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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楊月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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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三國志》中陳壽給予孫權的評價雲：「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句踐之奇英，人之傑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孫權在三國中稱帝最晚，其稱帝過程也最為曲折，探本溯源，有如下幾條原因。
孫吳因爭霸形勢喪失名分
外部來看，首先就是荊州之爭令孫權在名義上屈膝於曹操。
孫權決定用武力奪取荊州之後，首先考慮的是自己力量有限，不可能在兩條戰線上同時開戰。荊州一旦開戰，自己是無法同時對付曹劉的，無法同時面對西面與北面的兩方壓力。於是孫權決定同曹操結盟，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孫權就悄悄派使者到洛陽向曹操請降求盟。曹操也想拆散孫劉聯盟，就偷偷與孫權結成了軍事同盟。
襄樊戰役打響以後，孫權為了能得到曹操的有力支持，甚至不惜卑躬屈膝，上表勸曹操早日稱帝。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孫權借助曹操的「配合」，如願以償奪取了荊州，擒殺關羽父子，並將關羽首級獻給了曹操。曹操於是就以漢獻帝的名義封孫權為驃騎將軍，荊州牧、南昌侯。
在這一階段，曹操已經被天子冊封為魏王，劉備也在四川稱漢中王，而孫權別說稱王了，級別遠低於曹操，而且表示臣服。但是這一番隱忍，也為孫吳帶來了奪取荊州這一巨大的成果。
解決荊州問題事關東吳興亡
孫權沒法想太多
其次是劉備的報復，令孫權在名義上淪為曹魏的屬國。
公元220年，曹丕代漢稱帝；公元221年，劉備在四川稱帝；而孫權此時還是選擇了隱忍，並沒有自立。因為孫權在殺關羽奪取荊州後，馬上就考慮到劉備的報復。如果曹丕再趁火打劫，也發兵來進攻東吳，那麼又會面臨魏、蜀的兩面夾擊。一旦形成這樣的局勢，東吳就很危險了。
於是孫權在曹丕稱帝之時，立即向曹丕「稱藩」，不但將原先被關羽俘虜的曹魏大將於禁及降兵全部送還給魏國，還滿足曹丕的條件向其進貢珍寶異獸，並接受曹丕以天子的身份冊封的吳王、大將軍。
但這樣一來，魏國同吳國的關係就是不平等關係，魏是朝廷及宗主國，吳不過是地方上的一個諸侯國，孫權也只是曹魏冊封的一個藩王而已。
當時東吳有很多人不同意孫權接受冊封，認為孫權應該自稱上將軍、九州伯。但是孫權又忍了，這一忍又讓孫吳停過了巨大的危機，但都為其後來稱帝時的正統性埋下了隱患。
第三是曹魏巨大軍事壓力。
孫權再一次地隱忍不發，換取了孫吳與蜀漢單挑的機會。公元222年，陸伯言摧劉玄德於白帝，孫吳獲得夷陵大勝，消除了劉備時期蜀漢對孫吳的軍事壓力。
但同時曹丕發現了孫權稱藩用心不純，發動第一次攻吳戰爭，雖然沒有取勝，但一直都保持對東吳巨大的軍事壓力。
所以劉備死後，諸葛亮主政，孫權為了能解決魏國的軍事壓力，在公元223年又恢復吳蜀同盟。並在後續的幾年，逐步完善東吳內部的稱帝準備，包括討伐山越和武陵蠻、穩固自己在荊州的統治、並通過一些列人員任命逐步趨向政權的江東化，終於在公元227年的石亭之戰，孫吳大敗曹休，險些徹底擊潰曹魏的東線有生力量，終於解決了來自曹魏巨大的軍事威脅。
從此孫權終於忍無可忍也無須再忍，公元228年正式孫權稱帝，但也開始發現自身政權自正統性和合法性的困境。
孫吳建國面臨合法性的巨大缺失
首先孫吳政權很難構建起自身與漢朝的連接。
蜀漢和曹魏都將本身政權與漢朝構建了鏈接。曹魏通過禪讓的方式，表示魏承漢統；而蜀漢以血統和政治口號，表示要復興漢室、恢復漢朝。
從江東孫氏本身來說，《吳書》說其「世仕吳」，近年來已經被很多學者質疑，並舉證孫氏出身寒微，在漢末普遍重視家世的環境中，不具備任何優勢。
而且孫權在漢朝的官職也並不高，最高時只到過「驃騎將軍，荊州牧、南昌侯」，吳王的尊號還是接受魏天子曹丕的冊封。這就導致孫權在構建政權時，無論從家世與大義上，都無法從「繼承漢朝」上構建自己的正統性。
其次從五德上，孫氏也難有作為。曹丕以禪讓為名，在天命上承接漢朝，五德論述則以土德取代漢朝火德，走的是繼承漢朝之路；劉備以繼承漢獻帝法統為號召，不僅沿用漢的國號，在五德論述上自然也繼續採用火德，屬於恢復漢朝的模式。
然而在中古時期，孫氏一般被認為是周的後裔，若孫權自稱接續周德，無論是五德相生或五德相勝論，都不可能以此宣稱繼承漢朝之德。即便孫權以五德相勝的木德取代曹魏土德，同樣需要承認曹魏曾為正統。換句話說，孫權難以使用五德之說宣示孫吳的正統性 。
三國不是五代
當皇帝，有兵之外還要有說法
還有名分與疆域上的的困境。
說起蜀漢和曹魏的優點，首先是王室血統，劉備以此為號召；其次是禪讓程序，為曹魏所據有。
孫氏三代曾為漢臣，而孫權卻接受曹魏冊封向魏稱藩，這意味著對漢朝的背叛。而今又需要自立稱帝，基本找不到一個令人信服的大義上的名分；
其次說疆域，中原一直是王朝正統的默認地域，兩漢舊都在曹魏手中。孫吳立國江東，秦漢以來江南一直處於帝國政治邊緣，遠不能與中原相比，缺乏自身的政治傳統。而以江東江南為統治地域、團結江東大族，建立與中原對峙的王朝，孫吳算第一家，之前並無前輩可以借鑒。
如何在非傳統的統治地域，構建合法合理令人信服的政權正統性，以面對北方的壓力並爭奪天下，是一個需要孫吳統治者辛苦思考的問題。
以上幾點問題，足以證明孫吳政權先天不足，導致其成為三國中合法性與正統性最差的政權。但孫吳統治者的解決方式，值得我們探究。
孫吳政權苦心孤詣的正統性構建
《三國志·吳主傳》中載「公卿百司皆勸權正尊號」，之後孫權便即皇帝位，孫吳正式立國。唯因黃龍、鳳凰見於夏口、武昌兩處，故改元為黃龍。這一年是229年，同樣是魏太和三年、蜀漢建興七年——三國之謂，在法律上正式成立。
先附上孫權《告天文》的原文：
漢享國二十有四世，歷年四百三十有四，行氣數終，祿祚運盡，普天弛絕，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奪神器，丕子叡，繼世作慝，淫名亂制。權生於東南，遭值期運，承乾秉戎，志在平世。奉時行罰，舉足為民。群臣將相，州郡百城，執事之人，鹹以為天意已去於漢，漢氏已絕祀於天，皇帝位虛，郊祀無主。休徵嘉瑞，前後雜沓，歷數在躬，不得不受。權畏天命，不敢不從，謹擇元日，登壇燎祭，即皇帝位。惟爾有神饗之，左右有吳，永終天祿。
從孫權稱帝的《告天文》中，我們就找到了其構建正統性的第一個策略。
文中首先是認為曹魏「纂奪」漢位，否認曹魏政權。然後指出「漢氏已絕祀於天」，「皇帝位虛」。孫氏由於所行德政，「休征嘉瑞，前後雜沓，歷數在躬，不得不受」，這樣就為孫吳政權找到了一個立足點。
也就是刻意忽略孫吳與漢朝的關係，並無視蜀漢的存在，設立了「漢室已亡、漢德已衰」的大前提，來解決孫吳無法與漢朝連接的問題。
從《告天文》中又能引出孫吳構建正統性的第二個策略。
文中強調「權生於東南，遭值期運」、「歷數在躬，不得不受」等，其實是迎合「紫蓋黃旗，運在東南」的讖語。其實「東南有天子氣」之說，早在《漢書》中就有記載，班固也認為秦始皇東遊是為了厭勝其氣。《周易》中「帝出乎震」，也被孫吳頻頻引用。
《吳書》曰：
以尚書令陳化為太常。化字元耀，汝南人，博覽眾書，氣幹剛毅，長七尺九寸，雅有威容。為郎中令使魏，魏文帝因酒酣，嘲問曰：「吳、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帝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豈復在東乎？」化曰：「周之初基，太伯在東，是以文王能興於西。」帝笑，無以難，心奇其辭。
吳書中記載陳化論證孫吳之天命，就用了「帝出乎震」的理論與「紫蓋黃旗，運在東南」的讖語等等（大司馬按：「帝出乎震」的「震」指八卦方位中的震位，處於東方，意思是皇帝當出現於東方）。其實這一些列的理論鏈接，都是為了把孫權稱帝與孫吳政權的正統性合法性，與東南王命的說法綁定在一起，以宣傳孫吳是天命正統，這在神文時代中，還是有一定作用的。
黃旗紫蓋是望氣術語
指一種雲氣形狀
孫吳構建正統性的第三個策略，便是以年號、祥瑞增強政權正統性與合法性，並繞過漢朝隱隱比擬西周。
「符瑞之應」對皇權是有一定維護作用的。孫吳統治期間，僅據《吳志》記載，就先後有過四十餘次符瑞記錄。這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據下文將要談到的《禪國山碑》來看，有相當多的符瑞史書中還沒有體現。
孫吳政權就是通過不斷地運用符瑞，來強化自身政權的正統性，從其年號就可以窺見一二。另外在中古時期，孫氏被認為是周的後裔，孫吳跳過漢朝，隱隱以西周自相比擬，也並不是沒有道理。
孫吳行用的年號很不同於曹魏、蜀漢二國。如果從孫權稱吳王時的黃武算起，孫吳立國江東五十九年，前後四帝共行用十八個年號。十一個年號取之於符瑞，即孫權的黃龍、嘉禾、赤烏、神鳳，孫亮的五鳳，孫皓的甘露、寶鼎、鳳凰、天冊、天璽、天紀，在數量和時間上均占近三分之二。
與此同時，曹魏和蜀漢的符瑞年號比較少見。曹魏共行用十個年號，符瑞年號僅二例，即明帝的青龍和高貴鄉公的甘露。蜀漢行用的五個年號中，僅有後主景耀與符瑞有關。相比之下，孫吳年號的符瑞色彩相當突出，以下我們來舉幾個例子。
黃龍（共計3年）
龍是帝王和尊貴的象徵，《後漢書》記載：「夫龍形狀不一，小大無常，故《周易》況之大人，帝王以為符瑞。」其中黃龍，更為「四龍之長」，由於其特殊政治蘊涵，在三國特別受到重視。
孫權稱帝時改元「黃龍」，不僅因為龍是符瑞之兆，更因為「黃」代表土德，能取代漢的火德。故而黃龍年號很為孫吳所重視，孫權稱帝後曾命人製作黃龍大牙艦，還讓胡綜作《黃龍大牙賦》以頌之，其文中稱：「在昔周室，赤烏銜書，今也大吳，黃龍吐符。」這也隱隱表現出表明孫吳有以西周作為比擬的想法。
嘉禾（共計7年）
《白虎通·封禪》「符瑞之應」：「德至地則嘉禾生。」 嘉禾符瑞，從表面上看主要強調帝王的「德」。孫吳黃龍年號行用三年後，改元嘉禾。
同時嘉禾符瑞的來由還與西周有關，《白虎通·封禪》「符瑞之應」又說：「嘉禾者，大禾也，成王時有三苗異畝而生，同為一穗大幾盈車，長幾充箱。民有得而上之者，成王訪周公而問之，公曰：‘三苗為一穗，天下當和為一乎！’以是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來矣。」
使用嘉禾年號，是孫吳繼「黃龍」之後，開始宣揚君主的德行德政，並在代漢的隱含意後開始把孫吳與西周開始建立聯繫。
赤烏（共計14年）
《吳主傳》：（赤烏元年）秋八月，武昌言麒麟見。有司奏言：「麒麟者，太平之應，宜改年號。」詔曰：「間者，赤烏集於殿前，朕所親見。若神靈以為嘉祥者，改年宜以赤烏為元。」群臣奏曰：「昔武王伐紂，有赤烏之祥，君臣觀之，遂有天下。聖人書策載述最詳者，以為近事既嘉，親見又明也。」於是改年。
赤烏元年（公元238年）八月的改元議論，有司奏稱本主張以麒麟為號，理由是麒麟為「太平之應」。但孫權卻支持所親見的「赤烏」，皆因為赤烏具有特殊的符瑞意義。
《宋書》卷二九《符瑞志下》解釋說：「赤烏，周武王時銜谷至，兵不血刃而殷服。」說明武王伐紂時有赤烏之祥，又是與西周有關的符瑞。與赤烏相比，麒麟的意義就顯得較為普通。選擇赤烏年號顯然更能為孫吳政權提供法統上的號召力。
《禪國山碑》——孫吳版神奇東吳在哪裡
孫皓即位時，魏蜀已滅，只剩下吳國與西晉對峙，天下大勢發生重大改變。故而孫亮、孫休時期受到了冷落的符瑞策略又被孫皓重新用於構建二國爭天下時的政權合法性。
孫皓在位十七年，一共行用八個年號，除去即位時短期行用不足一年的元興、行用三年多的建衡，其餘六個均為符瑞年號。這種大規模行用符瑞年號的做法，與孫權時期頗為相似。
孫皓通過符瑞來構建天命正統在公元276年國山封禪的儀式中到達頂點——這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次在南方進行的封禪。《禪國山碑》列舉了一份多達千項的祥瑞清單，堪比東吳版本的「神奇動物在哪裡」，我們引一段碑文來看：
神人指授金冊青玉符者四；日月抱戴，老人星見者一十有七；五帝瑞氣，黃旗紫蓋，覆被宮闕，顯著牛鬥者一十有九；麟鳳龜龍，銜圖負書三十有九；青蛇白虎，丹鸞鳳魚鳥，二十有二；白虎、白獐、白麂、白兔三十有七；白雉、白烏、白鵲、白鳩一十有九；赤烏、赤雀二十有四，白雀白鸞二十有七；神魚吐書，白鯉騰船者二；靈絮神蠶，彌被原野者三；嘉禾秀穎，甘露凝液六十有五；殊幹連理六百八十有三；明月大珠，璧流離三十有六……
白虎、赤烏、神魚……孫皓將如此大數量的符瑞寫入封禪碑文中，以強化政權正統性，是孫吳應對變化的南北局勢的一種方式。
孫皓一些看似搞笑的舉動
其實並不搞笑
綜上，孫吳因為種種原因立國最晚，江東孫氏也因為自身條件，無法與漢朝建立連接，造成了孫吳政權合法性和正統性的構建的困境，導致了孫吳在三國中正統性與合法性最差的局面。
但是孫權刻意忽略孫吳與漢朝的關係，並無視蜀漢的存在，設立了「漢室已亡、漢德已衰」的大前提，為自己的即位找到了理由；以「紫蓋黃旗，運在東南」的讖語，「帝出乎震」與「東南有天子氣」的構建自己政權天命的理論體系。以符瑞現象與年號，不斷增強自己執政的正統性。
而且孫權時期的符瑞策略，對於中原地域的主權宣示並不強，很多宣示來自吳蜀二國交分天下的盟文中；而孫皓時期大量符瑞的製作、符瑞年號的行用、封禪國山運動等等，都是宣傳自己天平天子和孫吳要一統天下的意願。
孫吳這一系列構建正統性與合法性的策略，雖然有神秘主義的色彩，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獲得了相當的成功。
究其原因，首先是因為江南俗尚巫鬼、好淫祀，恰好成為孫權崇尚符瑞的民眾基礎；其次吳地大族學風保守，符瑞也是一種他們熟悉和樂於接受的方式。
有了精英士族基礎。就這樣在君臣民三方的共同炮制下，孫吳政權的合法性與正統性為江東吏民所接受，三方共同凝成了一個江東政治集團。因此孫吳政權得以合法性最差的國家，成為三國中生存到最後的國家，並且以一國之力仍與北方強大的晉國對峙十多年。
而孫吳留下獨特的構建政權正統性與合法性的方式，十分獨特並且對東晉及南朝都有借鑒意義，也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好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