的。總之，「庠序」是國學與鄉學的通稱，雖有等級的差別，卻都屬於上層文化。堯舜時代不是信史的時代，但在後代諸多記載中，有很多傳說性的記載，也可以看到這些制度在後代的效法和延續。《孟子·梁惠王》在提到理想的社會時，明確提出了教育的重要：「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而在《孟子·滕文公》中，進一步明確了他「法先王」的思想來源：他說：舜在洪水平定之後，人們恢復了正常的生活，聖人開始關注教育，「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敎，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人的生存、溫飽問題得到了解決，如果沒有教育，那就和禽獸沒什麼區別。因此，要讓司徒來教化民眾。這些記載，都證實了三代教育的古法。

周代進入了宗法制，用血統維系統治，教育制度更趨嚴密，「國學」是指宮廷中的最高學府，「鄉學」則是建立在鄉、黨這一層次的學校。「國學」是養「國老」的，國老是當時最有學問、並且具有一定的資歷的長者，也就是後世所謂的「帝師」。他們負責教導國子，並給天子、諸侯執政作參謀。

《周禮·春官·大司樂》中所說的「掌國學之政」的樂師，地位是很高的。古代的樂舞不僅是一種藝術欣賞，重要的職能是和禮儀相配，配合「行禮如儀」的動作來調整情緒、協調節奏。音樂可以陶冶人的性情，是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一個重要方面。在國學中，對貴族進行禮樂射禦書數的六藝教育。其中，「書、數」是語文、數算，這是「小學」的課程，「射」是射箭，「禦」是趕車，二者是當時戰爭的必備技能，而「禮樂」則是古代高級的人文教育——古代的國子必須能文能武，既要懂得文化禮儀、治國方略，也要受到射、禦訓練，掌握作戰技能。這就是周代的宮廷教育機構的「國學」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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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同於「經學」的「國學」

中國古代社會幾經變革，以血統論「大宗」「小宗」嚴格的宗法制度難以全面維持，嚴格的「國學」教育制度也就無法長期存在，作為文化壟斷勢力的國學不斷受到私學的衝擊，但宮廷教育仍然是文化教育的主流。只是，學習的內容也逐漸有所改變。

秦代燒滅經書，滌除舊典，黃老之術盛行。漢代經過文景之治，採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方針。《漢書·武帝紀》[2]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興太學。」《漢書·董仲舒傳》記載，董仲舒在給漢武帝的對策中說：「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臣願天子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後武帝立學校之官，皆仲舒發之。」漢武帝元朔5年（前124年），建太學，為當時的最高學府，太學初建時規模很小，只有幾個經學博士和五十個博士弟子。漢昭帝時根據諸經分別設立博士，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加一倍。漢元帝好儒，只要通一經即可，設員千人。到了漢成帝的時候，有人說：「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孔子一介布衣尚有弟子三千，大漢王朝的太學居然連三千人都不到！一激之下，成帝增弟子員三千人，一年多以後才減回一千人。平帝時王莽秉政，每年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

太學學習和研究的主要內容是儒家經典，立博士的目的是強化經學的地位，使經書成為宮廷教育法定的主要教材。「經」是古代宮廷用以教育國子的基本典籍，也是體現正統思想文化的官方課本。漢代有今、古文經之別，今文經是用西漢初期隸書書寫的經典，強調義理以服務當代的統治，古文經是發掘出的周代舊籍，修孔子宅發現的壁中之書，用戰國文字書寫的經典。古文經因此強調以「小學」（語言文字）通經典，旨在恢復經典的歷史面貌。今文經或古文經學中某家之說被立為博士，就有了官學的地位，進入太學，也就是國學了。這里僅舉《隋書·藝文志》中記載的《詩經》《周易》《尚書》的經學歷史為例：就《詩經》而言，「前漢魯、齊、韓三家《詩》列於學官，平帝世《毛詩》始立。齊《詩》久亡，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在，人無傳者。唯毛詩、鄭箋獨立國學。」就《周易》而言，《隋志》載鄭玄《周易》註九卷，又稱「梁、陳，鄭玄王弼二註列於國學，齊代惟傳鄭義，至隋王註盛行，鄭學寖微。」就《尚書》而言，「齊建武中吳姚方興於大桁市得孔氏傳古文，比馬鄭所註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惟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無復師說。又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自董仲舒以來，儒家經典除了在歷史文化和道德修身的作用外，在政治上起到維護「大一統」的作用，多為皇權所推崇。由此可見，漢代「國學」和「經學」有一種混同的趨向，「國學」不再是機構的名稱，而是稱謂「五經」以及某種經學流派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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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超越經學的「國學」

中國歷史上政治出現分裂的時代，文化的發展有了一定的自由度，往往出現轉型或部分轉型的狀況。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文化的一個轉型期。由於國家長期分裂，經學也逐漸形成了南學、北學分裂的局面。儒學內部宗派林立，各承師說，互詰不休。佛教的傳入和影響的深廣對正統文化的衝擊很大，政治大一統的破壞使統一的宮廷教育的單一體系不復存在。南朝宋元嘉15年（公元438年）建立「四學」。《資治通鑒》記載：「帝（南朝宋高祖劉裕）雅好藝文，使丹陽尹廬江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玄立文學，散騎常侍雷次宗立儒學。為四學。」[3]這里的儒學相當於經學，玄學是以老莊為主的哲學和一部分文學，再加上當時獨立提出的史學，「四學」擴大了國學內容的範圍。這種內容的擴展與宮廷主流的思想是不一致的。司馬光在這段記載後評論說：「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徳。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然則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於老莊虛無，固非所以為教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這段話正代表維護正統的思想潮流。不過，盡管正統的史家只承認經和史，但後世文章的範圍擴大，文體不拘一格，文人文化興起後，國學的研習內容局限於宮廷的狹小範圍已經無法維持，經、史、子、集四分的格局，已經初見端倪。

南北朝的學術紛亂狀況，至隋代到唐初，沒有多大的改觀。科舉的考試內容有很大的調整。唐代國家以經學、法律、音律取士，凡博士助教，分經授諸生，學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律學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當時《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榖梁傳》為小經。唐代的讀書人學習經典有不同的層次，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唐文宗太和七年開刻的開成石經，已經有12經：易、詩、書、三傳、三禮之外，《論語》《孝經》《爾雅》都在其中。更值得注意的是，由朝廷出面撰修、頒布統一經義的經書。當時「學書日紙一幅，閒習時務策，讀《國語》《說文》《字林》《三蒼》《爾雅》。」《國語》不但屬於歷史，而且有列國通史的地位，語言也強調規範，顯然在史學之外，還有語言教育的目的。《爾雅》《說文》《字林》《三蒼》都是字書，但他們不是一般的工具書，而是通經史的語言文字類專書。

王寧先生：章太炎與國學的現代化歷史第6張

由於唐初儒學內部仍是宗派林立，加之戰亂四起，儒家經典多有散佚。盛唐為了統一政治的需要，思想文化的建設需要整肅，首先亟需整頓混亂的經學。為了治理漢末以來經學的混亂，唐太宗下令召集以國子祭酒孔穎達（574—648）為首的著名儒士，共同撰修《五經正義》。《五經正義》撰成於貞觀十六年(642年)，唐太宗雖給予很高的評價，下詔說：「卿皆博綜古今，義理該洽，考前儒之異說，符聖人之幽旨，實為不朽。」編成後，並欲施行。但有太學博士馬嘉運撰文，指出《五經正義》「頗多繁雜」，還有類似「彼此互異」，「曲徇註文」，「雜引讖緯」，甚至沿襲隋人舊說，不作甄別等問題。永徽二年(651年)，朝廷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考正之，又經馬嘉運校定，又經長孫無忌、於志寧等再加增損，於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頒行，流傳全國，作為科舉考試的標準。這就是唐代興起的經書二度註釋。「事必以仲尼為宗」，試圖「去其華而取其實，欲使信而有征。」這部官修的《五經正義》，使漢代古文經學家以「小學」通經學的傳統得以傳承。

宋代書院制興起，國學的範圍也隨之更加擴大。當時著名的書院有白鹿洞書院、白鷺洲書院、金川書院、崇儒書院、仁文書院等，朱熹就曾在白鹿洞書院授徒講學。今天香港很多學校中的高級研究院也稱為「書院」，這一名稱正由此而來。「國學」這一概念由一種教育制度的名稱，逐漸轉變為教育內容的名稱，唐代以前，其內容仍限於宮廷的上層範圍。宋代開放了書院教育，「國學」的範圍才走出宮廷，有了更為擴大的空間，內容也有了更多的自由度。

清代乾嘉學者，延續了古文經學和唐代經學的觀念，以「小學」為研究主線，從漢字字理入手來解讀典籍。乾嘉之學以顧炎武為開端，相承的吳、皖兩派又以皖派傳承為烈。戴震師承江永，戴學的傳人中又以段玉裁、王念孫成就最高，而俞樾與孫詒讓直接繼承王引之。章太炎師事俞樾七年，又直接問學於孫詒讓，從學術淵源上確立了他乾嘉學派殿軍的地位。乾嘉之學重在貫通小學、經學、史學，從語言文字出發解讀經典，進而理解民族的歷史文化。學術界特別是60年代的思想史和文學史，對於乾嘉之學主要採取批判的態度，往往認為他們是躲避清代的文字獄，只知道爬梳古籍，沒有思想，這實際上是一種誤解。很多學者都曾指出，乾嘉之學是在中國文化走向近現代的時期整理古代典籍的必然發展中產生的。傳承歷史文化是一種使命，從顧炎武到戴震，他們都有一種振興民族、喚起民心、注重國事的情懷。到了道鹹時代，小學才開始衰微，史學的考據也流為瑣屑。

總結魏晉至清代的國學，在體制上已經超越了宮廷教育的制度，在內容上已經超越了經學的範圍。它幾乎是中國古代典籍記載的文化精神的總括，而國學知識的範圍，不妨以《四庫全書》所涵蓋的經、史、子、集來概括。

王寧先生：章太炎與國學的現代化歷史第7張

四、反對「盲目西化」的國學

晚清時代，世界正處在一個大變革時期。18世紀至19世紀，世界的歐洲革命風起雲湧。1848年，奧地利、波蘭、普魯士等國，相繼發生革命，法國1848年革命之後，1871年成立了巴黎公社。在列強紛爭、弱國圖強的大形勢下，中國正值清廷道鹹年間，政治腐敗，軍事衰弱，文化封閉。受到世界革命大潮的衝擊，為列強軍事干涉所威脅，意欲圖強。但清廷改良派採用的「中體西用」洋務運動和「托古改制」的維新變法，以及「師夷制夷」、「變器不變道」、「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嚴祛新舊之名，渾融中外之跡」的種種主張，不但沒有解救國家危機，反而飲鴆止渴，給列強的文化侵略製造了可乘之機。西方文化在中國的傳播，首先是語言的輸入，《英華大辭典》《法華新字典》《中德字典》等大量外語學習詞典陸續出版。為翻譯而編輯的《化學材料中西名目表》《西藥大成藥品中西名目表》等中西名目字匯，也相繼發行。1915年開始醞釀的新文化運動，提出「科學與民主」的口號，西方的科學思想和文化教育革新的思想，都對中國新文化建設有較好的推動作用，在社會改造方面，幾千年皇權下生存帶來的陳規陋習和不良心態也收到了一定的衝擊。這些複雜的因素，是20世紀初西學東漸的時潮參雜著多種正、負面的因素，情況十分紛亂。在積極追求文化教育普及、促進社會現代化改造的同時，中國人迷信西方、盲目西化、喪失文化自信、忽略自己歷史和對傳統全盤否定的傾向，在那個時代，也表現得越來越明顯。

20世紀初，辛亥革命前後，針對改良主義和盲目西化的思潮，一批熟知國學、傳統文化根柢深厚的革命黨人，提出「研究國學，保存國粹」的主張。1905年「國學保存會」成立，《國粹學報》[4]《政藝通報》[5]等先後創刊，有選擇地保存國故的主張有了宣傳的陣地，形成討論的熱點，持有這種主張並將其納入民主革命文化建設的學者被稱為「國粹派」，主要代表人物有章太炎、劉師培、鄧實、黃節、陳去病、黃侃、馬敘倫等，章太炎在其中起到引領作用。

王寧先生：章太炎與國學的現代化歷史第8張

國學保存會藏書樓合影

在西方文化輸入中國並與傳統文化發生碰撞的程中，如何將保存發揚傳統文化與吸收西方文化這兩者擺對位置，如何清理傳統文化的精華與糟粕，如何建立有中國特色的近代民族文化，這個亟待解決的歷史課題，引發了一場激烈的爭論，被稱為國粹派的一種思潮就在這個社會背景下產生。

被後來人稱為「國粹派」的群體中，存在著兩種完全不同的傾向。他們中確有一些人站在以舊學反對新學的立場上，泥古不化，惡性膨脹，在反對西化的同時，卻推崇腐朽的封建思想，助長了封建復古主義逆流，阻礙了先進文化的傳播，妨礙了現代新文化的建設。但是，國粹派的主流，提出了國粹保存主義的明確主張，是堅決批判盲目迷信西方，妄自菲薄，宣揚中國文化落後，鼓吹「全盤歐化」的錯誤思想的。他們認為，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存在種種弊端，西方的道路不是解決中國問題的最好選擇，只有恢復民族自信，繼承傳統，依照適合中國特色的原則吸取西方的優點，才能使中國成為富強的國家。

這里以黃節《國粹保存主義》[6]一文的主要觀點為例，來說明這些民主革命的先鋒人士的主流思想。黃節把「國粹」定義為「國家特別之精神」，他說：「夫執一名一論一事一物一法一令，而界別之曰大陸之粹，非國粹也。發現於國體，輸入於國界蘊藏於國民之原質，具一種獨立之思想者，國粹也。有優美而無粗觕，有肚旺而無稚弱，有開通而無錮弊，為人類進化之腦髓者，國粹也。天演家之擇種留良，國粹保存之義也。」[7]這段話明確了「國粹」絕對不是所有的中國個別事物之合，而是一種具有民族特點的思想精神。這段話還說明了，「國粹」是發展、進化的、具有生命力的思想精華。這說明，保存國粹不是復古。在這篇文章里,黃節又說：「是故本大陸之所有而適宜焉者，國粹也。取外國之宜於大陸而吾足以行焉者，亦為國粹也。」這段話更說明，我們要保存的「國粹」，是以是否適應本國為標準，其中也包括借鑒外國而被我們吸收了的文化，保存國粹反對的是迷信西方，盲目崇拜西方，而不是拒絕先進，泥古排外。國粹派的主流人物，多數是站在推翻帝制、救亡圖存前沿的民主革命家。他們提出「國學、君學對立論」，批判君學；強調在效法西方、改革中國政治的同時，必須立足於復興中國固有文化，從傳統文化中發掘為中國現代化所需要的東西。他們反對的是放棄中國特色，以「西化」為「現代化」的偏頗，在他們的宣言和行為中，革命與進步的動機犖然可見。

這時的國學，與古代國學不論在目的和內容上，都有了本質的區別，始於現代化建設的方針緊密相連的。

王寧先生：章太炎與國學的現代化歷史第9張

「國學保存會」規定《國粹學報》為其機關刊物

五、走向現代的章太炎國學

就20世紀初的國學而言，章太炎是主流國粹派的代表人物，但他又是高於國粹派的現代國學家。前面說過，在學術淵源上，章太炎是乾嘉國學的殿軍，他的學術積淀著傳統國學廣博的知識，有著清代小學與經學豐厚的修養和積累。而在世界觀和時代精神上，章太炎又是堅決反帝反封的戰士，他的國學充溢著新文化建設的理想，與宗法制度下的國學、統治者的國學、中體西用的國學、泥古後退的國學，有著完全不同的內涵。章太炎的國學已經走向了現代。我們把他的國學的特點總結為六點：

第一，強烈的愛國精神與文化自信。他說：「中國之小學及歷史，此二者，中國獨有之學，非共同之學。」「凡在心在物之學，體自周圓，無間方國，獨言文、歷史，其體自方，自以己國為典型，而不能取之域外。」[8]語言和歷史是有棱角的，是有民族性的，不論是交流還是研究，不同語言具體的差異性比之抽象的共同性，永遠是更為重要的。章太炎說：「飴豉酒酪，其味不同而皆可於口，今中國不可以委心遠西，猶遠西之不可委心中國也。」[9]中國和西方的基本文化要素是有區別的，就像不同的食物，味道很難相同。章太炎說：「近來有一種歐化主義的人，總說中國人比西洋人所差甚遠，所以自甘暴棄，說中國必定滅亡，黃種必定剿滅。因為他不曉得中國的長處，見得別無可愛，就把愛國愛種的心日衰薄一日。若他曉得，我想就是全無心肝的人，那愛國愛種的心，必定風發泉湧，不可遏抑的。」[10]愛國愛種的心，要建立在對民族文化的了解的基礎上。章太炎格外強調，「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高度重視民族文化的自信心、自尊心，把它看做振興民族的前提。

第二，徹底反對封建糟粕的革命思想和時代精神。中國文化的傳承是核心精神的傳承，而不是歷史生活方式的盲目復古。章太炎讚同章學誠的「六經皆史」，不主張把經看做「修身」的書，主張讀書要「識得大體」，「得其精神」，不被前人的流派所限制。就是要把宗法社會、封建社會陳腐的「思想教科書」的經，變為可以從正反兩方面去借鑒的歷史。他既反對懷疑一切的民族虛無主義，又反對沒有分辨力的食古不化。他把道德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普通倫理」，他說：「是不變的」；另一部分是「社會道德」，是隨著社會發展而變的。以孝道為例，對於父母的愛與關懷，當然是要繼承的，這是普通倫理。但古代宗法社會的「孝道」，與世襲、獨裁、等級相關的具體行為標準，是無法繼承的。壓制和束縛人的自由民主精神、扼殺人的創造精神的糟粕，也必須進行理性的反思。諸如二十四孝、《弟子規》等，也就沒有必要全盤接受。章太炎反對獨裁，反對等級制度，反對對於人性的壓抑。他說：「我們既不可以以古論今，也不可以以今論古。」他的革命思想和時代精神，決定了他對傳統文化的是非、優劣是有所分辨的。

第三，面向未來和社會深謀遠慮的致用觀。章太炎面對社會問題每每有深刻的理性思考。舉例來說，首先看他在漢字問題上的態度。1908年，吳稚暉在《新世紀》雜誌[11]發表《評前行君之「中國新語凡例」》一文，文中說：「象形字為末開化人所用，合音字為既開化人所用。」這里的象形字，就是以漢字為代表的表意文字，合音字就是諸如英語等表音文字。章太炎發表萬言長文明確指出：「象形之與合音，前者易知其義，難知其音。後者易知其音，難知其義。」[12]他指出，一個國家的文字所以能夠保存、傳行，是因為它與本國的語言相契合。日本所以改讀改字，是因為日語與其借去的漢字不相契合。同時，在追求教育普及的實踐中，他「取古文籀篆徑省之形」，制定了36聲母、22韻母的切音方案。明確指出：「餘謂切音之用，只在箋識字端，令本音畫然可曉，非廢本字而以切音代之。」後來，這個方案中的15個字母為註音字母所採用。對漢字改革問題，他眼光遠大，思慮周全，明確指出，在強調便於掃盲教育與初等教育時，必須考慮到高等教育與高深的文化歷史學習。對於後者來說，漢字的功能仍是無法取代的。一個世紀以後的今天，面對漢字發展中的諸多問題，我們不能不欽佩章太炎在作為文化基石的漢字問題上的遠見卓識。

王寧先生：章太炎與國學的現代化歷史第10張

章太炎先生譯書

第四，保持理性、探究本原的科學精神。章太炎總結自己的學術研究說：「三十以後有著書之意……亡命東瀛，行篋惟《古經解匯函》《小學匯函》二書。客居寥寂，日披大徐《說文》，久之，覺段、桂、王、朱見俱未諦。適錢夏、黃侃、汪東輩相聚問學，遂成《小學答問》一卷。又以為學問之道不當但求文字，文字用表語言，當進而求之語言；語言有所起，人、仁，天、顛，義率有緣，由此尋索，覺語言統系秩然。」他說：「轉復審念，古字至少，而後代孳乳為九千，唐宋以來，字自二三萬矣，自非域外之語，字雖轉繁，其語必有所根本。蓋義相引申者，由其近似之音，轉成一語，轉造詣字，此語言文字自然之則也。」[13]章太炎在發展《說文》學的過程中，突破了清代末流文人繁瑣的考據，以追求「所以然」的科學精神，把中國語言文字學引向理論的探討。他繼承「小學」重視第一手材料的求實作風，善於從大量語言文字材料中歸納條例，但也多次表明要明其條例，貫其會通，要其義理，探其根本。這是他的語言文字學能夠較好地與現代語言學接軌的重要原因。他對於漢語漢字的研究，是一種求本溯源的研究。章黃《說文》學教學採用系聯的方法，看到《說文》內在的形音義網路，隱含著系統論的原則。在研究方法上，他提出了「治經」的六條原則：「審名實，一也；重左證。二也；戒妄牽，三也；守凡例，四也；斷感情，五也；汰華詞，六也」。[14]章太炎認為學術研究應該是平易的、客觀的、樸實的。他用「始則由俗轉真，終乃回真向俗」一語來概括自己的學術研究，學術建立在事實的基礎上，但也要面向社會、面向大眾。同時，為了反對急功盡利的庸俗致用觀，章太炎對「經世致用」作出了辨證的解釋：「學者在辨名實，知情偽，雖致用不足尚，雖無用不足卑。」[15]章太炎去除了「經世致用」中功利化和實用主義的弊端，用辯證的思想處理了理論和實踐的關係，並且在自己的研究實踐中身體力行。

第五，以宏揚國學、振興民族精神為己任的高度責任感。章太炎在獄中自負地寫道：「上天以國粹付餘，自麟之初生，迄今三十有六歲，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惟餘亦不任宅其位……至於支那閎碩壯美之學而遂斬其統緒，國故民紀絕於餘手，是則餘之罪也！」[16]他認為自己是肩負著傳承國學的責任的，要把我們的文字、語言、典籍、思想、歷史傳承不息。如果中國學術的研究能夠堅守這種精神，就不會盲目地崇洋媚外，而是能夠做到文化的自信！章太炎說：「餘以寡昧，屬茲衰亂，悼古義之滄喪，愍民言之未理，故作《文始》以明語原，次《小學答問》以見本字，述《新方言》以一萌俗。」[17]《文始》採用語音系聯探求漢語詞源，《新方言》在語音分化中尋求早期狀態，《小學答問》在用字的紛亂中探討本字。這一切都為了祖述華夏文化的根源。語言文字的根源，就是傳統文化的根源。章太炎語言文字研究中的文化自信，是很有深意的！

第六，博覽群書，將中國文化溶於血液中的博學與智慧。章太炎是一個深刻而智慧的人，他博覽群書，經史爛熟於心，借鑒歷史而觀察當代，窮究根源而看透世態。他同時熟悉世界文化頂峰時期的西方文化，從這個立足點上出發，不斷加深對哲學、佛學、經學、史學、醫學等中國固有的學問全面認識。20世紀初期時潮使一批盲從的人文科學放棄了傳統，被全盤西化所衝擊。章太炎卻始終清醒、果斷，從不動搖，堅守著以古鑒今和洋為中用的立場，有許多月新時代的創新。

王寧先生：章太炎與國學的現代化歷史第11張

章太炎先生

以上幾個方面說明，章太炎國學從國粹派起步而超越了國粹派走向現代，其內容和精神，都應當是現代國學發展的起點。

「國學」在中國歷史上經歷了數千年的發展，隨著社會制度的變化，內涵早已經多次變異。古代國學有很多地方需要我們繼承，但就總體名稱的內涵而言，不論是作為教育制度的名稱，還是作為教育內容的名稱，都與帝王宮廷有關，這些定義是今天不能直接沿用的。19-20世紀之交，「國學」與「盲目西化」對立，成為一種學術主張，並且帶有了現代理念，這才是現代國學的基礎。21世紀與章太炎所處的時代，又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21世紀的新形勢下，在信息社會的大環境中，國學尚需進一步推進。章太炎國學明確的時代精神和古為今用的品質，對今天國學的發展是有諸多啟示的。一個世紀以後的今天，在古今、中西文化又一次激烈碰撞，人文科學的發展和當代文化建設，需要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建立在自己的語言文字和自己歷史基礎上的「國學」，必須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18]的方向發展。當前提倡「國學」所存在的問題必須克服——把「國學」再次拉向古代，宣揚封建，以古非今的復古傾向，認為「遺產無優劣」、「傳統不分好壞」而不加抉擇的做法，以及把國學當做商業化「標籤」肆意歪曲等亂象，都需要警惕和克服。在國學進一步走向現代的今天，讓國學在增強民族凝聚力、提升民眾文化素質、推動中國社會文化建設和使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進程中發揮最大的作用時，重溫章太炎國學的現代精神，是非常有意義的。

註釋：

[1]本文所引十三經白文和註釋，沒有特別加註的，都採用藝文印書館印行的《重刊宋本十三經註疏》。

[2]本文所引二十四史白文，沒有特別加註的，均採用中華書局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

[3]《資治通鑒》123卷宋紀五《太祖文皇帝中之上》，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3868頁。

[4]《國粹學報》是一九〇五年成立的國學保存會的機關刊物，於同年二月二十三日正式發行。編輯所設在上海四馬路老巡捕房東面的惠福里，由鄧實任總纂，主要撰稿人有鄧實、黃節、劉師培、陳去病、馬敘倫、章太炎、田北湖、王闓運、廖平、鄭孝胥、王國維等人。共出版16期。

[5]《政藝通報》，晚清的維新刊物，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正月十五日創刊，每期出版上下篇。上篇專談政治、政書通緝、內政通記、外政通記、內外政要電及政藝文鈔等。下篇實際上介紹鐵路、開礦、農工等實業，並有藝學文編、藝書通緝、藝事通記、叢鈔等。僅有少量評說，其餘是文件匯編。該報共出版6年零2個月，共146期。初創為半月刊，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二月改出月刊，只出了兩期即行停刊。

[6]黃節（1873-1935），國粹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原名晦聞，字玉昆，號純熙，別署晦翁、佩文、黃史氏、蒹葭樓主等，廣東順德甘竹右灘人。因鄙夷同宗黃士俊的變節行為，易名「節」，取號「甘竹灘洗石人」。黃節為大陸進步報業的開創人之一，也是著名的教育家，擅長詩文和書法，與梁鼎芬、羅癭公、曾習經號稱「嶺南近代四大家」。著有《蒹葭樓詩》、《漢魏樂府風箋》、《詩旨纂辭》等。《國粹保存主義》發表在《政藝通報》光緒28年（1902年）12月30日，第22期。

[7]轉引自劉東、文韜編《審問與明辨》上冊91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下同。

[8]章太炎：《自述學術次第》，《制言》半月刊第25期，1936年。

[9]章太炎：《國故論衡·原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147頁。

[10]章太炎：《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之演講》（一九○六年七月十五日），載章太炎著，章念馳主編：《章太炎演講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頁。

[11]吳稚暉（1865—1953），江蘇武進人。1902年加入上海愛國學社，曾參與《蘇報》工作。1905年在法國參加中國同盟會，早年出版《新世紀》報，鼓吹無政府主義。

[12]章太炎：《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載《太炎文錄初編·別錄卷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61頁。

[13]章太炎：《自述學術次第》。

[14]章太炎：《說林下》，載《太炎文錄初編·文錄卷一》，第118頁。

[15]章太炎：《與王鶴鳴書》，載《章太炎書信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4頁。

[16]章太炎：《癸卯獄中自記》，載《太炎文錄初編·文錄卷一》，第145頁。

[17]章太炎：《國故論衡·小學略說》，第7頁。

[18]習近平主席：《在哲學社會科學研討會上的講話》（2016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