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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今天是周作人誕辰134周年紀念日。他是漢奸，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繞不開的人物。他與錢鐘書之間一場持續二十年的隔空對戰，或許能對其為文為人管窺一二。
周作人
不管是「文人相輕」，還是「百家爭鳴」，文人之間的口水戰向來都被傳為美談。從魯迅和梁實秋、胡適和辜鴻銘，到周作人和錢鍾書，都成為後人津津樂道的話題。
文人之間的「撕逼」，其實是頗有講究的。一般來說，都是小字輩撕大師輩。梁實秋比魯迅小15歲，並不妨礙彼時的這位少年對魯迅冷嘲熱諷；錢鍾書比周作人小25歲，但這個「小字輩」在大師面前卻毫無怯意。
錢鐘書替父出頭，周作人三年後淡然回應
關於周作人和錢鍾書之間的恩怨，有據可查的還要從輔仁大學講起，而這其中，又隱隱牽涉到了錢鍾書的父親。
1932年，周作人應邀前往輔仁大學演講，前前後後的八次演講內容最終被編訂成書，題名《中國新文學的源流》。這本書不僅是對當時文學源流的梳理，還折射了周作人的文學觀和文學史觀。
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
他認為文學分為言志與載道兩派，政府強大之時，文學趨於「載道」，而當綱紀廢馳、意識形態管控微弱時，文學則趨於言個人之志。而言志才是文學的正途。
或許，誰也不會想到，彼時22歲的錢鍾書會因為這本小冊子公開向47歲的周作人發難。
錢鐘書
同年，錢鍾書在《新月月刊》以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為題，對周作人的「載道」、「言志」文學觀提出異議。錢鍾書雖然年輕氣盛，但並不熱衷於逐名筆戰，為何在這件事情上率先發難於周作人？或許，問題就出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上。
周作人作為明末小品的集大成者，特意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中將明末小品與五四新文學從文學精神上作了明確的銜接，認為明末的公安、竟陵派是言志文學的典型代表，也是「五四」新文學革命的直接淵源，可以視作是對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的重要匡正。
問題在於，錢基博是錢鍾書的父親。看到自己父親的研究成果被「匡正」，自然是心有不甘的。
有意思的是，錢鐘書在這篇文章中還提到了一本名為《梅花草堂筆談》的隨筆集，行文之間明為這本書正名，暗諷周作人學識不夠，沒有讀過。
《梅花草堂筆談》
溫文爾雅的周作人畢竟不同於自己的哥哥魯迅，並沒有當即反駁。此時錢鐘書的心境，或許就像是楊絳先生在《天安門上的一次觀禮》中形容的，有一種「潮打空城寂寞回」的失落感。這一波暗潮，在三年後發酵了。
1936年，周作人舊事重提，一紙舉重若輕的《梅花草堂筆談等》算是對錢鐘書「替父出頭」的回應。
在這篇收錄於《風雨談》的文章中，周作人開篇先說自己紹興老家有四五冊《梅花草堂筆談》殘本，而且是軟體字竹紙印。言外之意，老夫在看清代線裝古籍版《梅花草堂筆談》的時候，你還在念《三字經》呢。
接下來，周作人對這本筆記的文學水準提出質疑：
「本亦無妨一讀，但總不可以當飯吃，大抵只是瓜子耳，今乃欲以瓜子為飯，而且許多又不知是何瓜之子，其吃壞肚皮宜矣。所謂假風雅即指此類山人派的筆墨，而又是低級者，故謂之假，其實即是非假者亦不宜多吃，蓋風雅或文學都不是糧食也」。
周作人無非是說，當時不是不知道這本書的存在，而是這本書的文學水準實在堪憂，而你還如獲至寶，暗諷錢鐘書目不見睫。
經此一文，周作人贏得了「遲到的勝利」。
從文學之爭，轉至個人作風之爭
錢鐘書與楊絳在出國遊輪上
錢鐘書此時並沒有再做回應，那時錢鐘書以歷屆中美和中英庚款平均分最高的成績，赴英國牛津大學留學，在艾克賽特學院英文系學習，而周作人似乎並沒有忘記當年那個小字輩的「無禮取鬧」。次年，周作人意猶未盡地在《秉燭談·談筆記》中重提此事：「有人說我必須愛讀《梅花草堂筆談》與《幽夢影》，因為我曾經稱揚過公安、竟陵的文學。」
袁宏道畫像，明末公安派文學代表人物之一
從周作人的角度來看，算是對這場筆墨官司的收尾，是以長者對小字輩學業不精的敲打。這個收尾，遠在海外的錢鐘書自然無法知曉。1937年回國就被聘為清華大學教授的錢鐘書，在四年後又開始「騷擾」這位老先生。
1941年，錢鐘書深得英國散文諷刺精髓的一篇《釋文盲》，以印象主義的文學批評為題，從泛泛而談逐步將批評範圍縮小到個人身上，矛頭直指周作人，鋒芒所及直戳周作人痛處。比如整篇文章中讓人頓感突兀的這一段：
「……雖然愛惜身命，也明白殉國殉道的可貴。生來是個人，終免不得做幾樁傻事錯事，吃不該吃的果子，愛不值得愛的東西；但是心上自有權衡，不肯顛倒是非，抹殺好壞來為自己辯護。他了解該做的事未必就是愛做的事。這種自我的分裂、知行的歧出，緊張時產出了悲劇，松散時變成了諷刺。只有禽獸是天生就知行合一的，因為它們不知道有比一己嗜欲更高的理想。好容易千辛萬苦，從猴子進化到人類，還要把嗜好跟價值渾而為一，變做人面獸心，真有點對不住達爾文。」
周作人
錢鐘書在寫這篇文章時，周作人已接任汪偽政權授命的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並指定為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後來又兼任東亞文化協議會會長。拿周作人的履歷對比錢鐘書的這段文字，諷刺之辛辣，揭露既狠，捶楚之重，已然在字里行間露出猙獰之相。
面對後輩的這般挑釁，周作人也作了回應：
「事理不通，論文字可以點翰林，論學問可以成專家，但是不通情理，自說自話，說他低能似乎欠妥，總之精神上有什麼缺陷，成了這種毛病」。
單從文字來看，或許是因為錢鐘書精準地捏住了周作人的痛處，從單純的文學爭論轉戰到了個人作風的層面，所以這次回應透著一絲的無可奈何之感。
三年後，也就是1945年，周作人兼任《華北新報》經理和報導協會理事、中日文化協會理事。抗戰結束後，周作人以漢奸罪名被國民政府逮捕監禁於老虎橋監獄，而錢鐘書的中篇小說《貓》發表了。
錢鐘書小說集《人·獸·鬼》，《貓》收錄其中
錢鐘書的《貓》極盡諷刺之能事，人物原型波及林語堂、趙元任、沈從文、梁思成、林徽因等諸多名家，自然不會放過「撕」周作人的機會。
《貓》這篇小說中的陸伯麟，其人物原型就被公認為是周作人。錢鐘書這樣描述陸伯麟：留一小撮日本鬍子的老頭兒……他兩眼下的黑圈不但顏色象煙熏出來的，並且線形也象繚繞彎曲、引人思緒的煙篆……除掉向日葵以外，天下怕沒有象陸伯麟那樣親日的人或東西。
留學日本的周作人娶了日籍妻子羽太信子，對於日本的文化社會等一切事物了如指掌，隨手翻閱《知堂文集》就能看得出來，對日本文化的推崇可見一斑，而且他寫的文章句法也偏日文，1944年還兼任過中日文化協會理事。
在小說中，錢鐘書還特別強調了陸伯麟的「風趣」，借用袁友春在背後諷刺陸伯麟的話說，「讀他的東西，只覺得他千方百計要有風趣，可是風趣出不來，好比割去了尾巴的狗，把尾巴骨亂轉亂動，辦不到搖尾巴討好」。
此時的周作人，早已無暇顧及這位晚輩的嘲諷，而是在五年後單單舉重若輕地拎出了「向日葵」。他在《飯後隨筆·向日葵的神話》中這樣寫道：
「葵有二典：衛足，向陽，明末從北美洲輸入中國，屬菊科，「雖然它既不是葵，因為生得太高，即使葉能傾陽也蓋不到它的根，那盤大的花也不曾見它團團回轉，像陸機所說那樣，大有張冠李戴的意思，不是十分妥貼的名字……它並不隨日旋轉」。
少了鋒芒，少了訓教，少了置氣，甚至都沒有了諷刺，只是一句「不隨日旋轉」的科普，就足以把所有的譏諷嘲笑消解。這種四兩撥千斤的文字功夫，周作人在晚年已經用得爐火純青。
作為周作人晚年的作品，《飯後隨筆》可以算作是他本人對自己過往的反思和總結，讀者眼中的「無心之筆」或許恰恰正是善於曲筆的周作人所真正表達的意思。
對三五年前乃至十多年前的舊事，以這種「一文一史」的方式自言自語，雖然有些隔空喊話的無力感和明日黃花的滄桑感，但對於周作人而言，未嘗不是一種他一直以來所追求的「苦趣」所在，以溫和、沖淡之筆書寫個人的閒適、寂寞與不平。
歷代文人之間的「筆墨官司」，很少有像錢鐘書和周作人這種，不僅持續時間之久，彼此回應之遲，而且雙方都不肯戳破最後一張窗紙，只是以隔岸觀火似的姿勢不慍不火的反擊。或許，這才是真正的文人吵架，即使再按捺不住，也都不肯把手中的書卷換成磚頭朝對方扔過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