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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運河邊居住有一種奇怪的體驗。
很多年前,我臨河站著,看到運河灰黃的水色,運載黃沙和建材的鐵殼船往來交錯,懷里抱著朋友出生不久的女兒。嬰兒的眼睛就隨著船只左左右右地不停移動。
船只排放的黑煙不但污染周圍的空氣,伴隨著逐漸接近又不斷遠去的馬達聲,也帶來了生活的異域感。這是在地之人對流動之人、在陸之人對在水之人特有的觀感。
大多數城市內部或周邊都有河流,但並不是每條河流都像江南運河那樣讓人產生穿越感。你可以在杭州拱宸橋下見這條河向北流去,然後在寒山寺外的楓橋上看到它的波濤,它穿過無錫市區里僅剩的一塊老城,流向常州和鎮江。
在鎮江,江南運河穿過長江,北流至揚州,開始被稱作淮揚運河。歷史上揚州曾是運河沿岸最繁華的城市,也是南方和北方的分界點,運河與周邊環境的關係到這里就變了。
通惠河是京杭大運河的最後一段。來自南方的糧食通過這里運送至北京城。從元至清末,這條河作為帝國的頸部動脈得到精心維護。本文圖片均為作者拍攝。
在北方城市里很難看到江南城市與運河之間難分難解的聯繫,盡管有些城市也是依水而生,如北京;或是依賴運河帶來的繁榮,才成為重要城市,如山東濟寧。但在它們不斷湮埋於塵土的歷史上,運河只是不再為人所知的細節之一。
在北方,運河經常被泛濫的大河侵奪河道,淤塞更是每時每刻都在發生。運河能否得到有效疏通,完全要看行政體系能否維持王朝鼎盛時期的效率。
由於政治中心和財政基地分離,軍事前線和糧食主產區分離,北方運河的首要目的是彌合這種自然呈現的分裂狀態,為西安、洛陽、鄭州和北京等北方都城輸入活水。
維護城市運河需要高效的管理制度、技術標準和順應自然的心態。盡管到了21世紀,蘇州疏浚運河的景象仍讓人想起幾個世紀以前的景象。蘇州博物館,2018年
如果按照京都學派那種以人的生命周期來比喻時代發展的風格,運河在隋唐和明代,的確是帝國的動脈:在其青春時期,行政活力充沛,運河水流強勁,南北交流活躍;當其衰老的時候,這里就成為致命風險的淵藪,心臟和大腦區域極易發生淤塞,最後導致都城失去對南方的控制。
在南方,運河與城市的關係沒有經歷這樣的中斷。對城市而言,運河不僅是歷史,也是現實,不僅是基礎設施,也是長久而豐厚的符號記憶。
8世紀張繼在蘇州做詩說,「耕夫召募逐樓船,春草青青萬頃田。試上吳門窺郡郭,清明幾處有新煙」,但人們記住的不是戰爭動員與農時節氣爭奪勞力力的景象,而是他在另一首詩中描述的蘇州:「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時間的選擇並非沒有道理,它埋沒了千萬人具體的不幸,只保留了一種抽象而普遍的愁緒。學者至今還在討論張繼下泊之處,以及他聽到的鐘聲來自姑蘇城外的哪一座寺院。
黃浦本來是吳淞江的支流,後來吳淞江入海口瘀塞,反而需借黃埔入海。12世紀這里已經設置航運和商業管理機構。7個世紀之後,沿著這兩條運河,形成了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2018年
但這無關緊要。城市和運河的關係,反映在詩歌、戲劇、小說和繪畫里,有些關係是真實的,有些夾雜著幻想。這種亦真亦幻的文化記憶,重新塑造了當地對運河的認知。
運河並不只是普通的河流,也是城市繁榮的根本,它們帶來了流動性和活力,在這里可以上演更加曲折的人生劇目。對江南社會而言,運河既導致分化,帶來更多的可能性,也增強了整合,也即江南的一體化。
江南城市經濟上依賴對運河的統一維護和管理——不是一條運河,而是許多運河。在江南的河網地帶,地面道路被水所阻擋分割,水上運輸的效率要到鐵路網和高等級公路網出現之後才被超越。
黃浦江。上海,2018年
水利導致行政、商業和社會整合,這是人類學對水利社會的基本假設,比如冀朝鼎和魏特夫對中國農業的經典研究,都強調水利管理的需求是出現中央集權的動力。
但較晚的研究注意到水利社會的不同類型,並將其置於文化論述的中心,比如費孝通對吳江開弦弓村的研究和克利福德·吉爾茨對印尼農業的研究,都強調了稻作農業的特殊性。
麥作農業和稻作農業對光熱條件、降水量和土壤特性有不同需求,高原、河谷、衝擊平原和水網地區對水利技術的約束條件有差異,往往也會發展出不同的社會結構和文化價值。
水網地區的複雜在於,順應自然在某種程度上比挑戰自然更有效率。江南沒有愚公移山的故事,因為沒有必要,也不可能。稻作、桑蠶和城市商業被水網連接在一起,導致當地發展出一種緊密均質的社會經濟結構,也發展出了地方文化認同,自我區別於其他地區和中央政權。在江南,這些都是被反復論述過的歷史事實。
現在的上海城區曾經運河縱橫,如今留下許多斷頭河和汊道,造成一定的環境問題。上海,2018
運河和周邊的水系至今仍然與江南城市保持著古老的關聯。盡管這種關聯被公路和鐵路交通擠壓,被集中供水系統淡化,被開發區和CBD所隔離,被細分的專業機構管理體制所切割,被新的水閘和堤壩調節,並且不斷有南水北調這樣的國家工程,試圖將運河重組到國家水利管理的網路之內,但運河仍然是江南地方經驗的一部分。
(作者系攝影師,現居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