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宏傑 | 福澤諭吉的恩將仇報：從崇拜中國文化到仇恨中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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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宏傑 | 福澤諭吉的恩將仇報：從崇拜中國文化到仇恨中國文化歷史第1張

張宏傑 | 福澤諭吉的恩將仇報：從崇拜中國文化到仇恨中國文化歷史第2張

一

看到一萬日元（日本紙幣最大面額）上那個日本人的頭像，許多中國人的第一反應可能以為是哪位天皇。其實他不但不是天皇，甚至連官也沒當過，只是一個沒有任何「級別」的學者而已。

能夠登上這樣大面額的紙幣，足以證明他的重要性。確實，他是近代日本最著名的思想家福澤諭吉。很多讀者應該都聽說過這個名字，不過可能很多人不會知道，他的名字和中國有關。

福澤諭吉的父親福澤百助是一位忠實的儒學信徒。福澤諭吉說：「從父親遺留的手書，便足以證明他是個徹底的漢儒。」他崇拜中國文化，最喜歡收藏中國的古書，諭吉誕生那一天，他恰好得償夙願，購得了一套中國清王朝的《上諭條例》，於是給新生兒取名「諭吉」。

福澤百助堅定地信仰儒學，一舉一動都謹尊聖賢的教導，「即使在別人看不到的地方也絕不做虧心事」。因此自然以儒家之道來治家。福澤諭吉說，「他在教育孩子上完全依照儒家傳統。」因此，「家兄……與純粹的漢學者一樣注重孝悌忠信。」有一次兄弟兩個人談起人生理想，他哥哥說，他一生的目標就是按孔孟的教導活著，「至死也都是忠信孝悌」。

雖然父親在諭吉幼年的時候就去世了，但是他確立的儒者家風卻長久地影響著這一家人：「我們的家風極為規矩。並非有嚴格的父親在監督我們，可是我們母子和睦相處，兄弟姊妹從不吵架。不只如此，無論如何絕不做下流之事。沒有人教導我們，母親也絕不是嘮叨的人，我們自然而然如此，這大概是父親的遺風以及母親感化的力量吧！」

福澤諭吉開蒙讀書之時，日本還處於傳統時代，因此他很自然地跟隨老師系統學習了從《孟子》、《論語》到《詩經》、《書經》、《左傳》、《戰國策》、《老子》、《莊子》等中國經典，自己還閱讀了《史記》、《前後漢書》、《晉書》、《五代史》、《元明史略》等大量史書。福澤諭吉說自己最拿手的是《左傳》，「大多數塾生只讀了十五卷中的三四卷，我則全部通讀，且反復閱讀十一遍，有趣的地方就背誦下來」。他「因此基本上就成了一個小小的漢學家」，能寫一手不錯的書法，也能作像樣的漢詩，從哪個方面看，都早早成了一個儒學學者。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從中國文明中吸取了大量養分的人，後來卻堅決地告別漢學，轉而激烈批判「咒罵」儒家。他大聲宣稱，日本要邁向文明，就不能再做「漢儒」的「精神奴隸」：

「儒教在後世愈傳愈壞，逐漸降低了人的智德，惡人和愚者越來越多，一代又一代地相傳到末世的今天，這樣發展下去簡直就要變成了禽獸世界……。幸而人類智慧進步的規律，是一種客觀的存在，決不像儒者所想像的那樣，不斷湧現勝於古人的人物，促進了文明的進步，推翻了儒者的設想。這是我們人民的大幸。」

「儒教……腐敗之流毒以至於危害國家則決不可饒恕。我輩所以極力排斥而毫不假貸也。」

這種行為當然是「恩將仇報」，福澤諭吉也毫不諱言這一點。他在《自傳》中稱自己是一個「讀過大量漢文書的人，卻屢次抓住漢學的要害，不管在講話或寫作上都毫不留情地予以攻擊，這就是所謂的‘恩將仇報’。對漢學來說，我確實是一個極惡的邪道。」

那麼，是什麼讓他成了一個「恩將仇報」的人呢？

二

諭吉對儒學的「仇恨」，首先根植於他的家世和早年經歷當中。

福澤百助的出身和儒家聖人孔子相似，也是一個低級士族。孔子當初給貴族家當過會計，他也在大阪中津藩擔任會計的工作，薪俸微薄，地位低下。

諭吉說，他的父親雖然博覽群書，很有才華，但限於等級世襲制度，滿腹經綸無法施展，一直鬱鬱寡歡地做著他根本不喜歡的會計工作，才到中年就飲恨於九泉之下。因此諭吉說，「門閥制度是父親的仇敵」。

在傳統日本社會里，社會各階層之間的界限森嚴不可侵犯，等級意識無所不在。平民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上姓氏和在路上騎馬都是非法的。福澤諭吉後來在《勸學篇》中說，在日本幕府時代，且不說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將軍飼養的鷹比人還要尊貴，在路上碰到‘禦用’的馬就要讓開，總之只要加上‘禦用’兩個字，就是磚石瓦片也看成非常可貴的東西」。

諭吉十二、三歲的時候，有一天走進屋里，無意中踩到了他的大哥平鋪在室內的一張廢紙。結果大哥勃然大怒，給了他一頓狠狠的教訓，原來廢紙上寫有藩主「奧平大膳大夫」的名字：踐踏主君的名字，有悖家臣之道。諭吉為了息事寧人，只好向哥哥謝罪，心里卻非常憤憤不平。

出生在這樣的家庭，諭吉從小不斷感受到的，是高門第者對自己的歧視。他後來回憶說：「武士階級的門閥制度非常嚴謹，一成不變，不僅公事上如此，個人的交往上，甚至小孩的交往，都嚴守著身份貴賤的等級；上級武士的子弟對我們下級武士的子弟使用不同的語言，連小孩子的遊戲都扯上門閥制度，難怪我會滿腹牢騷。可是，我和上級武士的子弟到了學校，在讀書討論會上，每次都是我成績較好。不僅學問如此，在體力方面我也不輸他們。盡管如此，在朋友交往或小孩的遊戲中都擺脫不了門閥制度，真是霸道。雖然我尚年幼，但仍感到忿忿不平。」

這種出身和經歷，塑造了他的叛逆氣質，導致他對「君君臣臣」的等級秩序的終生反感。成年之後，他意識到誕生於中國封建時代（越來越多地人認同秦代以前的中國才是真正的「封建」時代，也即「封土建國時代」——作者）的儒家學說正是等級制度最有力的維護者和辯護士，因此不免回過頭對儒家學說的名分思想大加抨擊：

「千百年來的古代社會，中日兩國的學者都極力提倡上下貴賤名分之說，歸根到底，無非是想把別人的靈魂移入我的身上。」

三

雖然對基於儒家學說的等級制度充滿反感，但是福澤諭吉早年並無法在學理上反駁它，因為在傳統東亞社會，儒學是天地間唯一的真理。有能力告別儒學，是在他接受西學之後。

福澤諭吉二十歲那年，日本歷史上發生了一個重大事件，也就是黑船來航，日本開國。這一事件深刻地影響了所有日本人的命運。

黑船來航使日本全力加強國防，研究炮術成為一時風氣。在開國之前，日本已經存在悠久的「蘭學傳統」（鎖國時代，日本和歐洲僅保留了與荷蘭通商這一孔徑，一批學者借助荷蘭文了解外界），時人認為要學習炮術就必須先掌握荷蘭文，於是二十一歲的福澤離開故鄉，到長崎學習「蘭學」。

黑船事件後日本人筆下的美國人佩裡形象

黑船事件後日本人筆下的美國人佩里形象

福澤在長崎攻研荷蘭語原著，學習了生理學、物理學、化學等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學知識。他天生有一種「為學習而學習」的強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學習非常刻苦，因此這段學習為他奠定了良好的科學知識基礎。

在西方文化的傳播過程中，自然科學通常能夠發揮巨大的作用，因為它邏輯嚴密，體系完整，立竿見影，為西方文化構建了一種整體可信的面貌。在學習了西方近代的醫學和生理學知識後，福澤就開始對中醫持否定態度，認為中醫所學不過是些「空虛、抽象、莫名其妙的課程」，同時也開始對儒學產生了初步的反感，感覺儒學不是實學，空疏無用。他後來說：「所謂學問，並不限於能識難字，能讀難讀的古文，能詠和歌和做詩等不切人世實際的學問。這類學問雖然也能給人們以精神安慰，並且也有些益處，但是並不像古來世上儒學家和日本國學家們所說的那樣可貴。自古以來，很少漢學家善理家財；善詠和歌而又精於買賣的商人也不多。」

四

學習蘭學，讓福澤意識到西方學術的巨大價值。而後數次出訪歐美，更讓他對西方世界的了解更為直觀和深入。

安政六年冬，諭吉獲得一個機會，做為隨員隨日本使節團到美國交換商約。這是諭吉平生第一次出國，不過因為職務繁忙，也因為語言障礙還沒有突破，在對美國物質發達的外表感到驚訝的同時，他對西方的倫理價值感覺很不理解。福澤記載的一件小事，可以顯示此時的他對西方社會和文明的隔膜：

當時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來，遂向別人打聽了一下。不是別的，我問的是華盛頓的後代子孫情況如何。那人回答說：「華盛頓的後代當中有個女人尚在，目前情況怎樣雖不清楚，但想必已經嫁給什麼人了。」回答的語調顯得非常冷淡，實在叫人想像不到，真夠怪的。美利堅是個共和國，她的總統是四年改選一次，這一點當然我很知道。可是我認為華盛頓的後代子孫必然都是一些了不起的人物，因為我的頭腦里存在著對源頹朝和德川家康的傳統看法，從這點推想我才提出這個問題來。但對上面那種回答，我卻非常驚訝，當時覺得很奇怪，直到今天，我還記得根清楚。這個問題在道理上講，本來一點也不值得驚奇。可是另一方面，作為社會上的事情來說，我就有些莫名其妙。

儒家文化強調慎終追遠，且不說孔子的後代歷代封爵，受人崇拜，連明朝皇室的後代，到清代也能封為「延恩侯」。因此西方人這種對開國領袖後人的冷落在福澤看來是不可想像的，讓他感覺非常「莫名其妙」。

從美國回來之後第二年，幕府決定派遣使節到歐洲。諭吉被任為譯員，又得到了一次遊歐的機會。

這一次旅歐，對諭吉的思想具有重大的意義。因為他英語進步很快，此時語言障礙已經破除，他對歐洲社會進行了廣泛的考察，對他感興趣的許多問題，比如醫院的經營、銀行的業務、郵政、征兵法規、政黨、輿論和選舉，都做了比較深入的了解。回國之後，他撰寫了《西洋事情初編》。這部書發行部數約有二十五萬之多，影響了維新政府的政策。

一八六七年，諭吉隨從幕府的軍艦採購委員，獲得機會再度赴美。使團參觀了美國國務院，見到了《獨立宣言》的草稿，拜會了當時的美國總統安德魯·喬韓森。福澤自己還參觀了哥倫比亞大學。

與西方文明的多次直接接觸，使他對中國文化和西洋文化的長短優劣有了深入的對比，思想觀念發生了深度轉變。天生叛逆的他迅速接受西方人的天賦人權、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他後來在名著《勸學篇》開頭，將《獨立宣言》中的「All man are created equal」翻譯成「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宣布與儒家的等級尊卑學說決裂。

福澤徹底接受了「西方中心觀」，認為西方文化是當時最先進的文化，而儒學只是一種「半開化」的文化。原本在他看來非常高明的儒家思想，與西方文化比起來，竟然一下子變成了「糟糠」。

他在《文明論概略》中這樣說：「在西洋所謂Refinement，即陶冶人心，使之進於文雅這一方面，儒學的功德的確不小。不過，它只是在古時有貢獻，時至今日已經不起作用了。當物資缺乏時，破席也可以作被褥，糠麩也可以抵食糧，更何況儒學呢？」

也就是說，古代日本在文化荒蕪的時候，移植中國文化當然是當時唯一正確的選擇，就比如當一個人快要餓死時，即便是糠麩也肯定要拿來充饑。然而，當他能夠吃到美食的時候，就應馬上倒掉手中的糠麩。

他與儒學分道揚鑣，在思想上「脫亞入歐」，從此花費巨大精力，向日本人介紹和宣傳西方文化，對普通民眾進行啟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