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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有疫苗來降低乙肝的 新髮感染率,以及核苷(酸)類似物已延緩慢乙肝患者的肝病進展。但學界仍不滿於此,仍堅持探索乙型肝炎病毒(HBV)的感染機制和新的藥物靶點,以治愈乙肝為目的,開發新的抗病毒藥物和免疫干預措施。
為此,The Lancet Gastroenterology & Hepatology與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分別發表了一篇綜述,詳細闡述了HBV的生命周期,並回顧了目前不同的藥物研發策略。以下是這兩篇綜述的主要內容。
HBV病毒學和生命周期
了解HBV的生命周期非常重要,因為每一步都是藥物開發的潛在靶點。
乙型肝炎病毒(HBV)是嗜肝DNA病毒科(Hepadnaviridae)家族的成員。HBV感染肝細胞後,開始建立自己的復制周期,並在細胞核中持續存在。
HBV病毒粒子是以脂質為基礎的球形結構,直徑約為42-47 nm,三種不同的表面抗原(HBsAg)暴露於其外側,分別為小(S)、中(M)、大(L)病毒包膜蛋白(viral envelope proteins)(圖1)。
圖1 HBV病毒粒子結構(來源:參考文獻1)
HBV生命周期如圖2所示。
HBV的生命周期:(1)HBV與NTCP受體結合後感染肝細胞;(2)HBV核衣殼運至細胞核,rcDNA進入細胞核,並整合到人類基因組中;(3)rcDNA經宿主因子轉化為cccDNA,形成穩定的cccDNA;(4)以cccDNA為模板轉錄生成病毒RNA;(5)病毒RNA被翻譯成HBV蛋白;(6)連接HBV聚合酶的pgRNA被包裝成衣殼顆粒;(7)以pgRNA為模板逆轉錄生成DNA負鏈;(8)隨後生成DNA正鏈;(9)HBV病毒顆粒和非感染性亞病毒顆粒的形成和分泌。
圖2 HBV的生命周期(來源:參考文獻1)
大包膜蛋白包含參與病毒進入(viral entry)的受體結合域,在感染時,該受體結合域與人牛磺膽酸鈉共轉運多肽受體(hNTCP或SLC10A1)相互作用——後者在肝細胞上表達。這種相互作用使病毒通過內吞作用進入肝細胞,並將HBV核衣殼(nucleocapsid)釋放到肝細胞質中。所以,可通過阻斷病毒與NTCP受體的相互作用,阻止HBV進入肝細胞來預防感染。
HBV的核衣殼由HBV核心蛋白二聚體(HBc)組成,包含部分雙鏈DNA基因組,後者呈鬆弛環狀構象(鬆弛雙連環狀DNA,rcDNA)。這個rcDNA長度約為3.2kb,與HBV聚合酶共價連接。在DNA鏈的5ʹ末端有一個來自前基因組RNA(pgRNA)的RNA引物,對病毒的逆轉錄來說十分重要。
在感染細胞的胞質中,病毒核衣殼運輸至核膜,並釋放rcDNA進入細胞核。
rcDNA可以整合到宿主基因組中,通過基因組改變導致癌症的發生。這種整合在HBV復制周期中沒有直接作用,但可以作為HBsAg分泌的模板。rcDNA被宿主DNA修復轉化為共價閉合環狀DNA(cccDNA)。cccDNA與宿主組蛋白結合,形成一個穩定的小染色體,作為所有病毒轉錄的轉錄模板。
當翻譯出病毒蛋白後,HBV聚合酶與pgRNA相互作用,同時,核心蛋白(HBc)與pgRNA相互作用,啟動新核衣殼的組裝。
被衣殼包裹的pgRNA逆轉錄成rcDNA,作為病毒合成的DNA負鏈模板(正鏈稍後合成)。最後生成新的核衣殼(nucleocapsid),其可以返回細胞核,並被循環利用以擴充cccDNA池。
另外,核衣殼可與與內質網結合,HBsAg在內質網聚集,並通過分泌途徑排出細胞。HBsAg的過量產生導致非感染性亞病毒顆粒的分泌,後者在免疫逃避中起重要作用。
直接抗病毒治療策略
HBV生命周期的所有步驟都有可能成為抗病毒治療的靶點(圖3)。
註:RNAi=RNA干擾;Pol=HBV聚合酶;NUCs=核苷(酸)類似物;CpAMs=衣殼組裝抑制劑。
圖3 HBV治療策略的示意圖(來源:參考文獻1)
1. 防止HBV進入細胞(Preventing HBV entry)
病毒不斷地復制和釋放可導致新的肝細胞被感染,從而維持慢性感染狀態並擴充cccDNA池。在大多數患者中,核苷(酸)類似物(NUC)治療不能完全抑制病毒產生。因此,聯用病毒進入抑制劑和復制抑制劑,是阻止新細胞受到感染,並減少cccDNA池的潛在手段。
防止病毒進入的策略包括開發HBsAg衍生的多肽,如Myrcludex B,其可通過與NTCP受體競爭性地結合,阻礙HBV病毒進入細胞。
除了多肽以外,小分子藥物如ezetimibe和環孢素衍生物也在研究中被用於阻斷HBV進入細胞。另外,HBV的病毒進入也受到靶向HBsAg的單克隆抗體影響,這些抗體還可能具有額外的抗病毒活性,其可以干擾血清HBsAg和感染性病毒的分泌。
丁肝病毒(HDV)利用HBV包膜,因此使用的是相同的病毒進入受體。HBV病毒進入抑制劑對同時感染HBV和HDV的患者有很大的益處。
2. 直接靶向cccDNA(Directly targeting cccDNA)
抑制cccDNA的形成是一有力的直接抗病毒策略。然而,在開發相關藥物之前,需要對cccDNA的形成過程有更全面的了解。
cccDNA形成的許多關鍵步驟需要宿主細胞核中的酶(包括TDP2、FEN1和POLK),而病毒微型染色體(minichromosome)的形成需要宿主染色質的組蛋白和其他成分。因此,若要抑制cccDNA的形成可能需要靶向宿主蛋白,由此會造成更多不良反應。
cccDNA形成後,就可以被鋅指核酸酶(zinc-finger nucleases)或轉錄激活因子樣效應核酸酶(transcription activator- like effector nucleases)靶向,這些酶已在細胞培養模型中成功用於編輯HBV cccDNA。
基於CRISPR–Cas9的基因編輯策略——在cccDNA中加入突變或者敲除某一基因,可能導致cccDNA失活。臨床前實驗表明,超過90%的HBV DNA可被Cas9裂解。然而,大約7%的cccDNA基因組在經過CRISPR-Cas9介導的切割之後,能夠被修復成不影響cccDNA功能的狀態。因此,這一策略需要引入靶向cccDNA中不同位點的多個指導RNA(gRNA),確保cccDNA的失活。在這些基因編輯方法應用於臨床之前,還需要解決潛在的問題,包括肝細胞遞送、脫靶效應、由於染色體整合HBV DNA的裂解和染色體DNA重組而導致不可預測的後果。盡管存在這些問題,但目前這是唯一一種在組織中讓cccDNA永久性失活的方法。
3. 靶向病毒基因表達(Targeting viral gene expression)
高病毒抗原負荷被認為在形成和維持慢性感染中起到重要作用,因此,通過沉默cccDNA轉錄或者降解病毒RNA直接降低病毒抗原和調節蛋白的表達也具有意義。
(1)轉錄前的調控:對cccDNA的轉錄前調控可以通過靶向HBx或HBc來做到,這兩種蛋白都與cccDNA的穩定性和表達有關。
(2)轉錄後的調控:可使用RNA干擾(RNAi)、反義寡核苷酸(ASOs)來降解HBV mRNA。普遍的觀點是,靶向HBV mRNA是治療的一個重要緩解,因為這將限制cccDNA產生HBsAg,從而有助於恢復患者特異性免疫。
4. 抑制衣殼組裝(Capsid assembly)
與NUCs單獨治療相比,衣殼組裝抑制劑與NUCs聯合使用可能會進一步降低病毒水平,並有更利於患者HBV特異性免疫重建。目前抑制衣殼組裝的小分子化合物可以分為兩類:(1)核蛋白異構調節劑(CpAMs),如GLS4和RO7049389,可以導致非衣殼核蛋白多聚體的組裝錯誤;(2)衣殼組裝調節劑,如AT-130、NVR-3778、JNJ6379等,可以形成形態正常的衣殼,但病毒核酸缺失。
5. 靶向HBsAg的釋放(HBsAg release)
核酸聚合物(nucleic acid polymers, NAPs)具有抗病毒作用並可抑制受感染肝細胞釋放HBsAg,不過其具體的抗病毒作用機制尚未被闡明。
免疫調節療法
通過適當地激活抗病毒免疫,可以做到HBV的功能性治愈。若患者HBV得到控制,其特徵便是抗HBV特異性體液和細胞免疫的協調激活。激活宿主免疫機制使HBV感染自發性清除,也是一種慢乙肝治療手段。
1. 靶向先天性免疫力的策略
靶向先天性免疫力主要是利用細胞因子(TNF、IFNα、IFNγ、IL-1β)的直接抗病毒效應,從而誘導適應性免疫。IFNα療法就是基於這個原理,該療法對少數CHB患者(約5%-10%)有效,在這些患者中可做到真正的功能性治愈。此外,IFNα還提高NK細胞的免疫應答能力,接受IFNα治療後達到HBsAg陰性的患者恢復了HBV特異性T細胞反應。
抗病毒細胞因子不僅可以減少HBV的復制,還可以消除cccDNA——這是治愈CHB最直接有效的策略。
2. 靶向適應性免疫力的策略
HBV特異性免疫在CHB患者中存在缺陷,理論上可以通過免疫檢測點抑制劑(如抗PD1或抗CTLA-4療法)或治療性疫苗來恢復。阻斷PD1-PDL1相互作用的抗體可部分恢復缺陷的HBV特異性T/B細胞應答。抗PD1治療對CHB患者的抗病毒活性有限,但仍需根據其病毒學和臨床特徵選擇合適的患者,抗PD1抗體的最佳劑量也有待確定。
結語
綜上所述,新的乙肝治療策略旨在做到功能性治愈,持續的治療後達到HBsAg的消失。
參考文獻:
[1] Tarik Asselah, Dimitri Loureiro, Nathalie Boyer, Abdellah Mansouri. Targets and future direct-acting antiviral approaches to achieve hepatitis B virus cure. Lancet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19); 4: 883–892.
[2] Gregory C. Fanning, Fabien Zoulim, Jinlin Hou, Antonio Bertoletti. 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 (2019). DOI:
https://doi.org/10.1038/s41573-019-00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