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俊傑、楊志浩：從歷史看中美貿易摩擦

從歷史看中美貿易摩擦

本文來自 雪花新聞，本文標題：洪俊傑、楊志浩：從歷史看中美貿易摩擦 ,轉載請保留本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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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洪俊傑：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貿易學院院長；楊志浩：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貿易學院

內容提要：2018年注定是國際貿易發展史上不平凡的一年。這一年，一連串專業性數字——「232」、「301」，在媒體鋪天蓋地的報導下受到學界和民間的廣泛關注。2018年5月3日，美國超級豪華貿易談判代表團赴京談判時漫天要價，將「中美貿易摩擦」這一敏感議題推向了新的高峰。當下，中美兩個世界最大經濟體之間的貿易摩擦正吸引著全球的目光。古人雲：歷史是一面最好的鏡子。在各種猜測、各種言論、各種主張充斥媒體之時，在難以準確判斷最終結果的迷茫之際，翻一翻歷史、以史為鑒，有助於我們更好地了解眼前這場可能會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並產生久遠影響的世紀爭端。

關鍵詞：中美貿易；國際貿易；國際貿易史；貿易摩擦；「301條款」

一、美國處理國際事務的理念演變

歷史上，美國根據自身發展的需要，在不同時期、不同發展階段堅持著不同的外交理念。順延歷史的軸線，本部分將剖析那些根植於美國人內心並傳承、影響至今的國際事務處理理念。

（一）孤立主義外衣下的帝國之心

美國聯邦政府成立之初，第一任總統華盛頓考慮到建國初期國力羸弱、百廢待興，提出孤立主義原則。華盛頓主張利用美國「處在孤立和與人遠離的狀態」避免卷入當時的歐洲紛爭，「奉行中立態度」 「避免與任何國家締結永久同盟」。由於華盛頓總統在美國民眾心目中享有極高威望，孤立主義曾一度成為美國人根深蒂固的外交原則。美國人處理國際事務的理念也正是圍繞這一原則，在徘徊中發展。

1823 年，時任美國總統詹姆斯·門羅向國會遞交國情咨文，咨文中有關外交的內容被稱作「門羅宣言」，即美國反對歐洲國家在美洲開展殖民統治、美國和歐洲互不干涉各方事務以及美洲是一個統一的體系、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這一看似孤立主義的宣言，實際上背後卻隱藏著美國的帝國之心。此後，美國披著孤立主義的外衣，鼓吹「天定命運論」A，大張旗鼓地開啟了對外擴張之路。1842 年中英簽署《南京條約》後，美國開始謀求與英國享有同等有利的對華通商條件。1844 年中美簽署《望廈條約》，該條約堅持利益均沾、機會均等原則，這意味著世界其他列強在中國的經濟特權，美國一律享有。1846 年 5 月，美國對墨西哥宣戰，南下入侵墨西哥，兩年後墨西哥戰敗。

1848 年美墨簽訂《瓜達盧佩 -伊達爾戈條約》。根據條約，美國獲得了如今的內華達州和猶他州的全部領土以及德克薩斯州、新墨西哥州、亞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亞州和科羅拉多州的部分領土。經過幾十年的擴張、掠奪和發展，美國經濟實力穩步上升，1872 年 GDP 第一次超越英、法、德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伴隨經濟實力的與日俱增，美國對外擴張的野心也越來越膨脹。1898 年，美國為奪得西班牙在古巴、波多黎各及菲律賓的屬地，借助屬地起義民眾的勢力對西班牙軍隊實施打擊，美西戰爭爆發。最終，西班牙戰敗。古巴獨立（實際淪為美國的保護國），菲律賓、關島及波多黎各等則淪為美國的殖民地。

（二）改變時局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20 世紀初的世界是歐洲主導的世界，國際秩序在《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規範下勉強維持均勢。然而 1904—1907 年，隨著英法協約和英俄協約簽署完畢，歐洲的均勢走向了截然對立的兩端，即德奧意三國同盟和英法俄三國協約兩大敵對陣營。和平變得岌岌可危，最終 1914 年 6 月的薩拉熱窩事件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美國雖宣布中立，但在經貿上與協約國走得更近，源源不斷的將各類物資運往英國。1917 年，德國發動史無前例的無限制潛艇戰，使得美英商船蒙受巨大損失。為維護經濟利益並謀求國際話語權，時任美國總統威爾遜在國內親英財團的壓力下，開始引導輿論、鼓動國民。隨後，美國第一次公開放棄建國以來主張的孤立主義，對德宣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和結束後，威爾遜積極推廣其主張的自由國際主義，堅持國家間權利平等、民族自決、航行自由、裁減軍備、公開外交、自由貿易以及建立國際組織——國際聯盟。威爾遜的自由國際主義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際秩序的建立起到了相當程度的促進作用，但國際形勢的錯綜複雜以及威爾遜為推行建立戰後秩序縱容英法德日等國不當要求的行為，使其在國內缺少足夠堅定的支持者，第一次基於規則的自由國際主義的嘗試遭到失敗。盡管如此，自由國際主義思想影響廣泛而深遠，並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建立聯合國為核心的新國際秩序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總之，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全球處於英國霸權日趨衰弱、美國霸權又尚未接棒的轉折階段。在這個階段，傳統的歐洲均勢主義被摒棄，新國際秩序未能完全確立，最終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建立起來的脆弱的國際秩序在1929 年經濟大危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中轟然崩塌。

（三）卷土重來的孤立主義

1929 年，世界爆發史無前例的經濟危機，突如其來的危機令全球籠罩在陰雲之下。身處經濟危機中的美國，開始以經濟民族主義替代長期實行的門戶開放經濟發展原則，加緊構築關稅壁壘。1930 年 6 月，美國出台《斯莫特·霍利關稅法》，這使得美國對進口商品的平均課稅率達到 53% 的歷史最高水平。正是這部駭人聽聞的《關稅法》，拉開了世界範圍內的「關稅戰」和「貿易戰」。各國紛紛拿起貿易保護主義的武器，「以稅為盾」，相互搏擊。經濟危機使美國經濟日漸衰弱，1929—1933 年，美國國民生產總值下降 29%。伴隨經濟不景氣的是美國國內大量民眾失業。1929 年美國非農業生產者失業率還在 5%左右徘徊，然而隨著危機的深入，失業人數急速攀升，1933 年這一數字已經超過 35%。在世界經濟一片低迷，國際秩序搖搖欲墜之際，經濟實力最為雄厚的美國非但沒有選擇主管世界走出危機，反而越來越傾向於與外部世界隔絕。

孤立主義充斥著美國民眾的對外態度和聯邦政府的對外政策之中。1933 年，富蘭克林·羅斯福上台，這位曾經的自由國際主義者迫於美國國內高昂的孤立主義和民族主義情緒，不得不實行經濟民族主義：貶值美元以刺激出口、維持高關稅以限制進口、通過《農業調整法》和《全國工業復興法》對經濟施行政府管制。羅斯福起初實行經濟民族主義非但沒有使美國擺脫經濟危機，反而令經濟愈發不景氣。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羅斯福政府開始嘗試通過睦鄰政策把拉美從歐亞國際混亂中孤立出來。1934 年 8 月，美國與古巴締結第一個互惠貿易協定。自此，美國的全面孤立主義開始向睦鄰政策下的孤立主義轉變。到 1939 年，美國與 11 個拉美國家締結了互惠貿易協定。睦鄰政策下的孤立主義，對美國擺脫經濟危機、維護國家安全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四）自由國際主義的勝利與當代國際秩序

1941 年 12 月，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被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並最終放棄了孤立主義。1942 年 1 月，在美國、蘇聯、英國和中國四大國的牽頭下，共計 26 個國家聯合簽署《聯合國家宣言》，成立國際反軸心國大同盟。如此一來，在羅斯福政府的推動下自由國際主義重新取代孤立主義，占據上風。

1942 年 2 月，英美簽署《租借主體協定》，美國利用英國戰時對美國援助的急需，迫使英國放棄帝國特惠制度，支持美國倡導的門戶開放政策和以自由貿易、貨幣可兌換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1943 年底，時任美國國務卿赫爾向羅斯福遞交《建立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國際組織的計劃》，該計劃於1944 年經總統簽署成為美國政府政策。該計劃中，美國勾勒了聯合國安理會體制和聯合國大會體制，前者保證了美國能夠不再倒退回孤立主義，並促使以蘇聯為代表的世界強國與美國一道參與戰後秩序的維護，從而避免各大國之間因利益爭奪而再次陷入戰爭泥潭。1944 年 7 月，在美國主導下，來自 44 個國家的代表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的布雷頓森林鎮召開國際會議，建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尤其是布雷頓森林體系下附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世界銀行的前身），二者與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構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嶄新的國際秩序框架並影響至今。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各國意識到在國際貿易中，以鄰為壑、以稅為盾的「關稅戰」對各國經貿都會造成損害。在此背景下，美國於 1947 年協同 23 個國家在日內瓦簽訂了「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即 WTO 的前身），並於 1948 年 1 月開始臨時適用。在隨後的近半個世紀里，GATT 主持了八輪全球性多邊貿易談判。在八輪多邊貿易談判中，世界各國圍繞關稅問題逐步達成減讓協議，一系列與非關稅措施及反傾銷等相關的議題也逐步放上談判桌。自此，一個涵蓋政治、經濟等各個領域的國際規則框架在美國的主導下呈現在世人面前。

歷史清晰地展現了美國處理國際事務的理念演變。美國人歷來是實行「美國優先」策略的——這絕不是特朗普的首創。美國的內政外交，無論是標榜的自由燈塔、共和榜樣，還是外交中的孤立主義、自由主義，抑或是在戰爭中隔岸觀火、火中取栗，其出發點始終都是為美國利益服務。美國建國後不到 100 年即成為第一大經濟體，不到 170 年成為全球超級霸權。迅速的成功不斷強化著美國人的優越感和「美國優先」理念，這種理念同時也深刻影響著美國的內政外交。美國人戰後主導建立的基於規則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是美國基於規則建國這一成功嘗試之後的自然拓展。規則理念在美國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但必須意識到的是，美國的規則理念始終是率先服務於「美國優先」的。當規則不再符合美國利益時，美國人會毫不猶豫地尋求改變規則甚至拋棄規則。

二、歷次霸主的爭奪與美國的勝利

美國真正坐實全球霸主王座，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時。但爭奪全球霸主王座的歷次針鋒相對的碰撞，卻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便已開始。

（一）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德意志帝國的衰落

1913 年的美國，經濟實力穩居世界第一。而同一時期的德國，可謂年輕力壯、對全球霸主的寶座垂涎三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德國仍保持全球最高的軍費支出，擁有全球數一數二的軍隊和科技，擁有僅次於美國的經濟實力。可以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如果要找出一個可與美國一爭高下的世界大國，那麼德國是最佳選擇。

1914 年 7 月 28 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正值同盟國和協約國雙方陣營刀鋒相對之際，被孤立主義縈繞的美國偏居於美洲大陸保持著中立態度，並趁機與交戰雙方開展軍火貿易，大發戰爭財。然而，雖說美國持中立立場，但介於德國日益膨脹的胃口和野心，美國在中立過程中仍出現了偏倚：實際上，美國的大多數軍火、軍用物資等均售於了協約國而非同盟國，美英之間的雙邊貿易額遠遠高於美德之間的雙邊貿易額。

1917 年，德國利用無限制潛艇戰，掌握了海戰中的絕對主動權，協約國在戰爭中處於極為被動的局面。就在這千鈞一發之際，美國拋棄維系近一個世紀的孤立主義政策，加入協約國陣營對德宣戰。可以說，美國走了一招妙棋。美國參戰僅一年工夫，勝利的天平便迅速傾向協約國一方。最終，美國借助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僅在經濟上大發橫財，而且極大削弱了欲與其爭奪「天下第一」王座的德國的實力。在整個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英法等國飽受戰爭摧殘同樣實力倍受損失，美國成為鷸蚌相爭中最後得利的那個漁翁。

（二）「冷戰」與蘇聯解體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與美國競爭的最主要國家非蘇聯莫屬。1947 年杜魯門主義的出台，標誌著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和以蘇聯為首的華約長達 44 年的「冷戰」正式開始。在「冷戰」期間的很長一段時間里，蘇聯都保持著僅次於美國的經濟實力和極為強大的軍事實力。由於美蘇兩國在意識形態上的截然對立，導致兩國關係始終異常緊張。

在雙方「冷戰」的過程中，美國採用了和平演變、軍備競賽以及經濟封鎖等眾多政治、經濟手段對蘇聯施壓。直到 1991 年蘇聯解體，才結束了雙方44 年的冷酷對峙。44 年的美蘇「冷戰」，是一場國家層面的宮鬥大戲，美國所使用的各種敵對手段彰顯了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處理國際爭端的強大自信和能力。「冷戰」後，蘇聯這一欲與美國爭霸世界的超級大國不得不接受解體的命運。

（三）「廣場協議」下的破碎日本夢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作為戰敗國飽受美國控制，這一控制持續至今。然而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經濟得到了迅猛發展。根據 UNCTAD 提供的數據，1978 年日本超越蘇聯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當年日本 GDP 總量占到美國 GDP 總量的 42.6%。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迅猛的發展讓美國感受到了緊張與不安。1985 年 4 月，美國參議院將日本列為「不公正貿易國」，並對日本施行「301 調查」。對此，日本為防止美國進一步的貿易報復，「自願」進行日元升值。同年 9 月，美、日、德、法、英五國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在紐約廣場飯店達成聯合干預外匯市場、誘導美元有序貶值，以解決美國日益擴大的貿易赤字問題的協議，即 「廣場協議」。該協議在學界、政界及商界爭議頗大。 有學者認為，「廣場協議」後日元大幅升值，降低了日本產品的價格優勢和國際競爭力，加上日本政府不當的經濟政策，最終導致了日本「失落的十年」。由此，一個出現在「自家陣營」的潛在挑戰者才露尖尖角，就被無情的打壓下去了。

歷史提醒我們，作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和當今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是不能容忍其他國家挑戰其地位的。每當有他國在實力上接近美國時，無論其有意或無意，無論是否站在道德與道義一邊，無論遵從的是什麼樣的意識形態，美國都會利用各種手段對其實施干預或打擊。中美貿易摩擦至今主要表現在美國想解決貿易逆差和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但背後無疑具有更錯綜複雜的考量。因此，中美之間的大國博弈一定是長期的、艱難的、曲折的。

三、「301 條款」與中美貿易

特朗普上台後，肆無忌憚地實施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其行政主管團隊宣稱「自由貿易是一條雙行道」，要求發展中國家在內的貿易夥伴按照美國標準實施關稅稅率和進口壁壘，並宣布在解決國際貿易爭端時將優先使用國內法。

（一）「301 條款」——美國的慣用手段

此次對華貿易摩擦中，美國幾乎動用了全部貿易保護措施。這些貿易保護措施，曾在歷次對外貿易摩擦中為美國立下「汗馬功勞」，同時也給其他貿易對象國留下了慘痛的記憶。其中，以「301 條款」最甚。

「301 條款」的最早版本是美國《1974 年貿易改革法》的第 301 節，核心內容是「當美國認定自己的貿易權利遭到外國侵犯時，美國可以立即採取行動消除這些侵犯」。此外，「特別 301 條款」主要針對知識產權保護進行了規定，並賦予美國貿易代表絕對權力，當其認定某國的貿易做法對美國的知識產權不利，此時美國有權單方面採取貿易制裁措施。美國從 1974 年頒布「301 條款」以來，共啟動了 125 項「301 調查」，中國、歐盟、日本、加拿大、韓國、巴西等多個世貿組織成員屢次成為調查對象。「301 條款」作為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大殺器」曾在 20 世紀 80 年代被經常使用，直到 1995 年國際貿易爭端逐漸轉至 WTO 爭端解決機制框架下，「301 條款」才逐漸被美國擱置。然而，2017 年 8 月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宣布對華開展「301 調查」，使得這一隱匿江湖多年、惡跡斑斑的霸王條款又一次浮出水面。

歷史上，歐盟及其前身——歐共體曾飽受「301 調查」的折磨。1987 年美國對歐共體實施「301 調查」，並於 1989 年依據調查結果對歐共體加征報復性關稅。1993 年，美歐爆發「香蕉補貼大戰」，美國向 WTO 控告歐盟的農產品補貼政策。1998 年，圍繞愈演愈烈的「香蕉補貼大戰」美國對歐開展「301調查」。可這一次的美歐貿易摩擦，卻讓美國吃了不小的苦頭。1999 年，歐盟向 WTO 起訴「301 條款」違反世貿組織原則。隨後，WTO 爭端解決機制成立專家調查組，對美國實施調查。最終，專家調查組雖然以一種模棱兩可的方式未對「301 調查」是否違規做出裁決，但卻給「301 條款」戴上了緊箍咒：調查組要求美國在今後實施「301 條款」必須符合 WTO 規則。美國政府迫於各方壓力，通過行政聲明接受並承諾在處理涉及世貿協定的事項時，美國須依據世貿組織規則和爭端解決機構的裁決。在這場美歐貿易摩擦中，美國雖然「贏得了面子」，卻「輸掉了里子」。

飽受「301 條款」脅迫的，還有日本。20 世紀 80 年代，在日本經濟突飛猛進之時，美國開始大面積、高頻率的對日本實施「301 調查」，使得日本一度成為受到美國「301 調查」次數最多的國家。在諸次「301 調查」中，1985年的日美半導體摩擦事件尤為耀眼。時年，日本電器股份有限公司在半導體上的銷售額超過美國企業，躍居世界第一。這讓美國半導體企業頗感危機四伏，便向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投訴日本半導體產品存在不公平貿易行為，由此開啟了美國對日「301 調查」。迫於美國經濟綁架和貿易制裁，日本不得不在 1986年與美國簽署《日美半導體協定》，控制日本半導體出口價格、提高外國企業在日本的半導體市場準入份額。但是，「301 調查」並沒有解決日美貿易逆差的問題。實際上到 20 世紀 80 年代末，美國對日本貿易逆差甚至高於 80 年代初。

除了歐盟和日本，遭受美國「301 調查」的國家還有很多。「301 條款」名為美國保護公平貿易的法條，實為其謀求不當利益的大棒。所謂的「301 調查」是《關於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的諒解》（DSU）第 23 條明確禁止的單邊主義做法，嚴重違反 WTO 核心的最惠國待遇、關稅約束等規則。因此，這次美國對華實施「301 調查」和報復性措施，既有違美國在世貿組織曾做出的承諾，也有違世貿組織相關判決和規定。

（二）曲折中前進的中美貿易史

1784 年 2 月 22 日，「中國皇后號」美國商船從紐約港起航駛往中國，由此拉開了中美直接通商的序幕。如今 234 年已過，回望中美貿易之路，可謂坎坷不斷、飽經風雨。

近代（1840—1949 年）的中美雙邊貿易是在美國的堅船利炮脅迫下開展的不平等貿易。這段時期的中美貿易摩擦更多的體現在美國利用《望廈條約》《天津條約》《通商章程善後條約》《中美續增條約》以及 1946 年蔣介石政府與美國簽訂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等不平等條約撬開中國貿易大門，以脅迫等方式令中國降低關稅、免除規費、設立通商口岸、擴大最惠國待遇等。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美國對中國實施了長達 30 年的經濟封鎖，期間中美雙邊貿易一度中斷。1979 年中美建交，雙邊貿易逐漸恢復正常，開始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開展經貿往來，之後獲得了快速發展。中美雙邊貿易從建交時的 25 億美元，快速上升至 2017 年的 5837 億美元，增長了 230 多倍（見圖 1）。尤其是在 1992 年中國進一步擴大開放和 2001 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中美雙邊貿易增長陡然提速，為兩國人民和企業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益。

在發展的同時，貿易摩擦也隨之而來。1980 年 7 月 2 日，美國對中國的薄荷醇實施反傾銷調查，此舉揭開了美國對華反傾銷序幕。20 世紀 80 年代，美國對華反傾銷調查案件達 17 次。這一時期，中國並非美國主要的反傾銷目標國。但在 17 次反傾銷調查案件中，美國對華平均征收的關稅稅率達44.4%，可見，中國在遭受美國反傾銷調查後承受的代價是相當大的。

20 世紀 90 年代，中國對美貿易籠罩在美國「301 條款」的陰雲之下。1991 年 4 月，美國依據「301 條款」對中國知識產權發起調查，「301 條款」第一次登上中美貿易角逐場。調查結果認為，中國的《專利法》未能對知識產權進行有效保護，從而導致美國企業的商業利益得不到保障。依據調查結果，美國擬對中國輸美的 28 億美元商品加征 100% 的報復性關稅。1992 年雙方經協商後簽署協議，中國承諾提高對知識產權的保護。

1991 年 10 月，美國圍繞市場準入問題又一次對中國發起「301 調查」。此次市場準入問題主要表現為美國認為中國存在不平等貿易壁壘。根據調查結果，1992 年美國擬對中國輸美的 39 億美元商品加征懲罰性關稅。最終中國承諾以五年為期對進口的美國商品降低貿易壁壘，雙方達成和解。此後的 1994年 6 月和 1996 年 4 月，圍繞中國執行知識產權保護措施不力問題，美國兩次對華實施「301 調查」。與之前相同，中國承諾進一步加強國內立法。

2010 年 10 月，針對中國的新能源補貼問題，美國第五次對華實施「301調查」，這也是中國入世以來第一次受到「301 調查」的侵襲。此次「301 調查」表現出美國對中國新能源產業迅猛的發展勢頭的擔憂。美國希望通過打壓中國新能源產業，減輕本國相關產業的競爭壓力。

以前的歷次「301 調查」，都以中美通過協商得以解決：美國方面同意撤回報復性措施，中國則進行了相應的政策調整和改進，包括進一步完善《專利法》、《版權法》及《商標法》等與知識產權保護相關的法律，加強相關法律的執行力度，同意對《風力發電設備產業化專項資金管理暫行辦法》中涉嫌禁止性補貼的內容進行修正，進一步降低相關貿易壁壘等等。數據顯示，歷次貿易摩擦和調查都未能阻擋中美兩國貿易的發展，稍作調整後，兩國經貿合作很快又步入了快車道。

四、結束語

中美雙邊貿易發展史，是一部曲折中前進的歷史。在中美經貿往來快速發展的過程中，貿易摩擦是在所難免的。如果中美雙方能通過協商妥善解決爭端，就會迎來新的發展機遇。歷史一次又一次地澄清一個現實：貿易保護主義對經貿發展於事無補，「301 調查」及貿易報復措施只會擴大貿易夥伴國之間的分歧。美國今年實施的這場對華貿易摩擦的背景和意圖比以前任何一次都更為複雜，美方利用的貿易手段更加多樣，其產生的影響也將更為深遠。從美國「豪華代表團」2018 年 5 月 3 日來華磋商談判的情況分析，美國的要價不僅僅體現在中美貿易再平衡、市場準入、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也反映在對中國的先進製造業和技術、服務業開放、產業政策等方面的訴求。因此，雙方的分歧較大，談判的難度很大。果不其然，2018 年 7 月 6 日美國摒棄中美兩國多輪貿易談判達成的共識，對 340 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征 25% 的關稅。這一公然違反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的行為，令原本就問題重重的中美經貿關係雪上加霜。在此情況下，中國應始終堅持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堅持自由貿易和多邊體制，適時開展對等反擊。既不必單方面擴大貿易摩擦面，更不必委曲求全、任由美國宰割。歷史終將證明，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在全球化浪潮中只不過是蚍蜉撼樹，經濟全球化和自由化勢不可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