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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運河邊居住有一種奇怪的體驗。
很多年前，我臨河站著，看到運河灰黃的水色，運載黃沙和建材的鐵殼船往來交錯，懷里抱著朋友出生不久的女兒。嬰兒的眼睛就隨著船只左左右右地不停移動。
船只排放的黑煙不但污染周圍的空氣，伴隨著逐漸接近又不斷遠去的馬達聲，也帶來了生活的異域感。這是在地之人對流動之人、在陸之人對在水之人特有的觀感。
大多數城市內部或周邊都有河流，但並不是每條河流都像江南運河那樣讓人產生穿越感。你可以在杭州拱宸橋下見這條河向北流去，然後在寒山寺外的楓橋上看到它的波濤，它穿過無錫市區里僅剩的一塊老城，流向常州和鎮江。
在鎮江，江南運河穿過長江，北流至揚州，開始被稱作淮揚運河。歷史上揚州曾是運河沿岸最繁華的城市，也是南方和北方的分界點，運河與周邊環境的關係到這里就變了。
通惠河是京杭大運河的最後一段。來自南方的糧食通過這里運送至北京城。從元至清末，這條河作為帝國的頸部動脈得到精心維護。本文圖片均為作者拍攝。
在北方城市里很難看到江南城市與運河之間難分難解的聯繫，盡管有些城市也是依水而生，如北京；或是依賴運河帶來的繁榮，才成為重要城市，如山東濟寧。但在它們不斷湮埋於塵土的歷史上，運河只是不再為人所知的細節之一。
在北方，運河經常被泛濫的大河侵奪河道，淤塞更是每時每刻都在發生。運河能否得到有效疏通，完全要看行政體系能否維持王朝鼎盛時期的效率。
由於政治中心和財政基地分離，軍事前線和糧食主產區分離，北方運河的首要目的是彌合這種自然呈現的分裂狀態，為西安、洛陽、鄭州和北京等北方都城輸入活水。
維護城市運河需要高效的管理制度、技術標準和順應自然的心態。盡管到了21世紀，蘇州疏浚運河的景象仍讓人想起幾個世紀以前的景象。蘇州博物館，2018年
如果按照京都學派那種以人的生命周期來比喻時代發展的風格，運河在隋唐和明代，的確是帝國的動脈：在其青春時期，行政活力充沛，運河水流強勁，南北交流活躍；當其衰老的時候，這里就成為致命風險的淵藪，心臟和大腦區域極易發生淤塞，最後導致都城失去對南方的控制。
在南方，運河與城市的關係沒有經歷這樣的中斷。對城市而言，運河不僅是歷史，也是現實，不僅是基礎設施，也是長久而豐厚的符號記憶。
8世紀張繼在蘇州做詩說，「耕夫召募逐樓船，春草青青萬頃田。試上吳門窺郡郭，清明幾處有新煙」，但人們記住的不是戰爭動員與農時節氣爭奪勞力力的景象，而是他在另一首詩中描述的蘇州：「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時間的選擇並非沒有道理，它埋沒了千萬人具體的不幸，只保留了一種抽象而普遍的愁緒。學者至今還在討論張繼下泊之處，以及他聽到的鐘聲來自姑蘇城外的哪一座寺院。
黃浦本來是吳淞江的支流，後來吳淞江入海口瘀塞，反而需借黃埔入海。12世紀這里已經設置航運和商業管理機構。7個世紀之後，沿著這兩條運河，形成了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2018年
但這無關緊要。城市和運河的關係，反映在詩歌、戲劇、小說和繪畫里，有些關係是真實的，有些夾雜著幻想。這種亦真亦幻的文化記憶，重新塑造了當地對運河的認知。
運河並不只是普通的河流，也是城市繁榮的根本，它們帶來了流動性和活力，在這里可以上演更加曲折的人生劇目。對江南社會而言，運河既導致分化，帶來更多的可能性，也增強了整合，也即江南的一體化。
江南城市經濟上依賴對運河的統一維護和管理——不是一條運河，而是許多運河。在江南的河網地帶，地面道路被水所阻擋分割，水上運輸的效率要到鐵路網和高等級公路網出現之後才被超越。
黃浦江。上海，2018年
水利導致行政、商業和社會整合，這是人類學對水利社會的基本假設，比如冀朝鼎和魏特夫對中國農業的經典研究，都強調水利管理的需求是出現中央集權的動力。
但較晚的研究注意到水利社會的不同類型，並將其置於文化論述的中心，比如費孝通對吳江開弦弓村的研究和克利福德·吉爾茨對印尼農業的研究，都強調了稻作農業的特殊性。
麥作農業和稻作農業對光熱條件、降水量和土壤特性有不同需求，高原、河谷、衝擊平原和水網地區對水利技術的約束條件有差異，往往也會發展出不同的社會結構和文化價值。
水網地區的複雜在於，順應自然在某種程度上比挑戰自然更有效率。江南沒有愚公移山的故事，因為沒有必要，也不可能。稻作、桑蠶和城市商業被水網連接在一起，導致當地發展出一種緊密均質的社會經濟結構，也發展出了地方文化認同，自我區別於其他地區和中央政權。在江南，這些都是被反復論述過的歷史事實。
現在的上海城區曾經運河縱橫，如今留下許多斷頭河和汊道，造成一定的環境問題。上海，2018
運河和周邊的水系至今仍然與江南城市保持著古老的關聯。盡管這種關聯被公路和鐵路交通擠壓，被集中供水系統淡化，被開發區和CBD所隔離，被細分的專業機構管理體制所切割，被新的水閘和堤壩調節，並且不斷有南水北調這樣的國家工程，試圖將運河重組到國家水利管理的網路之內，但運河仍然是江南地方經驗的一部分。
（作者系攝影師，現居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