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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上周末，浙江樂清的滴滴順風車女乘客遇害，出行平台滴滴再次和兇殺案聯繫在一起。這已經是今年以來的第二起順風車乘客遇害案，上一起僅發生在3個月前。事故發生後，滴滴發布聲明、致歉、承諾賠償、展開自查的一系列行動並沒有緩解公眾的憤怒。此外，更有媒體統計出從2017年至今，滴滴順風車主已犯下10餘起刑事案件。
滴滴曾在出行報告中稱「安全是滴滴最在乎的事情」，然而從近幾則安全事故上來看，滴滴在保護乘客安全利益上的反應可以說是幾乎無作為。作為國內最大的出行平台，它為什麼如此傲慢？
本刊曾在2018年6月刊討論了互聯網巨頭的競劣與弄權。互聯網公司由於服務用戶而被用戶賦予的公權力，卻又有了成為弄權者的道德風險。
文 / 宗白
有人說，種種跡象表明，一些互聯網企業慢慢從價值創造走向資源占有，甚至走向權力尋租。究其原因，在於中國的互聯網本質上不是向上競爭，而是向下競爭（race to the bottom），很多是為了滿足人性陰暗面的需求。
真正的互聯網公司，是能夠紮紮實實在企業內部管理中貫徹以「平等、參與、分享」為本質的互聯網精神，把個體的創造性、積極性、主觀能動性發揮出來的公司。這似乎和凱文·凱利在20世紀90年代所著的《失控》中對互聯網的期許相近，是一種理想主義的熱情。《失控》在互聯網從業者中被熱捧代表了一場社會運動的開始，它虛設的平等、參與、分享的「應許之地」如一面大旗，指引人們前進。
隨著互聯網的得勢，太陽底下無新事，社會運動熱潮冷卻，一些企業便呈現出向下競爭的態勢。人對競爭的看法都是你死我活，本質是對權力的壟斷，唯恐失之，互聯網運動和其他運動一樣，始於顛覆，終於控制。用戶看到的「世界是平的」，而互聯網企業家們看到的世界是層層疊疊的，每一個褶皺裡，都有血和蜜。
互聯網企業向下競爭態勢的一個根本原因是，和歷史上各種運動一樣，它是做「人頭生意」的，價值與成本均與用戶數的平方正相關。由於服務用戶而被用戶賦予了公權力，又由於掌握信息以及信息流通的管道，存在信息不對稱，則有了成為弄權者的道德風險。從這一點上說，向下競爭甚至有了宿命的味道。
權力本質上是一種影響力
人們對互聯網大公司侵蝕公權力缺乏警惕，是因為對權力的看法大多還是停留在中世紀。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心理學教授達契爾·克特納也發現，美國文化對權力的認識居然一直深受馬基雅維利的影響。這位中世紀的社會活動家從當時殘酷的社會現實出發，指出權力就其本質而言，與暴力、欺騙、殘酷和戰略侵犯密不可分。克特納認為這種權力觀，今天看來根本經不起仔細推敲。
馬基雅維利對權力的認知並沒有依據整個人類歷史的長度，只是基於他所處的時代。實際上，權力遠不止他認為的那樣。英國哲學家羅素曾說：「物理學中的基礎概念是能量，而社會科學中的基礎概念是權力……對社會動力學規律的闡釋一定離不開權力。」
克特納認為，通過權力的鏡頭，人們才能把自己看得更清。與人們喜歡流連於權力遊戲的劇情不同，過去幾十年來，把強制力視為權力基礎的觀點正在逐漸淡化。我們對互聯網大公司各種作為的考察，也離不開權力的尺子。想要有更深的了解，更需要將它們對權力的使用置於聚光燈下。
如何理解權力，是一個既舊也新的問題。數十年來的商業實踐對社會的改造已經告訴我們，權力本質上是一種影響力，是改變他人狀態的能力，即通過影響他人來影響世界的能力。社會科學傾向於依據金錢、軍事力量和參政議政等因素界定權力，恰恰是因為這些領域的行為能夠給世界帶來很大影響。
一家互聯網大公司在向公眾提供服務類產品的同時，也在收割公權力，因為它對公眾產生了影響力。當一家公司達到壟斷地位時，某種程度上，它便壟斷了那一部分的公權力。因為權力是被他人賦予的，是一種集體行為。權力在「每一段關係裡，每一次互動中」，「全新的解讀應當使用人類交往的所有情境」，包括愛情和家庭。可見，金錢和階級也並不等於權力，它們只有在用來影響他人生活的時候才能轉化為權力。
就連曾被納粹抓捕過的德國哲學家漢娜·阿倫特也指出，納粹的權力並不屬於某些邪惡的個人，而是分散在整個迷信權力的社會系統中。她說：「權力不僅體現為人類的行動力，還體現為人類協作的能力，權力絕不屬於個人，它屬於一個集體，並且只有集體團結一致，權力才不會消失。如果我們說某個人‘大權在握’，其實是指一定數量的人賦予了這個人權力，讓他以大家的名義行使權力。」
福柯洞見了另一個事實，即權力「在網狀組織中被運用和履行」。而互聯網大公司，在這一點上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研究權力的社會心理學家們不謀而合，認為「權力不是攫取而來，而是他人賦予我們的，賦予社交網路中其他人權力的同時，也得到服務」。
權力的悖論
既然互聯網大公司能夠掌握相當大的一部分公權力，也就很難回避「權力的悖論」，即克特納所說的：「影響和改變世界的能力讓我們感覺過分良好，於是很快就會突破底線。權力的悖論就在我們身邊。」
社會並不是一個書本上的概念和詞匯，而是由具體的個人組成。因為人性的某種優點，比如樂意服務他人而獲得影響力，從而掌權。又因為人性的某種弱點導致濫用權力而失權。這個邏輯，恐怕也同樣適用於那些互聯網大公司。
再從人性的角度去觀察，權力悖論也如社會心理學中的「精神弒父」。通過對父輩的質疑和反抗，尋找自我，解構權威，突破邊界，建立更合理的新規則。弒父者將在迷茫中流亡，當他們走出了自己的路，實質性的變革才得以發生。而另一方面，就算弒父者建立了新規則，因為對規則的固守，通常還是會回到弗洛伊德對待榮格的老路上去，讓自己成為新的權威。
互聯網勃興之時，人們憧憬著科技將帶來新的平等、自由、民主，但現實永遠更為複雜。互聯網的確掀起了一場浩浩蕩蕩的社會運動，但始於「顛覆」，終於「控制」。再看如今互聯網大公司對公眾個體的「圍剿」，「大數據殺熟」恐怕只是「控制」的一個開始。
另一個有趣的問題則是，虛擬世界的「君主」佐伯格還得小心翼翼地去國會山過堂，說明相對線下的公權力而言，互聯網公司掌握的權力並不足以阻止它被所在地政府「肉體消滅」。所以，與政府合作成為唯一的選項，而對公眾而言，這種情況更有些難以描述。
歷史與未來
當我們認為權力本質上是影響力，便可以解釋堯、舜、禹因為服務公眾而獲得權力。明末啟蒙思想家黃宗羲在《原君》一文論及古代社會時也說：「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
黃宗羲又說：「今者君為主，天下為客。」這就接近了馬基雅維利所處的情境。那麼，又該如何解釋後來這種權力越來越集中的現象呢？科技進步是一個很明顯的原因，另外，既然金錢和暴力更集中在少數人手裡，權力也會越來越走向集中。因為害怕失去權力，他們會主動把權柄捏在手裡，最終又走向「權力的悖論」。
相比古代社會，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以暴力與金錢為後盾的政治權力變得不那麼集中了，而以科技與金錢為後盾的互聯網大公司的集權才剛剛開始。回到中國，互聯網公司之間的競爭，永遠彌漫著看不到血的血腥味，正如彼得·蒂爾所說：「公司的本質就是追求壟斷。」那麼對於互聯網公司想掌握的那部分公權力，道理也不言而喻。
在《人類簡史》《未來簡史》的作者、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看來，技術的確會使得公權力集中到少部分人手裡。他說：
「
比如一家利用人工智能技術的基因數據公司會在這個行業處於壟斷地位，因為它可能擁有1億個DNA序列數據，而一家新創企業可能只有1萬個DNA序列數據，所以完全沒有辦法構成競爭。這些大數據模式的認知都是基於統計。
同樣的，Facebook在西方壟斷了社交媒體，可能這個平台不是最好的，但因為所有人都用它，而沒用過的人也最終會選擇它，規模就會越來越大。遺傳學數據方面也存在著同樣的情況。因此我們會看到權力將集中到幾家公司身上。
另外，區塊鏈技術的應用會打破金融業舊有壟斷公司的地位，令財富創造具有更多的靈活性。這些都是史無前例的，今天的專家也不可能預測2040年的經濟學基本結構。
」
與權力壟斷相對應的，是「失權」帶來的問題。比如，就算以保守的看法論，未來人工智能技術會使得很多人成為「無用」的人，而人工智能又被極少數人所操控，赫拉利說：「它的危險之處在於，它會打破權力的內在平衡，我們知道權力只是少數人才擁有的東西。」
前些日子，因被有關部門處罰，今日頭條創始人張一鳴下了「罪己詔」，而有觀察者認為，今日頭條這類內容分發App通過技術手段「事實上是圈養了一大批在自己的閱讀舒適區越陷越深的癮君子，它在讀者面前砌了一道高牆，完全毀損、剝奪了個體獨立思考和深度觀察的能力，阻隔了個體成長與社會創新的通道與機會」。另一方面，如果它們出於某些目的，依據它們用技術手段獲得的對讀者的了解，主動推送試圖影響讀者認知的內容，那就和劍橋分析公司相去不遠了。
本文全文原刊載於《中歐商業評論》2018年6月刊，轉載請聯繫後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