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卡洛斯》：從偽英雄主義回到自我救贖式偉大

《伊卡洛斯》的獲獎，被眾多人士抨擊是為打擊俄國而刻意做成的政治正確的結果。但如果我們暫放政治糾葛，對比眾望所歸卻落榜的《臉龐，村莊》來究其獲獎原因，就會發現，後者的藝術性前提過於強烈，以至於對藝術界不甚了解的普通人來說，即使片中大部分是在與人打交道，卻找不到心理共通點。

從偽英雄主義回到自我救贖式偉大

作者：子青

在眾多享譽世界的紀錄片中，無論是純粹觀察式的直接電影，還是主觀介入的參與式電影，我們大概都能發覺一些普世性的內容或思想，像《浮生一日》中關於愛、恐懼和喜悅的話題，觸及人類最本真、最頻繁的情感問題，這些從人的多樣性中提取出來的普遍共性，形成人類的共通語言。

而另一我們不得不提到的人類共通語言，在有著新聞媒體式的嗅覺，記者式的行動甚至卷入事件式的過程的紀錄片中得到體現。這類影片利用大量的影像資料、採訪、以及呈現調查過程，試圖揭示某一具有廣泛社會意義的事件或問題，這種普世性內涵關乎社會環境、關照的是人類社會層面的困境和出路。

用麥克·雷諾夫在《紀錄片理論》中劃分的四個基本形態—紀錄：揭示或保留，勸說或提倡，分析或質疑，表達—來說，這一可以歸為社會橫斷面類的影片基本包含了第一和第三種形態，如我們今天要說的《伊卡洛斯》，以及和它十分相似的《第四公民》（2014），當然還包括《海豚灣》（2009）、《黑鯨》（2013）等。

◇紀錄片《伊卡洛斯》海報。

在社會調查性影片中，製作者或隱藏在鏡頭之外，或主動卷入事件當中，我們都可以把他看作是類似新聞記者的存在。但我們如果用更加長遠的眼光來看，包含其中的新聞調查類電視片與社會調查類紀錄片的鴻溝所在，也正是當中記者的性質。

一方面，我們知道，為了適應電視媒體線性結構的特性，電視節目經過欄目化的發展，形成了一系列的製作模版和套路。記者作為電視台的員工，不得不遵循著某種既定模式去選取題材、進行調查和分析。在這里，記者更像是電視台欄目里整個團隊的代表，而一系列的審片制度，造成電視片中不僅隱藏著記者和團隊的立場，還進一步體現著整個電視台的意識形態。

另一方面，電視欄目為了讓觀眾形成收視習慣，每期必須固定時間播出，因此比起紀錄片幾個月甚至幾年的製作時間來說，電視片都相形見絀。這就導致了電視片記者為了收視率，在選題上必須選取地域性強、時效性強的內容，在調查上一般不能對事件進行長時間跟蹤，而是選取已經有基本定論的事情進行剖析。

當然，理論上說，電視台記者還必須保持新聞人特有的中立客觀態度，杜絕「站邊」行為。但相信我們大家都心知肚明，無論國內外的電視台，就算是標榜最公正自由的民主制度社會，也都會有自己的所屬的單位和集團，因此相應地會維護某些團體的絕對利益。

反觀紀錄片製作者，他們在製作影片的過程中，受主觀興趣和立場的影響最大，因此有些即便是揭露式的影片也表現出鮮明的作者主觀性，於是影片不僅含括上述紀錄：揭示或保留、分析或質疑這兩種形態，還或多或少地夾雜著第四種，即表達。最明顯的如導演麥克·摩爾，他的作品中表現出強烈的個人化視點風格，在《華氏911》中更是利用大量電視資料進行拼接、重構，極具主觀性的解說和音樂對總統布什的形象進行一系列的解構和重判，充滿了後結構式的諷刺意識。

在這里，他不僅擔任了調查記者的角色，還努力將自己卷入事件當中，使得導演本身的拍攝活動在影片中占據重要位置，這種自我反射式表達手段，對傳統客觀紀實極力反叛，打破中立立場和表面的客觀，也是摩爾作為代表人物的新紀錄電影的重要特點。

從《羅傑與我》（1989）到《科倫拜耳的保齡》（1999），從《華氏911》（2004）到《資本主義：一個愛情故事》（2009），導演麥克·摩爾始終以批判的姿態揭露殘酷的社會問題和政治騙局，以往我們熟悉的政治話語在他飽含的強烈主觀情緒，遊走在真實素材和虛構手法的邊緣的風格之下顯得不那麼「 嚴肅」了。但這種諷刺意味在吸引外界眼球的同時，也暴露出它自身的缺點，即過於偏激的解讀很可能導致不同立場觀眾的反感。但《伊卡洛斯》或《第四公民》似乎沒有類似的煩惱，因創作者立場的隱藏而顯得更加客觀，也因此更具有說服力。

◇紀錄片《第四公民》海報。

兩部影片，一部是記錄俄羅斯莫斯科反興奮劑實驗室主任格里戈利·羅琴科夫揭露了全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興奮劑醜聞事件，主人公被稱為體育界的斯諾登。一部是記錄曾是中情局技術顧問和美國國家安全局外包技術人員的愛德華·斯諾登將美國國家安全局機密文件披露給英國《衛報》和美國《華盛頓郵報》等新聞媒體的過程及後續，還原「棱鏡門」事件。

有趣的是，在結局中里，一個是俄國人最出逃美國，一個則是美國人尋求俄羅斯的庇護。《第四公民》這部揭露性作品獲得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如孫紅雲教授所認為的，更體現出民主制度的「二律背反」規律，「即使公民社會選舉出的政府做出了種種背叛民主原則的行為，它仍舊能夠產生出批判這些行為的人士、作品和行為，那麼也就證明了這種民主制度和民主原則本身的強有力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更生的能力，而這種能力恰恰是美國於世界強國之林屹立不倒的根本保證」。

而《伊卡洛斯》的獲獎，卻被眾多人士抨擊是為打擊俄國而刻意做成的政治正確的結果。但如果我們暫放政治糾葛，對比眾望所歸卻落榜的《臉龐，村莊》來究其獲獎原因，就會發現，後者的藝術性前提過於強烈，以至於對藝術界不甚了解的普通人來說，即使片中大部分是在與人打交道，卻找不到心理共通點。放大的人臉和藝術家們這種小眾的行為遠遠比不上關係國家與公平的體育界使用藥品的問題帶來的傳播的廣泛性和影響的深刻性。

◇紀錄片《伊卡洛斯》劇照。

分析《伊卡洛斯》的敘事，我們看到故事被分為兩條主線，在不同空間向前發展又最終重合。第一條是業餘自行車騎手的導演自己作為主角在格里戈雷的幫助下使用禁藥，並試圖逃脫比賽檢查。第二條是隨著外界報導對俄國體育界使用禁藥的披露，格里戈雷處在嚴峻的審查中，最終為躲避潛在的危險而出逃美國。兩條線重合處，格里戈雷在導演的幫助下向媒體披露實驗室幫助運動員逃脫尿檢的經過。可以說，導演是出奇幸運的。

首先，在體驗使用禁藥的早期階段就能聯絡上俄國頂尖實驗室里的主任格里戈雷，又得以獲取他的傾力幫助。這段記錄導演用藥經過，以及用藥後進行比賽的影像，和《第四公民》只能靠大量採訪和文件資料來進行揭露對比，可以說具有更直觀、具體的影像文獻價值。

其次，格里戈雷又剛好掌握著一系列俄國使用禁藥的證據，處於風口浪尖的檔口又剛好投奔導演，從開頭就為導演奠定了影片的基礎。因此，這一切剛好能夠構成一條完整的敘事鏈，篇幅顯得十分流暢。再次，因為有著生活化場景的畫面，我們在這里看到的情緒氛圍遠沒有《第四公民》里所體現的那樣通過電腦螢幕交流、只能在室內的低沉，甚至還能看到格里戈雷個人豐富的性格特徵，這也與冷靜的斯諾登截然不同。再加上導演以第一人稱的敘事視角來進行講述，所以影片內容的呈現就顯得更加清晰明了，對於普通的觀眾來說也就更容易「消化」。

◇紀錄片《伊卡洛斯》劇照。「因為我們是頂尖的作弊高手。」

比起《第四公民》導演的電視記者式的審慎客觀和冷靜，這部影片的導演更像是一名電影導演，這一點從他在影片中大量使用奧威爾小說的內容上可以看出。無論是開篇的奧威爾名言：「在謊言遍地的時代，講真話就是一種革命行為」的暗喻，還是在影片後半段講述格里戈雷躲避追蹤進行披露的過程中使用的《1984》小說中的「三個階段」――學習、理解、接受，都無法掩蓋導演首尾呼應的主觀態度。

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暴露出導演在塑造一個充滿英雄主義的烏托邦，一個揭露真相的英雄的時候，卻對這位英雄本身的劣根不置可否的弊端。我們需要注意到，格里戈雷在變成受害者以前，正是那個破壞公平正義的身體力行者。在舊有體制分崩離析的時候才選擇站出來對抗，在事情敗露之後才舉起真相革命的大旗，我們不能說他的選擇不夠有勇氣，只能說這絕不像導演所渲染的那樣偉大。

當我們看到在《海豚灣》中，理查德·貝瑞――那位年輕時將海豚帶進電視節目，如今為從人類的利益中解救海豚而奔走的滿頭白髮的老人，胸前掛著播放著日本漁民大量捕殺海豚的鮮紅畫面的顯示器走進會議廳時，或許才真正領悟到自我救贖的偉大。希望這個世界如斯諾登所言：「如果我倒下了，還會有更多的人站出來和我做一樣的事情。這就是九頭蛇網路法則，你可以阻止一個人的行為，但是會有七個人再站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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