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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經歷風雨的歷程
2017年1月5日，在美國拉斯維加斯消費電子展上，參觀者使用華為手機體驗虛擬現實技術。圖/新華
華為：荊棘叢生的國際化道路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賀斌 鮑安琪
本文首發於總第881期《中國新聞周刊》
最近堪稱華為的艱難時刻。
12月10日，就在孟晚舟事件持續發酵之時，日本出台了一個新的政府採購規定，又一個國家可能將對華為關上大門。
當天，日本首相官邸召開各府省廳網路攻擊對策負責人出席的會議，決定將一些產品排除出政府採購清單。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隨後在記者會上表示，不採購可能被植入竊取、破壞信息和令信息系統停止等惡意功能的設備，並非針對特定的企業和設備。
雖然日方沒有直接點名華為，但結合此前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對華為的禁令，以及日本政府之前也表示過將考慮禁止中國華為和中興的產品，因此觀察家普遍認為，日方的決定事實上已經將華為和中興的產品排除在了政府採購清單之外。
在當天中國外交部的例行新聞記者會上，外交部發言人陸慷在回應這個問題時說，中方此前已通過外交管道同日方進行了溝通。他還表示：「中方將對日方有關規定的執行情況保持密切關注。重要的是，中國企業在日本的正常經營活動不能受到任何歧視性對待。」
此前，美國、紐西蘭、澳大利亞已相繼對華為發出禁令。同為「五眼情報聯盟」成員國的英國已向另一大中國電信設備供應商中興通訊發布禁令，目前正面臨著是否對華為採取類似做法的壓力。而加拿大應美方要求，於12月1日拘押了華為副董事長、首席財務官孟晚舟的行為，也讓該國政府面臨兩難境地。
走出國門20年後，已經將自己定位為「全球公司」的華為，正面臨著一次巨大的考驗。
「走出去是為了活下去」
成立於1987年的華為，從代理香港公司產品起家，逐漸開始自主開發產品，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通過單一產品的持續開發與生產，用「農村包圍城市」的銷售策略，以低成本的方式迅速搶占市場，公司規模不斷擴大。
到1995年，華為的銷售規模已經達到15億元，員工數量也達到800人，成為全國電子行業百強排名第26位的民營企業。但由於中國國內電信設備市場的總體發展速度放緩，華為在傳統的程控交換機領域的利潤被吞蝕，面臨著空前的競爭壓力，而市場需求也開始出現多元化。
「‘走出去’是為了活下去！」華為副董事長郭平曾在2012年的一次會議上這樣解釋華為「走出去」的內在動力。據他介紹，1998年的時候，國內電信經營商正在醞釀第一次重組，幾個經營商都在忙內部重組，「誰都不訂貨，我們的產品和設備賣不出去，所以逼迫我們往外走，找市場。」
1998年，華為「走出去」的首選市場就是俄羅斯，用郭平的話說，「兩眼一抹黑」，只能從了解客戶開始，做好充分調研，等待進入的時機。
那時候海外電信市場競爭激烈，最初的幾年異常艱辛，幾乎沒有什麼回報，但華為堅持了下來。2000年的互聯網泡沫為華為帶來了機遇——當時所有的西方公司都撤走了，堅守的華為獲得了市場，也拿到在俄羅斯的第一單合同，約16億美元。
這一階段，華為在海外市場的拓展依然採用「農村包圍城市」戰略，選擇從發展中國家開始做起，以低成本戰略，逐步將產品打入到發達國家市場。
華為公司總裁任正非曾說過，在全球電信投資裡，大約30%在北美，30%在歐洲，「面對巨大的市場，如果不盡快使我們產品全球覆蓋，那就是投資的浪費、機會的浪費。」
於是，華為開始尋求打入歐美市場的機會，首先從通過各地苛刻的認證開始。郭平清楚地記得，2003年，華為打算進入歐美市場，第一站就是英國，但必須接受英國電信（BT）的認證，沒想到這一過程歷時近兩年，甚至嚴苛到連華為供應商宿舍的生活環境，認證主管都要親自去看一下，「因為這是BT的社會責任」。
2005年，華為成為BT首選的21世紀網路供應商，為BT的21世紀網路提供多業務網路接入部件和傳輸設備。
而在此前一年，華為已經做到在歐洲的首次重大突破，獲得荷蘭經營商Telfort價值超過2500萬美元的合同。
「國際化的過程，意味著你的一切商業活動都要按照國際規則來進行，要按照國際化的要求來完善內部體系的建設，在規則上一定要遵守客戶認證的要求。」郭平表示，在整個過程中為客戶創造價值，是華為國際化得以成功的根本。2005年，華為的海外合同銷售額首次超過國內合同銷售額。
「華為是中國少有的願意去了解全球的技術治理機制，熟悉全球專利制度和電信標準技術制度，與技術治理的利益相關方有很好的互動，並通過自己的努力來超越現有治理機制的一個公司。」清華大學全球產業4.5研究院副院長、經濟管理學院創新創業與戰略系副主任朱恒源對《中國新聞周刊》如此評價。
在朱恒源看來，中國建設全球化的過程，是進入商業市場的全球化過程，所有人都需要適應，不僅包括接納在中國全球化的外國企業，也包括想要全球化的中國企業。但是，主導全球的話語體系是歐美髮達國家建立的，要在這個體系裡崛起、發展、為自己爭取空間，唯一的辦法就是要學會用別人的語言來表達自己的訴求。這個語言首先是英語，其次是規則。
「我們一定要通過技術的發展去爭取自己的利益，而技術的規則是內嵌於社會規則中的，否則技術將一文不值。」朱恒源說。
華為英國公司成立於2001年，總部位於倫敦附近的雷丁，業務遍及英國各地。圖/新華
華為印度研究所的辦公區。圖/視覺中國
「全球公司」
根據華為2017年年報，目前華為業務遍及全球170多個國家和地區，服務全世界1/3以上的人口。2017年，華為銷售收入做到6036.21億元，其中，受益於企業業務數字化轉型加速和智慧型手機市場份額的提升，歐洲、中東、非洲地區做到銷售收入人民幣1638.54億元，同比增長4.7%；亞太地區做到銷售收入744.27億元，同比增長10.3%。只有美洲區域受拉丁美洲經營商業務市場投資周期波動影響，銷售收入有所下滑，為人民幣392.85億元。
華為的業務主要分為三大部分，經營商業務、企業業務和消費者業務，分別占2017年銷售收入的49.3%、9.1%和39.3%，而全球化業務也主要是圍繞這三大部分開展。
在經營商業務中，5G開始步入商用部署，loT（物聯網）、視頻、雲等被廣泛應用，2017年，在經營商業務中，華為做到銷售收入2978.38億元，同比增長2.5%。
來自華為的數據顯示，2017年，華為已在全球十餘個城市與30多家領先經營商進行5G預商用測試，性能全面超越國際電信聯盟（ITU）要求，在全球簽署超過350個NFV（網路功能虛擬化）和380個SDN（軟體定義網路）商用合同，超過30個CloudAIR 無線空口雲化商用網路和超過50萬個loT基站。全球經營商固定視頻用戶超過1.9億，移動視頻的活躍用戶數達到14億。
在企業業務中，目前有197家世界500強企業、45家世界100強企業選擇華為作為數字化轉型的合作夥伴。2017年，華為企業業務做到銷售收入549.48億元，同比增長35.1%。
2017年。華為消費者業務銷售收入人民幣2372.49億元，華為智慧型手機全球市場份額突破10%，居全球前三，全球品牌知名度從81%提升到86%。截至2017年12月，華為在全球建立零售陣地超過45000家，同比增長近10%。
根據華為官網信息，目前，華為在全球有60個分支機構，其中非洲4個，亞太地區14個，歐洲24個，拉丁美洲8個，中東8個，北美2個。
除了分支機構外，華為還在世界各地建立研發中心。1999年，華為在印度班加羅爾設立研發中心。第二年，又將另一個海外研發中心設在了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到2001年，華為在美國設立全球第四個研發中心，並加入國際電信聯盟（ITU）。目前，華為在全球有36個聯合創新中心，研究院（所/室）有14個。
華為堅持每年將10%以上的銷售收入投入研發，近十年累計投入的研發費用超過人民幣 3940億元。2017年，華為從事研究與開發的人員約8萬名，占公司總人數的45% ，研發費用支出為896億元，約占全年收入的14.9%。
任正非曾在一次採訪中將華為定位為一家「全球企業」，因為「超過70%的員工來自當地」。截至2017年年底，華為員工約18萬名，員工國籍超過160個。
朱恒源認為，企業的全球化分為三個層次，一是僅提供產品；二是在海外建立公司，由企業本國的管理者去管理；三是當地人管理當地人。世界上知名的跨國企業都經過了「管理者的天花板」，但現在很多企業都已經由當地人管理，甚至已經接受外國人進入企業的核心管理層。在這一點上，華為盡管還停留在第二層次，但「已經是全球化程度相當高的中國企業」。
浙江大學管理學院前院長、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學術專家委員會專家吳曉波對「全球公司」則有另一番解讀。他表示，全球公司是近年來崛起的一種新公司形式，它在DMS，即研發設計-製造-服務三大價值創造環節上做到更完全的全球經營，即全球研發、全球製造、全球服務，其員工及各戰略資源和市場上也做到了高度的全球化。
「華為是中國改革開放後崛起的‘全球公司’。它與西方原來意義上的基於本國的核心資源，尤其是技術資源，在世界各地開展經營的‘跨國公司（MNC）’不同。」吳曉波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
吳曉波曾訪問過在埃及、英國、加納等各地的華為公司，為其嚴格的、制度化的合規管理所折服。「跨越傳統的國界和超越自我中心的全球經營是全球公司最大的特色，因而合規是其管理經營的核心——不僅遵循本國的法律法規，更應符合各國際組織的各種規範。」在他看來，華為是中國最早實行「合規經營」的公司之一，在全球各地與當地的法律法規制度有著嚴密的遵從體系和制度化的管理。
然而，就這樣一個遵從當地法規、為當地創造大量就業的中國企業，目前正面臨著被以美國為首的多個國家「圍剿」的命運。
全球化進程中的成人禮
盡管很早就開始在美國設立研究中心和分支機構，但華為一直沒能真正進入美國市場。即便如此，華為一直謹守美國法律，特別是2007年，孟晚舟主導與美國IBM公司合作，開始長達八年的華為IFS（集成財經服務）變革，構建了數據系統，並在資源配置、經營效率、流程優化和內控建設等方面建立規則，使華為開啟了精細化管理之路。
這套源自美國的管理流程和制度，使得華為在全球化視野上更具有西方的管理思維，一直以來都將合規、安全作為管理紅線。
今年4月，華為本欲憑借mate10系列手機進入美國市場，卻因「中興事件」不得不暫時擱置。
4月16日晚，美國商務部以中興違反美國對伊朗的制裁規定、把自己的產品銷售給伊朗為由宣布對中興的禁令。美方發布公告稱，「美國政府在未來7年內禁止中興通訊向美國企業購買敏感產品。」
而據《華爾街日報》今年4月的報導，美國當時也在調查華為是否因「技術緊張局勢升級而違反對伊朗的制裁」，卻一直沒有發布確鑿的證據。對此，華為回應稱，「我們希望美國不要採取可能進一步損害投資者對美國商業環境的信心，損害其國內經濟以及正常、公開、透明和雙贏的國際關係的行動。」
業內人士分析，美國制裁中興，背後折射的是中國集成電路行業的問題。中國有著全球最大的半導體市場，但集成電路設計企業的主流產品仍然集中在中低端，基礎能力上的欠缺，強烈依賴第三方的先進IP核、先進工藝和外包設計服務，最終行業將受制於人。
借由「中興事件」，美國經營商拒絕了與華為的合作，甚至宣稱華為手機存在「安全」問題。
5個月後，即今年9月，華為子公司海思半導有限公司推出自主研發的新一代人工智慧型手機晶片麒麟980，主要用於華為手機。這一只給「自家用」的麒麟晶片一經發布，便引起強烈關注。此前，華為的手機晶片供應商主要是美國的高通和台灣的聯發科。
盡管華為高層在多個場合強調，榮耀手機採用多晶片策略，即使華為有能力持續開發晶片，也並沒有完全自產自用。在上個月公布的2018年度核心供應商名單中，來自美國的企業有33家，在晶片供應商中，高通和聯發科依然在列。
在朱恒源看來，在集成電路（IC）領域，長久以來，以美國為主導，建立了一套基於集成晶片技術本身形成的商業制度體系，對這套知識產權設計和封裝，通過專利費的形式分享收益，從歐洲到東亞，甚至是台灣，這套規則都受到完全的遵從，已經形成一套利益平衡機制。
而華為顯然是打破了這種多年來被發達國家公司維護的利益平衡。但朱恒源認為這是技術進步的必然，「技術進步需要衝突，一套貿易結構的改變，需要經歷風雨的歷程，任何一個新興經濟體國家的創新在全球崛起時，都要經歷這樣一個成人禮。」朱恒源表示，這是一個顛覆式創新的過程。
從目前的信息來看，華為動的奶酪不光是IC領域，更是未來有著巨大發展空間的5G。隨著5G時代的到來，各國展開激烈的競爭，其中中國和美國的競爭最為激烈。
今年5月，在3GPP主辦的5G標準投票會議上，全球通訊企業對於未來5G使用的技術進行投票，其中分為長碼、短碼、控制碼三個環節。競爭者主要是華為的Polar短碼技術和高通的LDPC長碼技術。
最終，華為以一票之差出局，這就意味著，中國企業依舊需要付給高通大量的專利費。但經此一役，華為在未來的5G時代，已經掌握了一定的話語權。目前，華為已與二十多個國家的企業簽署了5G商用合約。
這正是美國所擔憂的。此前，美國提出禁止華為產品在五眼情報聯盟之間使用，特別是五眼情報共享網路。作為五眼情報聯盟成員國，紐西蘭和澳大利亞已經禁止華為進入其5G網路。在這樣的情勢之下，很早就和華為開展合作的英國，以及和華為一直合作良好的加拿大面臨著巨大的壓力。
在此節骨眼上，美國以華為使用非官方法公司SkyCom來促進與伊朗的交易，違反了美國對伊朗的制裁措施為由，要求加拿大拘押並引渡孟晚舟，更是將這一衝突充分暴露出來。
「這是各國在全球化競爭中，為保護各自既得利益，力圖維護對本國公司利益而實施的各種法律行為。」吳曉波認為，由於新生的「全球公司」活動範圍之廣、之深，超越了傳統經濟立法，加上各自的立場和理解差異，導致了法律法規及其執行上一定程度的矛盾和衝突。
新加坡國立大學副教授王江雨認為，孟晚舟事件讓華為頓時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給其他國家坐實了華為在安全上有問題的印象，美國的盟友們在和華為打交道上會很謹慎，想盡辦法去避免使用華為的技術和產品。而不一定聽從美國意見的國家，在和華為打交道時也會很謹慎，認為華為是個「危險的企業」。
對於華為而言，雖然聲譽和市場都會受到較大損失，一方面要通過正當的法律手段去應對，另一方面，也要展現出企業的獨立性。「中國政府在任何時候都應該保護自己的國民，企業也是國民，但華為和政府是兩個個體，雙方不必配合，要展現出各自的角色。」王江雨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
朱恒源認為，從目前的情況來看，華為的幾個聲明都非常克制，這也是華為令人敬佩的地方。
但朱恒源並不認為華為會因此受到很大影響，「某些國家以侵犯國家安全為由，勸說或禁止別國使用華為的產品，這是政治決策，但從長遠來看，政治的權力不可能深入到所有領域，最後扼殺商業的機會。」
在朱恒源看來，如果中國企業要推全球化，就要相信互惠互利的商業決策是推動全球化的重要力量。特別是在全球化退潮的時候，中國和中國企業要扛起合作、共贏的全球化旗幟，而不是保護主義的旗幟。
吳曉波並不同意華為受到「阻擊」「圍剿」的說法，他認為這是「逆全球化」的一部分。在他看來，某些西方國家出於其某些方面的共同利益而對中國企業的採取競爭手段上的「逆全球化」措施，是違背了它們在長期的優勢期中所一直標榜的「自由競爭」原則，不利於全球利益的最大化。
「值得我們警惕的是，西方政客出於各種自私利益考量，而將本國法律置於國際法之上，以種種‘莫須有’的猜測和臆斷，實行‘泛政治化’傾向。」吳曉波擔憂地說，它將極大地破壞文明世界所信奉的、基於「公平競爭」基礎上達到「來自競爭的繁榮」的市場機制。
「相信華為堅持合規經營的做法不會變，也相信中國政府會依法做好對此事件的理性處置，更相信全球文明體系的理性力量。」吳曉波表示，在新一輪產業革命崛起的「范式轉變期」，更需要各國政治家們理性溝通，站在時代的新起點上，站在人類命運共同利益之上，攜手共進，走出逆全球化的混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