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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2靶向治療
PD4-07.
曲妥珠單抗/帕妥珠單抗固定劑量復方皮下制劑治療HER2陽性早期乳癌:一項III期多中心、開放性、隨機雙臂研究FeDeriCa的主要分析結果
背景:與曲妥珠單抗(H)+化療(CT)相比,靜脈注射帕妥珠單抗(P IV)+曲妥珠單抗(H IV)聯合化療(CT)可改善HER2陽性乳癌患者的結局。現研發出一種新型的皮下(SC)制劑,首次將曲妥珠單抗和帕妥珠單抗與重組人透明質酸酶結合。這種即用型固定劑量復方制劑(PH FDC)的給藥方式為大腿皮下注射5-8分鐘。III期HannaH研究業已明確了H
SC的劑量,Ib期研究(NCT02738970)確定了P SC的劑量。本研究報告了來自FeDeriCa的首個結果,該研究在接受新輔助-輔助治療的HER2陽性早期乳癌患者中,比較了這一新型SC PH FDC與H IV+P IV的藥代動力學、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經中心確認的HER2陽性侵襲性乳癌患者(腫瘤>2cm,或淋巴結陽性;II-IIIC期)以1:1的比例隨機接受8個周期的H IV(負荷劑量8mg/kg,維持劑量6mg/kg)+P IV(負荷劑量840mg,維持劑量420mg)聯合化療(A組)或PH FDC(負荷劑量:P SC1200mg、H
SC600mg,維持劑量均為600mg)聯合化療(同A組)(第5-8個周期,q3w)(B組)的新輔助治療。
化療方案是研究者選擇的4個周期劑量密集型多柔比星+環磷酰胺q2w→4個周期紫杉醇qw(共計12周),或者4個周期多柔比星+環磷酰胺q3w→4個周期多西他賽q3w。術後,患者按照隨機分組繼續接受抗HER2治療、完成18個周期的療程。
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觀察第8周期給藥前PH FDC中P的血清谷濃度(Ctrough)相較於P IV的非劣效性[幾何均值比(GMR)90%置信區間(CI)下限的NI界值:≥0.8]。關鍵次要目的是比較第8周期給藥前PH FDC中H與H
IV血清谷濃度的NI、乳腺和腋窩的總體病理學完全緩解率(ypT0/is,ypN0;tpCR)以及安全性[主要心臟事件定義為心力衰竭(紐約心臟協會NYHA III+IV級)伴顯著左心室射血分數(LVEF)下降、心源性死亡;次要心臟事件定義為經確認的LVEF自基線下降10%∽50%]。
結果:自2018年6月14日至2018年12月24日,在122個研究中心對500例患者進行了隨機化。截至2019年7月4日,A組和B組分別有242例患者(96.0%)和234例患者(94.4%)完成了新輔助治療。兩治療組的基線時人口統計學特征和疾病特征較為均衡。
該研究達到其主要終點:P GMR為1.22(90%CI 1.14-1.31),90%CI下限高於預設的NI界值0.8。H GMR為1.33(90%CI1.24-1.43),符合NI標準(見下表)。兩組的tpCR率相當[A組59.5%(95%CI 53.2-65.6);B組59.7%(95%CI
53.3-65.8)],與其他P+H聯合化療研究的結果相似。兩組包括心臟安全性在內的總體安全性相似,安全性與其他P+H聯合化療研究的結果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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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該研究證實,SC PH FDC第8周期給藥前的P+H血清谷濃度非劣於P IV+H IV,且有效性及安全性相當。PH FDC為HER2陽性乳癌患者提供了一種更快捷、更簡單的P+H給藥方式。
PD10-02.
ATEMPT研究(TBCRC033):T-DM1 vs. 紫杉醇+曲妥珠單抗(TH)輔助治療患者報告結果
目的:ATEMPT試驗旨在確定輔助T-DM1(每3周一次,持續1年)治療I期HER2陽性乳癌的耐受性是否優於TH(紫杉醇每周一次×12周+1年曲妥珠單抗)。比較了兩種治療方法隨時間的患者自評結果(PRO),包括生活質量(QOL)、特定症狀和工作效率。
方法:患者隨機(3:1)接受T-DM1或TH治療,並在開始治療後基線(第1天)、第3周、第12周以及第6、12和18個月完成PRO評估。調查包括FACT-B、患者神經毒性調查問卷(PNQ)、鹿特丹症狀檢查表(RSCL)、掉髮患者評估、工作效率和活動障礙問卷:特定健康問題(WPAI:SHP)。
結果:469/497(94%)例患者(363例接受T-DM1治療,106例接受TH治療)在任意時間點完成調查,範圍從基線時的100%至18個月時的79%。中位年齡為56歲(23-85)。在QOL和其他相幹症狀方面,各組隨時間出現不同的惡化和恢復模式。
與T-DM1組相比,TH組的平均總FACT-B評分顯著較低,這表明從基線期到12周時QOL較差(每個時間點p<0.001);6個月和12個月時兩組的平均評分相似,18個月時TH組再次顯著偏低。TH組12周時的相對於基線平均變化最大和總體FACT-B評分最低。
在接受T-DM1治療的患者中,中度至重度感覺神經病變在12周時為8%,在18個月時達到最高水平15%。相比之下,接受TH治療的患者中,中度至重度感覺神經病變在12周時為35%,18個月時為26%(12周時p<0.001,18個月時p=0.018)。T-DM1組的第12周掉髮率為13%,TH組為77%(p<0.001)。
基線、3周和12周時TH組的平均軀體症狀痛苦較大,1年時T-DM1組的平均軀體症狀痛苦較大,TH組在12周時報告的症狀痛苦最大。入組時兩組的心理痛苦都最大,但TH組在基線、12周和18個月時顯著大於T-DM1組(6個月和12個月時兩組相似)。
兩組對活動水平損害的影響有限。12周時TH組的就業比率最低(TH組49%,T-DM1組61%,p=0.074),3周和12周時健康治療導致的工作時間缺失百分比、工作時損傷百分比、總體工作損傷百分比和活動損傷百分比存在顯著差異,均有利於T-DM1組。
結論:接受T-DM1與TH治療的I期HER2陽性乳癌患者之間的PRO存在差異。T-DM1治療患者的生活質量較好,神經病變和掉髮較少,工作效率較高,尤其是在治療的前12周,更重要的是,差異在長期隨訪中是持續存在的。
P5-06-02.
HER2陽性早期乳癌新輔助化療加抗HER2治療後的病理學完全緩解(pCR)和預後
背景:達到pCR(乳房和腋窩)對早期乳癌患者的無事件生存期(EFS)和總生存期(OS)具有很強的預後意義(Cortazar 2014),調節治療可改善未實現pCR的HER2陽性疾病患者的長期結局(Von Minckwitz 2019)。我們試圖在含化療加抗HER2治療的新輔助系統性治療後達到和未達到pCR的患者中,研究EFS和OS的預後因素。
方法:使用了來自11項HER2+早期乳癌新輔助治療試驗中隨機分配的3710例患者的個體數據,這些試驗入組的患者數量均≥100例,具有可用的pCR、EFS和OS數據,且隨訪時間≥3年。我們分別針對激素受體(HR)陽性和HR陰性疾病,達到pCR(pCR+;
ypT0/is,ypN0)和未達到pCR(pCR-)的患者,使用分層(按試驗和治療)Cox模型評估基線臨床腫瘤大小(cT)和臨床淋巴結狀態(cN)作為預後因素。
結果:觀察組患者的治療效果明顯優於對照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總體中位隨訪時間為61.2個月。該表根據HR和pCR顯示了OS(5年OS率)的風險比和5年Kaplan-Meier估計值。觀察到的EFS結果相似。在大多數亞組中,包括pCR+患者中,cT(1-2 vs. 3-4)和cN(cN- vs. cN+)是OS的獨立預後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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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這些結果證實了達到pCR的患者比沒有達到pCR的患者具有更好的長期結局,而且傳統的不良預後特征,如腫瘤大小和淋巴結狀態,即使在pCR後仍然是重要的,沒有明確的證據表明,在達到pCR的患者與未達到pCR的患者中,不利特征(cT3-4或cN+)的相對影響是不同的。
P4-10-11.
PIK3CA狀態是PI3K/AKT/mTOR信號通路靶向藥物治療獲益的預測因素:一項隨機試驗的薈萃分析
背景:已經開發出許多不同PI3K/AKT/mTOR通路的靶向藥物。盡管這些通路發生突變很常見,但大多數的乳癌隨機試驗都是在未選擇激活通路的患者中進行的。這裡探索了PIK3CA和AKT突變在以這些信號通路為靶點的藥物隨機試驗中的預測價值。
方法:我們在PubMed中檢索以PI3K/AKT/mTOR信號通路為靶點的藥物在轉移性乳癌中的隨機試驗。合格的研究需要根據腫瘤標本或循環腫瘤DNA中PIK3CA或AKT狀態的存在與否來報告療效數據。在PIK3CA或AKT突變型和野生型組中,獲取無進展生存期(PFS)的風險比(HR),並使用通用反向方差和隨機效應模型進行薈萃分析。根據實驗藥物的作用機制進行敏感性分析。
結果:在確定的15項研究中,10項研究(包括3615例患者)符合分析條件。研究包括泛PI3k抑制劑(n=5)、α特異性PI3k抑制劑(n=1)、AKT抑制劑(n=2)和mTOR抑制劑(n=2)。大約38%的患者有PIK3CA或AKT突變。與野生型相比,PIK3CA或AKT突變患者使用PI3K/AKT/mTOR信號通路靶向藥物可顯著延長PFS
(HR=0.61, 95%CI:0.50-0.75 vs HR=0.83, 95%CI:0.67-1.02, p=0.04)。在敏感性分析中觀察到類似結果(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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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靶向PI3K/AKT/mTOR通路的藥物在乳癌中的獲益似乎僅發生在PIK3CA或AKT突變的患者中。這些藥物未來的試驗應僅在這些的患者中進行。
PD5-10.
免疫標誌物對HR+/HER2+早期乳癌患者接受新輔助降階T-DM1或曲妥珠單抗聯合/不聯合內分泌治療的應答的影響:WSG-ADAPT-HER2+/HR+試驗的子項目
背景:在高度異質性HER2+乳癌患者中,pCR(ypT0/is/ypN0)與改善預後相幹。前瞻性、II期、三臂、新輔助治療WSG HER2+/HR+試驗(ADAPT-TP)顯示,4 x T-DM1+/-ET後的pCR率約為41.0%,曲妥珠單抗+ET後的pCR率為15%。
ADAPT-TP的預設分析顯示了一些對pCR有影響的生物標誌物,如PIK3CA突變狀態、HER2富集亞型(通過PAM50分析)、Bcl-2和最顯著的免疫生物標誌物(如CD8/腫瘤中心)。尤其是,在基線和/或一個周期(3w)的新輔助治療後,較高的CD8蛋白表達水平有利於pCR。此外,CD8和PDL1動態是早期治療應答的指標,動態應答本身有利於pCR。免疫生物標誌物的影響表明,腫瘤浸潤淋巴細胞(TILs)可作為降階抗HER2治療的預測標誌物,尤其是T-DM1。
方法:對基線(TIL-0)和第3周(TIL-3)獲得的組織進行半定量、3次TIL測量。在每個時間點,使用三次測量的中位數進行分析。通過免疫組化(IHC)檢測兩個時間點基線時的mRNA獲得CD8和PD-L1表達測量值。使用logistic回歸、秩相幹、t和卡方統計分析半定量TIL-0 / TIL-3水平與pCR以及其他臨床/病理檢測之間的關聯。
結果:TIL-0和TIL-3分別在355/375例和301/375例隨機化患者中可用。TIL-0、TIL-3和TIL-動態(從TIL-0增加到TIL-3)與CD8和PD-L1(包括動態)和臨床因素(腫瘤大小、淋巴結狀態、雌激素受體(ER)和孕激素受體(PR)狀態、分級、患者年齡、Ki67和絕經狀態)的關聯顯示了一些顯著的相幹性:在兩個時間點,TIL-0和TIL-3均與CD8(中心,而不是侵襲性邊緣)和PD-L1的IHC測量值至少中等程度相幹。在第2周期,TILs和CD8的相幹性很強,尤其是T-DM1組(r=0.7,p<0.001)。mRNA的CD8與TIL-0中等相幹。在兩個時間點,臨床因素與TILs之間的相幹性均較弱。
這些影響pCR的已知因素提示TILs可能與pCR直接相幹;使用標準化TIL-0的logistic回歸分析顯示,在T-DM1組中TIL-0的pCR比值約為1.4,但在整個隊列中並非如此。尤其是,接受T-DM1治療且TIL0為40%(約8%)的患者的pCR為70%,而其他患者的pCR為40%(p=0.016)。我們觀察到在T-DM1治療期間TILs的動態增加約10%。然而,這些動態增加和TIL-3均與pCR無顯著相幹性(與第2周期CD8蛋白表達相反)。
解釋:據我們所知,這些是關於接受降階抗HER2治療的HR+/HER2+乳癌患者中TIL和TIL動態預測價值的首個前瞻性數據。在接受T-DM1治療的患者中,非常高的TIL水平(>40%)與極好的pCR率之間70%相幹。然而,與TIL相比,CD8表達和CD8動態變化對降級治療的有效性具有更強的預測性,盡管基線和/或治療中的TILs作為非選擇性HER2+乳癌患者的改善預後以及提高對(雙重)抗HER2治療(聯合或不聯合化療)的敏感性的標誌物具有良好的數據。在得出關於TILs在早期HER2+乳癌患者中的臨床影響的最終結論之前,需要進一步研究靜態和動態免疫標誌物(根據HR+和HR-/HER2+亞型)。
內分泌治療
GS4-01.
已完成輔助AI(芳香酶抑制劑)治療的絕經後/HR陽性乳癌患者繼續來曲唑強化內分泌輔助治療-NSABP B-42研究10年隨訪結果
背景:NSABP-B42研究是一項隨機、雙盲、安慰劑對照臨床研究,旨在探索對於已完成5年內分泌治療的患者,繼續5年來曲唑強化內分泌輔助治療是否可以改善無病生存(DFS)。該研究共納入3966例絕經後I-III期HR陽性乳癌患者(AI起始治療5年或他莫昔芬起始治療≤3年序貫AI治療共5年後無疾病復發),隨機給予來曲唑2.5
mg/d或安慰劑強化內分泌輔助治療5年。起初分析發現,5年來曲唑強化輔助治療未改善DFS和OS,但是來曲唑強化輔助能夠改善無乳癌間期和遠端復發率。此次報導更新了10年隨訪結果。
方法:按照淋巴結狀態,既往他莫昔芬治療史,和基線期DEXA-T(骨密度)評分(>-2.0,≤-2.0)進行分層。主要研究終點是DFS,次要終點包括OS、BCFI(復發或者發生對側乳癌事件)、骨質疏松骨折(OF)事件等 。療效差異通過分層Log查驗和Cox風險模型評估,顯著性差異預設為0.05。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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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S:中位隨訪時間為9.3年。與安慰劑組比較,來曲唑顯著改善DFS,使復發風險下降16%(HR=0.84; 95% CI 0.74-0.96; p=0.011)。並且,基線期骨密度評分≤2(HR=0.63; 95% CI 0.49-0.82)和>2(HR=0.93; 95% CI
0.80-1.09)的患者,來曲唑輔助治療獲益明顯不同(p=0.013)。另外,與安慰劑組比較,來曲唑組使BCFI風險顯著降低26%,遠端復發風險顯著降低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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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來曲唑組與安慰劑組無顯著性差異(HR=0.97, 95% CI 0.82-1.16; p=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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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較安慰劑組,來曲唑組未顯著增加至發生OF的時間和總體動脈血栓發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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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較安慰劑組,5年來曲唑強化輔助顯著改善了DFS,但OS仍未達到顯著性差異。與既往結果相同的是,來曲唑顯著降低了BCFI和遠端復發發生風險。
GS4-03.
利用CTS5評估來自TAILORx 研究的HR陽性/HER2陰性和淋巴結陰性患者的遠端復發風險
背景:CTS5是一套臨床病理學測算工具(淋巴結狀態、腫瘤大小、分級和年齡),用來評估激素受體陽性,絕經後女性乳癌患者5年內分泌治療後遠端復發風險。CTS5是以ATAC(阿那曲唑、他莫昔芬,單藥或聯合用藥)研究為訓練集創建的(n=4735),並以BIG
1-98研究為驗證集(n=6711)驗證其有效性。此次報導旨在驗證CTS5是否能夠評估參與TAILORx臨床研究的患者輔助治療後5年的遠端復發風險。
方法:10273例ER陽性,HER2陰性和淋巴結陰性患者被招募到TAILORx研究,根據復發風險評分和治療方案(內分泌治療或者化療-內分泌治療),隨機分為4組。主要研究終點:遠端復發;根據化療情況進行分層。Cox風險模型被用來評估CTS5的作用,K-M曲線被用來評估9年遠端復發風險。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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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輔助治療後中位隨訪時間是2.9年,相比較其他三組,D組(RS 26-100, 化療-內分泌治療)CTS5 預測效能更高(中位 CTS5 3.09 vs. 2.82, P<0.001)。總體而言,CTS5能夠高度預測化療組的晚期遠端復發風險(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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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CTS5評估,5385例患者(72.9%)被分到低度風險組,1836 例患者(25.0%))被分到中度風險組,132 例患者(2.1%)被分到高度風險組。然後根據分組情況:CTS5不能評估A組(RS 0-10,內分泌治療)晚期遠端復發風險,但能夠高度預測B組(RS 11-25,內分泌治療)和C組(RS 11-25, 化療-內分泌治療)以及D組(RS
26-100,化療-內分泌治療)的晚期遠端復發風險(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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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S5能夠高度預測≥50歲患者的晚期遠端復發(HR=1.78 (1.48-2.14), P<0.0001),但是對於<50歲患者的預測效能較小(HR=1.35 (1.01-1.82), P=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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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TAILORx研究中ER陽性,HER2陰性,淋巴結陰性患者RS評分為0-25(內分泌治療)的晚期遠端復發風險較低,遠端復發率為3.1%(2.4-4.0),RS評分為11-100(化療-內分泌治療)的晚期遠端復發率為3.8%(2.9-4.8)。證實CTS5能夠評估來自TAILORx研究患者的晚期遠端復發風險,特別是對於50歲以上患者和/或RS(11-100)視為中度或高風險的患者。但對於僅接受5年內分泌治療的≤50的患者,CTS5對晚期遠端復發的預測效能較差,因此,將CTS5應用於更年輕的患者之前,需進一步探索和評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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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https://www.abstractsonline.com/pp8/#!/7946/presentation/1916
[7]https://www.abstractsonline.com/pp8/#!/7946/presentation/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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