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帶來的道德拷問，還遠未終結 | 《審問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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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帶來的道德拷問，還遠未終結 | 《審問歐洲》歷史第1張

「二戰」結束70多年，但是它所帶來的歷史認知與道德拷問的難題，看起來遠未終結。美國歷史學家伊斯特萬·迪克的著作《審問歐洲：二戰時期的合作、抵抗與報復》，可以說是學術界對「二戰」中的道德問題永不放棄、迎難而上的重要例證和最新成果之一。

「二戰」帶來的道德拷問，還遠未終結 | 《審問歐洲》歷史第2張

《審問歐洲：二戰時期的合作、抵抗與報復》作者：(美)伊斯特萬·迪克譯者：舒琦版本：見識城邦|中信出版社2018年3月27日

探究二戰時期的合作、抵抗與報復。面臨生命威脅，如何選擇，里面存在著諸多道德和倫理困境。

對於非歷史學研究者的普通讀者而言，該書研究的主題與作者的深邃思考更具普遍意義：不管來自軍事占領還是政治統治，在任何剝奪性的、奴役性的壓迫之下，如何面對「順從」與「抵抗」的永恒拷問？

「二戰」帶來的道德拷問，還遠未終結 | 《審問歐洲》歷史第3張

撰文 |李公明

複雜歷史語境中的抵抗與順從

迪克是研究二戰史和東歐、中歐歷史的著名學者，他在該書中具體深入地考察了在德國、義大利、蘇聯和其他軍事統治下的國家和人民的真實歷史境遇，以及他們如何選擇合作、抵抗與報復這三種行為的複雜過程，其中包含著複雜的歷史傳統和現實制約因素、動機的因時而異和因勢而變、結果的兇吉莫測，以及道德與倫理困境的精神磨難。

「二戰」帶來的道德拷問，還遠未終結 | 《審問歐洲》歷史第4張

[美]伊斯特萬·迪克，(István Deák)，哥倫比亞大學賽斯·洛榮譽教授，生於匈牙利，先後在布達佩斯、巴黎、慕尼黑和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歷史，1964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出版作品有《魏瑪德國的左翼知識分子》(1968)、《合法革命》(1979)、《超越民族主義》(1990)、《文集：希特勒的歐洲》(2001)等。迪克還與揚·格羅斯以及東尼·朱特合作編寫了《歐洲報復里的政治：二戰以及戰後餘波》(2000)。

作為歷史學家的迪克，在這方面的研究宗旨是如實、清晰地梳理和表述相關事實，在讀完全書之後，我深感他的努力獲得近乎完美的效果。要在一部只有兩百多頁篇幅的書中處理如此複雜的主題，是對歷史學家的史識和技藝的極大考驗。迪克在把握大勢、梳理關係、精準描述和運用個案等方面，均顯示出卓越的史識和高超的技藝，正如史丹佛大學的諾曼·M·奈馬克在「序」中所說，就尊重事實而言，迪克是大師級的工匠。

在這里我特別注意到原著書名中的「Story」（故事），迪克的確是不動聲色的講故事高手，比如關於戰爭中的烏克蘭，這是學習二戰史的學生都深感頭疼的論題，迪克在第四章用一個短短的專節就講述得十分清楚。比如，為什麼烏克蘭的民兵和平民會幫助德國人屠殺猶太人、波蘭人和共產黨員，那是因為在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眼中的巨大利好：德國的占領無形中把烏克蘭變成一個單一民族國家。

我記得在讀大學二年級，老師講到1939年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時候，（這也可以看作是在思想解放運動積極影響之下的史學界新氣象的小小例證）我們是多麼震驚；但是我們的老師在當時還是要強調蘇聯是為了爭取更多的時間備戰，而迪克用一句話就說明了條約的實質：「這份醜陋邪惡的條約包含了一個秘密條款，規定了如何在希特勒和史達林之間瓜分整個東歐，條約對世界的影響至今沒有消弭。」

「抵抗」固然是一種英雄的行動，但是由於產生抵抗的歷史語境往往不是那麼黑白分明，往往總是帶有各種斑駁的色彩，因此抵抗本身除了呈現出英雄主義的道德勇氣之外，也難以排除可能帶有的各種動機和訴求，更無法排除帶來它無法預料和控制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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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紐倫堡審判》劇照。（2000年）

迪克在前言中說，寫該書的念頭源自他姐姐的未婚夫貝拉，在戰爭接近尾聲的時候，在戰鬥中被匈牙利法西斯黨人殺害，因為他發現「在這看似簡單的英雄主義和自我犧牲的背後，隱藏著可怕的歷史問題」：貝拉和他的同伴究竟是為什麼而犧牲？他們的目標值得這樣的犧牲嗎？另外，如何看待因抵抗運動而被迫作出犧牲的無辜平民？究竟有多少無辜平民成為「附帶傷害」的犧牲品？這種傷害又究竟應該由誰來負責？

更為敏感的是，迪克發現貝拉的那次戰鬥除了想救助那些受到死亡威脅的猶太人之外，還想占領附近的一座報社大樓——他們希望在已經包圍了布達佩斯的蘇聯紅軍打進來之前，自己創立一份宣傳民主、自由和拒絕共產主義的報紙；而更為吊詭的是，後來在共產黨統治時期，為了紀念他的犧牲，那條街道以他的名字來命名。在貝拉個人悲劇的背後，是匈牙利人的兩個政府——親納粹的政府和在蘇聯紅軍支持下成立的政府，在日後的漫長歷史中，關於誰是愛國者與賣國賊的評判，總是隨著政治的變化而變化。

在戰爭結束後，迪克在巴黎發現「的確有很多真正的英雄為人稱道和崇敬，但也有些人是自我矛盾的，先是與德國占領者合作，接著又反抗德國人，後來又與其他法國人對抗，到了戰爭接近尾聲的時候，又去懲罰戰爭罪犯……」這是在「抵抗」與「合作」之間的複雜和吊詭，比起歷史學家的學術敘事，用文學的手法來表現，可能更能打動普通讀者。

迪克的道德意識與難題

迪克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身份。他是從「二戰」與強制勞力營走出來的親歷者，作為一個特別敏感於真實歷史語境和具有強烈道德關懷的知識分子，他對於二戰後的審判、政治格局、人物命運等議題具有強烈的道德批判意識。因此，這部專題性的歷史著作也是他回顧歷史、思考現實和眺望未來的心路歷程和深刻感言。

奈馬克在序中說，迪克常常會問讀者，如果你在那種情境中會如何選擇？他還要讀者換位思考：如果你是德國軍官，天天面對在遊擊隊的恐怖襲擊中部下官兵的傷亡，你會怎麼做？你會下令處決平民或囚犯作為報復嗎？其實這也是在20世紀戰爭中才大量出現的「遊擊隊」道德難題：在正規軍人與混跡於老百姓中間的遊擊隊員之間，究竟根據什麼來裁判道德是非？究竟誰最該為無辜平民的死亡負責？甚至在我們的同齡人中，恐怕也會有人對這個問題存有殘酷的記憶。實質上，道德拷問與歷史記憶的關係，永遠存在於每一個活著的人的潛意識之中，只是強弱和性質因人的經歷而異。

在政治與道德的議題上，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著有《黑土：大屠殺的歷史和警示》一書的蒂莫西·斯奈德，對《審判歐洲》的現實意義作了精辟論述：「它聯結起了那些通常被認為是對立雙方的經驗：東方和西方，被占領方和合作方，以及左派和右派。他的主要案例都關涉到今天：在西方民主制度看起來削弱時，歐洲情願與納粹勢力達成和解。一個關於歐洲國家的政治迷思即是，它們已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吸取了教訓。本書指出，還有更多的東西需要學習，無論是在大西洋的彼岸，還是此岸。」

對於今天的生活經驗與大局勢有所感受和思考的讀者，或許不難從這里看出一個核心問題：從某種角度來看，該書論述的「順從」還是「抵抗」的確仍然是一個難題，一個永恒的道德拷問。

怎樣才算是一個有價值的人？

之所以是「永恒拷問」，是因為人類歷史與現實從來不缺少外在的壓迫者、施害者和受害者，在壓迫、施害面前，順從、合作還是抵抗自然就是永恒的拷問。說到「審問歐洲」，到底要審問的是誰？「歐洲」作為一個政治地理概念，如何才能真正與「審問」匹配？如果說是審問歷史，那麼對這歷史負有責任的究竟是誰？面對20世紀我們自己的歷史，這樣的反思我們也完全不陌生。

一個很好的例子，是20世紀德國哲學家卡爾·洛維特在他的回憶錄《納粹上台前後我的生活回憶》中談到的1933年。對於無數德國人來說，這是一個巨大的轉折點，而對於知識分子來說，在這種轉折中選擇順從還是抵抗，是一個巨大的道德拷問。

延伸閱讀

「二戰」帶來的道德拷問，還遠未終結 | 《審問歐洲》歷史第6張

《納粹上台前後我的生活回憶》

作者:[德] 卡爾·洛維特

譯者:區立遠

版本:學林出版社 2008年12月

洛維特以大量的生活細節、人與事的變化精準地記錄了在一體化運動來臨之際，知識分子是如何觀望、被動、茍且、逢迎，而一些學生又是如何或激進或膚淺，總之最令人痛心的是看著整個大學體系是如何毫無抵抗地、怯懦地接受一體化運動，看著德國知識分子如何在「歷史巨人面前棄械投降」。

很典型的事例，曾經在1933年發表抵制信的著名學者斯普朗格，在納粹掌權幾年後也完全臣服於專制思想，令洛維特對其前後變化感到難以理解：「這還是同一個人嗎？」接著他分析了對生存之道的依賴、從眾心理、缺乏政治上的洞見等原因；在另一個例子中，一位受迫害的藝術史學者，對內心的剖析更為令人動容：「我也無法忍受他們用那種無恥訕笑的姿態，在那里撒謊、欺詐、污蔑與損害正義。」洛維特時常回憶起在1919年韋伯在講座中說的那句話：「不要光是問黑夜還有多長，光是渴望和等待是沒有用處的，我們應該去做自己的工作。」洛維特說，從那以後他才真正了解到，怎樣才算是一個有價值的人。

從迪克的「審問歐洲」到洛維特的德國記憶，我們不難發現，如何在充滿無恥誘惑和剛性壓迫的無常環境中保持有道德的生活，這曾經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不管我們是否有勇氣面對它，最起碼我們應該知道的是，對這個問題的坦誠回答有可能會刺痛我們的心，如果我們還存有人類那種羞愧之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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