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錄 | 他們親歷天津解放，如何由觀望走向認同？

得民心者得天下

——紀念天津解放70周年

方兆麟

01

從疑慮到信任

解放前曾任上海銀行天津分行經理的資耀華先生，年經時曾赴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學習經濟，1947年秋又赴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金融政策，這期間他閱讀了大量的進步書刊和毛澤東的著作，使他對共產黨救國救民的主張有所了解和認識，於是萌生了回國的想法。

後排左起：資中筠、資民筠、資華筠

前排左起：童益君、資耀華

這時國內解放戰爭正處於激烈狀態，資先生的一些朋友勸他不要回國，但他不顧美國當局的百般阻撓，毅然決定返回祖國，準備迎接天津解放。

1948年底他回到天津時，城外已是戰雲密布，他所熟悉的一些朋友也正陸續逃離天津，有人悄悄問他為何偏偏在這個生死關頭回到天津，他泰然自若地說：「戰爭很快就會結束，我是特意趕回來迎接解放的。」

在他的勸說下，鹽業銀行經理陳亦侯、招商局經理張慶楠、華北電訊局局長黃祖如等人，都接受了他的忠告，選擇留在了天津。

1949年1月16日天津解放的第二天，資耀華先生就被請到軍管會金融處，聽取他對恢復金融市場的意見。

資先生回憶說：「這是我初次會見中共的主管幹部，他們誠摯的態度深深感動了我，當時我便坦率地提出三項建議……」資先生的建議受到軍管會的高度重視。

1949年春，資先生受邀參加了在北平召開的中共中央歡迎各地民主人士的和平大會，同年9月他又同黃敬市長等人一起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並出席了10月1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開國大典。

黃敬

像資耀華先生一樣從國外返回祖國迎接新中國誕生的人，天津還有很多，在這些人中，有一位身份比較特殊的人物，他就是前民國大總統袁世凱的孫子袁家揖。

袁先生當時是國民黨海軍的普通軍官，曾在國民黨海軍「美珍」「美和」等軍艦上工作過。

1949年他在經常往返於台灣、海南島、馬祖之間的「興安」號軍艦上工作時，聽說天津、上海都相繼解放，思想上引起了很大震動。

因為他親眼目睹了很多從大陸逃到台灣的人，食不裹腹、棲身無地，長籲短嘆、怨氣沖天的景象，感到這完全是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的結果，如果自己繼續跟國民黨混下去也不會有好下場。

那時他經常與艦上兩名好友帶著半導體收音機以旅遊為名，到草山、新竹等地人跡稀少的地方偷聽大陸新聞廣播，使他了解了不少國內的新情況，並對共產黨提出的國民黨軍人只要放下武器，不咎既往，一視同仁的政策有所了解和認識，內心中產生了激烈的思想鬥爭。

最終，他下決心逃出台灣，返回大陸。

1949年10月8日當他聽艦長說準備啟航去海南島時，他認為機會來了，一定要抓住這次機會返回大陸。

於是他想了一個計劃，勸說艦長利用這次出航機會，派他到香港辦點走私貨，給艦長搞點「外快」。

艦長聽後批准了他的建議。

當他們軍艦行駛到距香港不遠的外伶仃島時，袁家楫和另外4名艦員先乘汽艇登島，然後幾經周折偷渡到香港。

他們買完貨在碼頭裝運時，袁家楫趁亂溜出碼頭，乘計程車跑到其舅舅家躲藏起來。

袁家楫在香港見到其十一叔袁克安（曾任陳納德的秘書），並告訴他想回天津的事，袁克安並不反對，但來他家做客的吳泰勛（原黑龍江督軍吳俊升之子）、曹汝霖等人卻勸他不要回大陸，說：你是袁世凱的孫子，回去後不會有好結果。

吳泰勛還送給袁家楫一本中共高官陳伯達寫的《竊國大盜袁世凱》一書，讓他三思而後行。

這令袁家楫思想上發生了很大波動，猶豫不決起來。

正在這時，他從報上看到了原國民政府招商局的「湖南輪」即將開往天津的消息，於是立即前往碼頭打聽消息。

在那里他意外地遇到了在這條船上工作的他三哥袁家騮的舊友蘇文瑗，兩人進行了長談，袁家楫把內心各種疑慮都告訴了蘇文瑗，蘇也將他在國內的所見所聞詳細地講給袁家楫聽，使袁家楫耳目一新，豁然開朗，打消了心中的疑慮。

於是決定乘第二班「湖南輪」返回天津，並放棄了其叔叔安排他去泰國航空公司工作的機會。

1950年6月25日袁家楫終於乘船回到了天津，他說：「同船的有科技專家、教授、工程師等，當船靠碼頭之際，有三位解放軍官兵來歡迎我們，他們滿臉笑容，見到此情景我感到一般熱浪湧到心頭；又看到我的親人在碼頭上招手呼喚，真使我興奮不已。」

「回想天津解放初期我從香港回津以來，中國共產黨對我的關懷、教育和照顧，心中總是熱呼呼的。」

02

從觀望到認可

1949年1月15日，解放軍經過29小時的激烈戰鬥，解放了天津，從此開啟了共產黨主管下的新時代。

在這個新時代到來之際，很多對共產黨政策還不夠了解的天津人，是如何迎接解放軍的呢？

1949年1月15日清晨，在硝煙尚未散盡、家家戶戶還緊閉大門的時候，賦閒後一直居住在天津陜西路的原國民黨兵役部部長鹿鐘麟先生，像往常一樣打開了自家的大門，當他看到滿身硝煙躺在冰冷街道上睡覺的解放軍戰士時，心中肅然起敬，他感到這樣一支秋毫不犯的軍隊與國民黨軍隊有著天壤之別，這也是解放軍能打勝仗的重要原因。

於是這位行伍出身的老兵連忙邀請解放軍戰士到他家里休息。

解放軍看到他的住宅並不太寬敞，不肯進屋，戰士們說：我們奉了命令，不準擾民。

但鹿先生還是多次坦誠相邀，最後解放軍戰士只暫借樓道休息。

解放軍的舉動使鹿鐘麟先生感動不已，他對夫人王士蘋說：解放軍紀律嚴明，這是國民黨軍隊無法比擬的。

鹿鐘麟先生1912年1 月曾參加過著名的灤州起義；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後，他被任命為京畿警衛司令。

這年11月5日，鹿鐘麟奉命將遜帝溥儀「請出」紫禁城。

他懷揣兩顆手榴彈，帶領20名手槍隊員進宮與溥儀交涉，並限令20分鐘內答應條件，否則便炮轟。

溥儀見狀只得答應。

下午4時遜帝溥儀等皇室成員全體出宮，從此徹底結束了封建王朝。

鹿鐘麟（左）、溥儀（中）、熊秉坤（右）

1937年抗戰爆發後，鹿鐘麟出任第三戰區參謀長；1938年蔣介石任命鹿為軍事委員會軍法執行總監，同年又任冀察戰區總司令兼河北省政府主席。

這期間，他與八路軍發生過多次「摩擦」，因此八路軍戲稱其「摩擦將軍」。

1944年蔣介石任命鹿為兵役部部長，軍銜為二級上將。

抗戰勝利後，兵役部撤銷，鹿先生無心再做官，遂回天津寓居。

當解放軍在清理國民黨軍殘留官兵時，發現鹿先生是國民黨的「大官」，遂將他帶到了市軍管會。

軍管會主任黃克誠得知此事後，立即批評了執行任務的戰士，並親自向鹿先生道歉，還派車將他送回了家。

黃克誠

後來毛主席、周恩來派曾在西北軍工作過、時任人民銀行行長的南漢宸專程來天津看望鹿鐘鱗，鹿很受感動，當即將自己在抗日戰爭中殺過敵寇的一柄戰刀交給南漢宸，委托他轉送給毛主席。

南漢宸

毛主席接到戰刀後十分高興，表示日後要約見鹿鐘麟先生。

此後，鹿鐘麟積極參加街道工作，動員居民響應政府號召，維護社會穩定。

朝鮮戰爭爆發後，鹿先生被選為第十區（今和平區）捐獻推動委員會委員，他一方面不辭辛苦入戶動員，另一方面帶頭捐款，他說：「抗美援朝對我的教育太大了。

中國人和美國打仗，過去從來沒有過。

志願軍那種英勇實在令人敬佩，所以我必須得有盡力的表示。」

於是他將兵役部撤銷時發所的解散費（生活費）分批捐獻了出來。

1954年9月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前夕，天津市委統戰部部長來家里看望鹿先生，並說：「黨中央想請您做點事，可以嗎?」鹿先生當即表示：「行，再給我—匹馬兩支槍，我照樣像當年那樣沖鋒！」不久，毛澤東主席正式任命鹿鐘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委員，並請他到北京開會，受到毛澤東主席的接見和宴請。

毛主席對鹿鐘麟說：「您成了辦街道工作的專家了，請代表我向義生里（鹿解放後搬到大理道義生里）全體居民同志們問好。」

毛主席又說：「開全國政協會議時，要請您向大家介紹經驗，讓大家向您學習!」這次接見讓鹿鐘麟受到很大的鼓勵，更堅定了他做好街道工作的決心。

楊思慎先生是圖書館學學家，曾任天津市社科院圖書館館長、天津圖書館學會副理事長等職。

天津解放時他正擔任天津圖書館館長，館址在承德道現天津市文化廣播電視管理局所在地。

那時，圖書館只占用正樓和東樓，西樓是辦公的地方。

天津剛解放時，一位軍管會幹部騎著摩托車來到圖書館，說：「我叫趙琦，是天津軍管會的。軍管會機關就要進城，想暫借你們這個辦公樓……」。

幾天後，軍管會外事處就搬進西樓辦公了，圖書館二樓也全部騰空，作為軍管會辦公地點。

軍管會幹部和工作人員進駐後，上至主管下至普通工作人員很快就以「聊家常」的方式，與圖書館所有人，包括附近的一些居民都熟悉了，甚至成了朋友，軍管會幹部這種平易近人的作風，令楊思慎先生非常感動。

一天，在西樓辦公的外事處副處長章文晉來找楊先生，說軍管會首長請他去一下，有事相談。

楊先生去後，經介紹得知在座的有黃克誠、黃敬、黃松齡、黃火青、楊成武等人。

黃克誠請楊先生落座後便說：「我們打算用邊幣（邊區幣）把市上還在流通的國民黨的貨幣換下來，你長期住在天津，你看一元邊幣換多少金圓券？」這番話將這位只懂圖書的楊先生問懵圈了，無言以對，只說：「我對經濟、金融一竅不通，您要問我圖書館的事，也許我還能答上兩句，對這個問題我實在不好回答。」

黃聽了楊先生的話有些吃驚，說：「你不是這里的負責人嗎？照你說，這里原來是個圖書館？」楊答：「是的。」

黃克誠聽後轉向大家說：「你們看，我們經常出入這個樓，卻不知道這是一座圖書館！我們軍管會皇皇告示，任何機關進城後都不得占用文化機構，原來我們自己就占了一座圖書館！這還行？快找房搬家，越快越好。」

兩三天後，軍管會就全部搬走了。

軍管會這種言出必行、雷厲風行的作風深深地感動了楊思慎和圖書館全體人員，也給他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良好印象，認為共產黨辦事認真，有錯必改，而且說改就改。

李世瑜先生是天津知名的社會學家，世居天津西頭梁家嘴一座四合院老宅院中。

天津解放前夕，他正準備舉家從老宅搬往在今成都道幸福里購置的新居，但因交通阻塞他被困在北京無法返津，家里人也因戰事人心惶惶，決定馬上搬家，放棄所有東西，只將一些能隨身攜帶的生活必須品帶走。

直到北京和平解放後，李世瑜才返回天津，此時他梁家嘴的舊宅已成了街道辦事處臨時借用辦公的地方。

當李世瑜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舊居時，以為家中早已被盜被搶，不成樣子，但他一進院子，看到一切照舊，只是有些不認識的人進出，地上堆放著一些國民黨軍隊丟棄的槍支、鋼盔等物品外，其他東西完好無損。

他查看了一周，傢俱沒有搬動的跡象，牆上掛鐘的鐘擺依然勻速地左右擺動著，令他很驚訝。

他走進西屋，見屋里沒人，便直奔放在牆角的鐵包皮綠色衣櫃，因家里人走的倉促，櫃子連鎖都沒上。

他打開櫃子，里面的各種衣物、衣料散發著濃濃的樟腦味，毫無被人觸動過的痕跡。

李先生說：「我照愛人說的位置，從箱底左上角一下就掏出了那個首飾盒，打開一看，鑽、翠、珠、寶，金光閃閃，原封未動。

我迅速地把它們揣在懷里，心中竊喜！」此情此景令李世瑜先生深深感動，他說：「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共產黨的幹部和軍隊，從來沒見過這麼好的軍隊。」

街道辦事處主任餘得海的話：「我們是不拿百姓一針一線的軍隊」，令他一直銘記在心。

03

從冷漠到積極

天津解放了，全市人民歡欣喜鼓舞，興高采烈，但對一些搞實業的民族資本家來說，因當時對黨的政策還不十分了解，所以當軍管會號召盡快復工、恢復生產時，有些人還在冷眼旁觀，心想：不是要共產嗎？你們都拿去好了，你們去管理工廠吧。

但事實很快就令他們思想發生了轉變。

天津著名的企業東亞毛紡廠，是當時天津企業管理、職工福利都非常好的廠子。

該廠出產的「抵羊」牌毛線譽滿全國，當年宋棐卿懷著「實業救國」的理想創辦這個企業時，就是要讓中國人自己生產的毛線占領中國市場，將外國毛線逐出國門。

他以國貨為號召，短短幾年內就使「抵羊」毛線在中國市場上占到了78%的份額。

但由於抗日戰爭的爆發，企業陷入重重困難之中，他在生存的夾縫中艱難地苦苦掙扎。

抗戰勝利後，他本想取得國民政府支持，做到他創辦中國紡織「拖拉斯」的夢想，但卻遭到了無情的碰壁，對國民黨政府非常失望。

宋棐卿

所以在天津解放初期，在對共產黨政策不了解的情況下，他依然採取了觀望的態度。

這時因停工而造成的工人失業，給企業職工生活造成很大困難，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在國民黨的暗中挑唆下，鬧著要分光廠里庫存的毛線，這令宋棐卿一籌莫展，束手無策。

抵羊牌商標和毛線樣品

正在這時軍代表進駐東亞了，宋先生想這下正好，可以把這塊燙手的山芋丟給共產黨，看你們怎麼解決。

當軍代表了解了情況後，一方面積極救助困難職工，一方面在東亞的操場上召開全廠職工大會，向工人講明政策和道理，當軍代表講了一個「是殺雞取蛋，還是養雞生蛋」的很通俗道理後，工人們立即就明白了，紛紛表示響應黨的號召，恢復生產。

東亞毛紡廠車間舊照

此時，躲在東亞辦公樓經理室中的宋棐卿從窗簾後面看到這一切後，無不佩服地對在場人連聲說：「還是共產黨有辦法，令人佩服！」從此，宋棐卿開始轉變了對共產黨的看法。

這件事當時也成為全國城市接管中一段廣為傳頌的佳話。

東亞毛紡廠「抵羊雕塑」舊照

1949年4月底劉少奇同志來到東亞毛紡廠，對宋棐卿進行了一番鼓勵，令他心情十分激動，當晚他寫信給劉少奇同志，表示要將在香港的資產全部調回天津，恢復生產，做到他的夢想。

5月2日少奇同志復信表示鼓勵和支持。

不久宋棐卿被安排為中央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第一屆委員。

天津解放初期，像這樣生動的故事還有很多，以上僅是舉幾例來反映當時的情況。

古人雲：得民心者得天下。

從這些真實的小故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共產黨得天下是經過長期艱苦卓絕的奮鬥所取得的，這是歷史的必然選擇，更是人民的必然選擇。

我曾多次聽在北洋奉系軍隊中任過旅長的鮑毓麟先生激動地說：「我是五朝元老（北洋、民國、日偽、國民黨和新中國），經歷了舊社會和新中國，從我自己的親身經歷看，中國社會主義最好，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