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國川：同為”後發國家”，日本既是中國的鏡子，也是鞭子

新視角NPF摘要

2018/7/23

“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只為稻梁謀”，清朝知識分子為什麼不敢說話?就是因為有專制統治者在那里，隨時都可以砍頭。所以，我們要首先要了解，造成愚昧的”國民性”的是那些殘酷的統治者、是那套不地道、不文明的政治體制，而不是在這套政治體制下茍活的平民。如果要指責的話，應該是指向那種政治生態，而不是向所謂的”國民性”開戰。如果用”國民性”這樣的說法來解釋一個國家的進退的話，往往是在為統治者辯護。

7月10日，關於《國家的啟蒙》，”鈍角網”對馬國川進行了專訪，以期解析日本從一個落後國家躋身世界強國之列、成就了近代世界史上”大國崛起”的獨特模式。以下為採訪內容。原題為《從明治維新看國家的啟蒙與崛起》。

日本”全盤西化”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

鈍角網：您這本《國家的啟蒙》從”黑船來航”一直寫到明治天皇去世。從這段歷史來看，一開始是思想層面的論爭和轉變，推動了這個國家從政治、社會層面的革新。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了一個落後的東方國家走向現代化的歷程。1894年爆發甲午戰爭，大清國竟然被日本打敗，意味著洋務運動的失敗。是否可以說，甲午戰爭實際上是從思想到制度層面做到變革的日本，打敗了只在器物和技術上進行革新的中國?我想請您介紹一下這個層面上的對比。

馬國川：這個說法流傳了很久，還是有一定歷史說服力的。現在回看明治維新，當然里面也有很多問題，比如說，日本的軍國主義和這場改革不徹底有很大的關係。但是總體來說，在1868年開啟的這場改革運動，是思想、社會、政治、經濟、軍事等全方位的變革。所以，它能夠在那麼短的時間里積累起那麼大的實力來，一舉超越大清國。其實，在甲午戰爭之前，日本沒想過自己會有實力和大清政國抗衡。戰爭爆發之初，日本人也沒有必勝的把握。當勝利的消息傳到日本之後，真的是舉國若狂。

當時中國是什麼樣的情況呢?我寫了一篇文章叫《李鴻章的痰盂和中國改革的命運》，可惜沒有收入本書。我講了一個關於李鴻章的小故事：我在參觀《馬關條約》簽約舊址的時候發現，李鴻章的座位旁邊有一個痰盂，是他從國內專門帶到日本去的。李鴻章習慣隨地吐痰，所以他走到哪里都帶著一個專用痰盂。在《馬關條約》之後的第二年，李鴻章到歐美走了一圈，也帶著它。沙俄外交部長維特回憶錄里專門講了李鴻章吐痰的情形，當時歐美報紙上也刊登了很多有關李鴻章吐痰的逸聞趣事。

李鴻章被譽為晚清最開明的政治家、外交家，一直和外國使節打交道，不可能不知道外交文明禮儀，可是他一生沒有改變自己的生活積習，連隨地吐痰的惡習也不肯改一改!由此我想起來，1978年鄧小平出訪新加坡，李光耀知道鄧小平有吐痰的習慣，專門安放了一個明朝的青花瓷痰盂。結果在整個新加坡的時間里，鄧小平都沒有用到。這兩件事說明什麼呢?李鴻章不是不能改變，而是他不願意改，反而把隨地吐痰當成權勢的顯擺。我們認為李鴻章是晚清思想最解放的人物，這個人卻連生活惡習都不想改，涉及思想、制度，他更是根本不想觸動，只想做一個”裱糊匠”。李鴻章注重的是器物層面的近代化，對於制度與文明的變革是忽略的。雖然洋務運動失敗了，但是他仍然極力維護舊制度與舊文明。

可是日本人就不一樣，明治維新的第三年，日本人就開始進行”頭髮革命”，將傳統的髮型剪掉了。日本男人傳統的髮型叫做 “丁髷”，就是將頭頂部的頭髮剃光，其餘的頭髮結成發髷向前面彎曲伏在頭頂。外國人把這種髮型叫做”豬尾巴(pigtail)”。所以，最早”豬尾巴”不是用來罵中國人的，是用來罵日本人的。但到1871年他們就把頭髮剪了，而且是天皇帶頭做的。中國一直到清朝亡了之後才剪頭髮的，足足比日本晚了三十多年。

這本書里面有很多諸如此類的小細節，都說明了日本改革的決心很大，沒有什麼歷史包袱。清王朝是死要面子活受罪，敗了也不會言敗，把”面子”看的特別重要。

鈍角網：在日本所有推進的改革，基本上是”全盤西化”的過程，其中也有提出批評，拿”國情”、”特色”作為理由，那日本是怎麼克服這些所謂的批評，走向”全盤西化”的道路呢?

馬國川：真正的歷史其實很複雜的。看似涇渭分明的歷史，其實是溝壑縱橫，歧路多多。維新一開始，”西化”確實是暴風驟雨式的：頭髮剪掉了、武士刀廢除了、四民平等了，連吃飯的習慣都變了。原來日本人只吃米，不吃肉，還引發了很激烈的”米肉之爭”，後來大家爭著去吃肉。日本在思想上沒有太多的障礙，不像中國有那麼多的歷史包袱，最典型的就是森有禮和李鴻章的爭論。森有禮是日本駐中國公使，1876年到保定去見直隸總督李鴻章，當時剛好是除夕之夜，兩個人談了好幾個小時。李鴻章說，你們日本人搞改革把祖宗服飾都給變了，實在不應該，森有禮據理駁斥。這是兩個面臨不同抉擇的東亞國家的對話，預示這兩個國家的不同前途。

改革一開始推進地確實非常順利，因為日本人認識到，只有徹底改革才是出路。但是到了明治後期，當這個國家的國力逐漸強大起來之後，日本人的思想開始發生轉變。他們覺得，西方那一套東西也無非如此，還不如我們呢，我們馬上就超越它們了。於是，國粹主義、民族主義的東西就開始流行起來了.這些思潮認為，日本有自己的特色，日本的東西就是最好的，一定要保護好，要爭回往日的榮光。這些東西和軍國主義同流合污之後，就使得明治後期的日本走向邪路了。草灰蛇線，伏脈千里，一直到20世紀40年代”二戰”，都和明治晚期的國粹主義、民族主義思想有很大的關係。

同為”後發國家”，日本在崛起過程中為我們提供了深刻教訓

鈍角網：那日本這個國粹主義復興的過程，對我們今天有何借鑒呢?

馬國川：後發國家都有相似之處，雖然在開始的時候似乎很不相同。比如，日本一開始就有虛心學習的意識，而中國就不那麼服氣，天朝大國，憑什麼學西方?後來被幾場戰爭打敗了，還是學吧。學著學著，這些後發國家又覺得自己崛起了，你們有什麼了不起?當這種心態膨脹起來的時候，民族主義、國粹主義就開始泛濫，打的旗號就是”特色”，以”特色”來否定普遍價值，以傳統來否定現代價值。到後來，就開始”算舊帳”，西方欺壓我們這麼多年，現在我強大了，也要報復你們。

鈍角網：那在這個過程中，日本有什麼方面的教訓?

馬國川：因為這些東西和軍國主義的東西合流以後，很容易把國家推到邪路上去。在明治後期，以思想家德富蘇峰為代表，提出了一個命題：日本到底是和平膨脹，還是武力膨脹?在日語里，”膨脹”就是”崛起”的意思，所以這個命題就是”武力崛起”，還是”和平崛起”?很遺憾，大部分人支持武力崛起，大力宣傳”日俄必有一戰”、”日美必有一戰”。在他們看來，只有通過戰爭，才能證明日本真正躋身世界列強了。這個主張和剛才講的那些思潮是有直接聯繫的。因為這些主張武力崛起的恰恰都是民族主義者、國粹主義者、”特色論”者，這些思潮後來和軍國主義合流了。他們完全不知道，可以用和平的方式融入這個世界。日本給其他後發國家提供了深刻的歷史教訓。

鈍角網：在許多人看來，日本是東西方文明結合的一個典範，它是如何做到的呢?

馬國川：日本真正做到東西方文明結合，還是在”二戰”之後吧。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真正做到”和平崛起”以後，才比較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

在上90年代的時候，季羨林先生提出了一個觀點”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認為21世紀是東方文化的世紀、是中國文化的世紀。其實這是”二元對立論”，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周有光先生針對這種觀點提出了”雙文化論”：現代國家是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的結合，既有屬於這個國家的傳統文化，也有覆蓋全世界的現代文化。這是非常高明的論斷。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沒有那麼大的對立，在現代化過程中雖然會有適應的過程，但二者會自然融合的，台灣、香港都是很好的例證。所謂”文化衝突”，很大程度上是某些政治家和腦袋有”貴恙”的人故意製造出來的。如果沒有政治家和別有用心的人故意操縱這個話題，它就不會成為大問題。

“國民性”是個偽命題

鈍角網：日本對中國文化有深入研究的一個漢學家內藤湖南，他寫了一個《支那論》，當然對中國有一些侮辱性的描述，他說中國是一個蚯蚓式的國家。還寫了一段描述中國人的文字，就說蚯蚓這種低級動物，把它的身子切斷了，其他部分還有感覺，還在活著。其實他這個描述，有的人就說他形容明治維新之前的日本人也非常準確，沒有經過改造。日本就通過明治維新，就像您說的，通過”國家的啟蒙”，讓國民性得到了改造，國家逐漸強大。它改造這個過程，也顯示出國民性的改造，通過一些精英的努力，通過個人層面的推動，是可以的。張宏傑老師寫了一本書《中國國民性演變》，他就說中國的專制制度對中國國民的劣根性形成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想聽一下您的意見，您覺得造成中國國民性落後的原因，還有我們如何改造它?

馬國川：對這個問題，我從兩個方面回答。

一方面，我越來越懷疑”國民性”的說法，”國民性”很可能是偽命題。

一個國家人口眾多，本身有千差萬別，籠統地說這個國土上的人有統一的”國民性”，可能站不住腳。

第二點，如果真的有”國民性”的話，它也是可以改變的，根本制約性因素就是政治文明，或者說，”國民性”是政治文明的一種產物。我不相信”有什麼樣的國民，就有什麼樣的統治者”之類的說法。其實是，有什麼樣的統治者，就有什麼樣的政治文明，就有什麼樣的國民。不要把棒子打到普通人身上去，在一個缺乏政治文明的國度里，蕓蕓眾生對國家發展其實是沒有什麼實質影響力的。

“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只為稻梁謀”，清朝知識分子為什麼不敢說話?就是因為有專制統治者在那里，隨時都可以砍頭。所以，我們要首先要了解，造成愚昧的”國民性”的是那些殘酷的統治者、是那套不地道、不文明的政治體制，而不是在這套政治體制下茍活的平民。如果要指責的話，應該是指向那種政治生態，而不是向所謂的”國民性”開戰。如果用”國民性”這樣的說法來解釋一個國家的進退的話，往往是在為統治者辯護。

鈍角網：您在《國家的啟蒙》這本書里講到了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其實他以前也是一個愛國憤青。他們從”憤青”，逐漸轉向平和，轉向理性，中間經歷了什麼，是怎麼做到的?對中國又有什麼啟發和借鑒?

馬國川：後發國家很容易產生”憤青”，這是可以理解的：當一個新東西來了以後，人們搞不清楚它的來頭，總覺得我是天下第一，不需要你們進來，何況他會認為這個東西可能是傷害我的，因此必然有些人會產生過激的反應。因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很快接受新事物，一個人的智力水平、人生閱歷、心胸見識都對他的判斷有很大的影響，年輕人就像扁桃體一樣，身體有毛病，它首先發炎。因為年輕人本身就是最激進、最不成熟的一群人，最容易成為”愛國憤青”。在日本剛打開國門的時候，就有這樣一些”愛國憤青”，見了外國人就殺，後來就開始殺自己人，他們的理由是”誰跟外國人接觸，誰就是日奸，當然要殺”。為什麼他們後來改變了?根本上還是被現實教育了，

伊藤博文是最典型例子，他年輕的時候激情昂揚地投身於激進活動中，密謀各種暗殺活動：從暗殺幕府大佬，到暗殺理性開國派，再到暗殺外國公使，但是少有收獲，許多人反而輕易地喪送性命。血與火並沒有帶來希望，使得伊藤博文陷入了困境。幸運的是，後來他有機會去英國看了看，發現原來世界是這樣的，英國人也不是青面獠牙的怪獸，和我們是一樣的人，而且確實比我們要先進。他回國之後，正好他的家鄉和英國打仗，一敗塗地。伊藤博文這樣的年輕人馬上就明白了，盲目排外沒有任何好處，只能讓國家受損，唯一的辦法就是向人家學習、追趕人家，成為現代國家。所以，現實是最好的鞭子。

鈍角網：雖然現實教育了一些”憤青”，但是還有一些年輕人，出去回來以後反而更”憤青”了，這又何解?

馬國川：確實有這樣的現象。我覺得有兩種人：一種人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很清楚怎麼來獲取最大的利益，”憤青”表演不過是獲取利益的手段;另一種人可能真是”腦髓里有點貴恙”。其實，一個人認清一個國家是很難的，並不因為你到歐美國家讀了博士，就頭腦清明，什麼都通了，恰恰因為有些人學的太專了，反而更不能清除地理解自己置身的國家。

鈍角網：您是如何看待日本歷史上的”愛國賊”現象呢?

馬國川：確實有一些無知者，他們對於異質文明會有非理性的過激反應。還有一些心懷鬼胎的人在背後，把他們當作槍使。日本的”愛國賊”背後，很多都是有政治勢力支持的，這些支持者中甚至包括明治天皇的父親—孝明天皇，這位天皇是一個很狂熱的排外分子，他曾經說過”縱使皇國一端化為焦土，亦絕不願開港交易”。一些”憤青”就是受到天皇的鼓舞，賣力地去殺外國人和所謂的”國賊”。

“明治維新”是一段成敗參半的改革故事

鈍角網：我們看到，日本通過明治維新，一方面它從一個落後的國家變成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很多思想家起到了”啟蒙”的責任。但是另一方面，這中間又有很多勢力為了自己的利益，對國民進行洗腦，造成國家走向軍國主義。從這兩方面來看，它既是”啟蒙”，中間又包含了一些”洗腦”，您怎麼評價這個問題?

馬國川：在明治維新中期以前，啟蒙具有壓倒性的優勢，比如說福澤諭吉的《勸學篇》，年輕人幾乎人手一冊，他就像一個”民間的教育部長”，影響非常大。包括啟蒙團體”明七社”，影響也是很大的。但是到了明治維新後期，反啟蒙的力量開始占據上風，反啟蒙壓倒了啟蒙。

比如說，明治前期的教育基本上是自由主義教育，提倡自立、自強、自由、平等，但是，1878年《教育敕語》頒布之後就變了，學生都要讀《教育敕語》，每天還要向天皇和皇后的照片鞠躬。這麼做的目的就是一個：讓學生做忠君的奴才，不要做公民，要做臣民。這種教育其實就是洗腦。洗腦是很容易成功，因為人是很懶惰的動物，批判性思維太費腦子了，接受一個簡短明確的結論多麼省心啊。教育轉向培養忠君的奴才，產生了非常嚴重的後果，因為被洗腦的人不可能成為現代公民。

因此，我認為明治維新不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建設現代國家的成功故事。如果歷史在1912年戛然而止，這個國家從封閉落後一躍成了世界列強，很是值得學習。但是如果我們站在1945年來回顧歷史，就會發現，日本的現代化故事毋寧是一個失敗的故事。

有一位尊敬的前輩在看完這本書後說，這本書沒有寫完。確實，我將來會寫一本《國家的歧路》，從1912明治天皇去世到1945年，日本是怎樣一步一步走向敗局的。在這過程中，所有的人好像都是稀里糊塗的把這個國家推向了毀滅，包括日本的政治家。

總之，我認為明治維新是一個成敗參半的改革故事。如果我們縱觀1853年到1945年日本近代史，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一個國家開國–改革–崛起–迷茫–歧路–毀滅的歷史過程。

鈍角網：感覺更像是一個悲劇。

馬國川：對，是一個悲劇。最後一篇《明治之死》就寫道，雖然這個國家如烈火烹油一般， 1894年戰勝中國、1905年戰勝俄國，成了列強都承認的崛起的大國，但是諸多問題也開始浮出水面：第一，兩極分化，貧富差距非常大;第二，思想言論控制非常殘酷，個人沒有什麼政治自由;第三，政治體制有很多漏洞和扭曲。天皇去世以後，這個國家到底往哪去，大家都不知道。人們只知道，給這一代人帶來榮光的一個偉大時代遠去了。

當然我們現在都很清楚了：明治去世之後，日本出現了”大正民主”時代，但是很短暫的，只有十幾年，有人甚至說”大正民主”是一朵”謊花”。到了1930年代，這個國家就開始在邪路上一路狂奔了，一個悲劇加一個悲劇，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止它，只能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國家滑向戰爭的深淵。

日本是中國的鏡子，也是中國的鞭子

鈍角網：您剛才提到了福澤諭吉，當然他的《勸學篇》很有名，但他還有一本書叫《脫亞論》。有些人就指出《脫亞論》其實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思想背景，您怎麼看待他的這本《脫亞論》?

馬國川：《脫亞論》我認真看了好幾遍，我的看法是這樣的：當時整個東亞都是很落後的，日本的出路就是要走向世界、走向現代文明。這有錯嗎?沒有錯啊。當時的亞洲是落後的，福澤諭吉的意思是說，我們首先要走出這樣的落後狀態，進入現代文明。

福澤諭吉希望中國也也脫離落後蒙昧的狀態，變成文明國家，這也沒有錯。我們難道希望滿清那樣的政權再幹幾百年嗎?但是，有些人在思想上、感情上不能接受。一個東方國家，怎麼能夠脫亞呢?脫亞幹什麼，是不是想和列強在一起欺負我們?我覺得這不是福澤諭吉的意思，他主要的想法，還是想讓日本脫離蒙昧狀態、引入現代文明。而且日本地理位置也決定了它不可能脫離亞洲。他的這種說法，只是用來表明了日本人的一種很決絕的態度，就是承認我確實落後了，比不上列強，我就要甘心俯首的、誠誠懇懇地學。

至於後來日本走向軍國主義，我覺得和《脫亞論》沒有太多的關係。很多人把自以為是的東西附加到了這篇經典文章上。什麼叫經典?經典就是大家都知道，但沒人讀的東西。《脫亞論》就是經典，講日本的時候都要講，但是有沒有人一字一句地分析?恐怕沒有多少人這麼做過。有很多人以訛傳訛，甚至壓根兒就沒有讀過這篇文章。

鈍角網：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是如何定義自己的，或者是怎麼看待自己的呢?

馬國川：明治後期的時候，日本慢慢迷失了自己。維新開始的時候很清楚，目標就是”與萬國並立”，成為一個先進國家。現在”富國強兵”目標基本上做到了，躋身世界列強了，國家往哪去呢?不知道。說是盛世，但是盛世下面有波瀾，新的目標在哪里，誰也不知道，日本進入了一個非常迷茫的時期。當權者也認識到這個國家有很多問題，於是開始有各種各樣的東西出來了，比如說”生命線”、”利益線”，再後來又有”滿蒙生命線”，不再滿足於本土，而是逐步把朝鮮、中國東北當成他的”利益範圍”，說明日本已經膨脹的不知所以了。

我把這本書的第三部分稱為”曖昧明治夢”，就是描述日本改革初步成功後的迷茫。”明治夢”到底是一個什麼夢?日本的現代性方案在哪里?國家怎麼定位?國民怎麼自處?知識分子怎麼定位自己?等等，這些問題都沒有答案。

鈍角網：那它是如何走出這個迷茫期的呢?跟美國打嗎?

馬國川：最後就是跟美國打，打敗之後就醒了，重新走向世界，回歸文明。不過不再是武力崛起，而是以和平的方式融入世界。日本徹底告別了明治維新，完成了現代化轉型。

對於中國來說，至今仍然處在以鴉片戰爭為起點的歷史延長線上，因為中國的現代化還沒有完成。為了避免走彎路，就要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吸取教訓。日本是中國的鏡子，也是中國的鞭子，從日本這面鏡子里，中國可以映照出自己的進退得失;以日本為鞭子，中國可以讓自己保持警醒。現代化是一條充滿荊棘的道路，只有戒懼戒慎，才有可能避免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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