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問題成堆的晚明，「道德文章」變為「趣味文章」 | 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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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所處的時代，也是社會問題成堆的時代，在公共事務中退卻，而以插花藝術為津津樂道之事，即便是技進乎道，也不能不說是逃避責任，自私孱頭。

原文 ：《晚明小品文的失與得》

作者 | 上海開放大學 鮑鵬山

圖片 | 網路

對陶淵明道德價值的貶低

「公安三袁」中的老大袁宗道（伯修），曾著《讀陶淵明傳》一文，對靖節先生的人品出處發表了迥異於前人的見解。我們知道，至少自蕭統《陶淵明集序》開始，陶淵明就已成為一種道德符號，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典型代表，成為中國文人的道德英雄。但袁伯修卻對此發表了獨特的看法，他認為陶之隱逸田園，不是為了道德上的清高，而是為了身心的安逸。這種看法倒也不算太壞，甚至可以說是頗合乎陶淵明自己一再申明的本意。但他說陶淵明的行為「與世人奔走祿仕，以饜吻者等耳」，就顯得很沒分曉。他接著說：「淵明豈以藜藿為清，惡肉食而逃之哉？疏粗之骨，不堪拜起；慵惰之性，不慣薄書。」如此而已。「譬如好色之人，不幸稟受清羸，一縱輒死，欲無獨眠，亦不可得，蓋命之急於色也。」也就是說，淵明只是兩害相權取其輕，兩欲相較就其重而已。他之放棄官場，乃是出於不得已。

這顯然是對陶淵明道德價值的貶低。

伯修從自然人性出發，只承認人出自自然本性的追求，而道德追求，或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在他看來，是與人的本性相違背的，所以，如果不是有害的，也是虛偽的。這實際上也是與傳統儒家——無論是孟子一派還是荀子一派——唱反調。

伯修在三袁之中是最拘謹的一位，尚且如此，中郎、小修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對陶淵明形象道德價值的貶低甚至否定，體現出他們的精神向度，此前還沒有任何一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在整體上如此蔑視傳統的價值觀念，如此貶低傳統道德人物的道德價值。從李贄之貶損孔孟到三袁之重釋陶潛，邏輯思路是貫通的，但社會影響卻不大一樣：李贄有更多的思想解放的意義，三袁則更多道德破壞。李贄解放的是人們的思想，三袁解放的更多的是人們的欲望。

做「天下不緊要人」

晚明文人完全是新類型，是士這一階層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新品種：他們既否定儒家的社會承擔，又輕薄道家的個人操守，他們只認人性中自然欲求的一面，放縱，窮奢極欲。一切享受，物的享受與色的享受，只要身體允可，即縱情享受，恬不知恥；一切責任與義務，只要心有所煩，即棄之如敝履，且還要大張撻伐。這是一種反道德的生活方式，其代表人物，當推袁宏道。

袁宏道曾寫《人日自笑》詩，描述自己的形象：「是官不垂紳，是農不秉耒。是儒不吾伊，是隱不蒿萊。是貴著荷芰，是賤宛冠佩。是靜非杜門，是講非教誨。是釋長鬢須，是仙擁眉黛。」（《袁宏道集箋校》卷33）

「自笑」，是自我調侃，我們從中可以看到，他自己都無法為他的社會形象作一定位。但即便如此，他也並不惶恐與迷惘，恰恰相反，他頗得意，他在這四不像式的人格形象中擺脫了任一社會角色所承擔的社會責任，卻又從這任一社會角色中得到相應的地位、權利、享受甚至道德庇護。他一生服膺李贄，把李贄看成是為他思想上開路之人，但他決不像李贄那樣在思想戰線上沖鋒陷陣；他推重徐渭，把徐渭看成是藝術上的大師，但他決不在性情上如徐渭那樣孤傲狂放，更不會在人生際遇上像徐渭那樣落魄潦倒；他與湯顯祖也保持著友誼，但他也不要像湯顯祖那樣陷入情與理的衝突，把當代思想與哲學當做自己的敵人，要與之作較量。這可以看成是他的聰明，他不要衝突，不要鬥爭，不要崇高，他只是隨心所欲，至於在隨心所欲時是否逾了矩，他毫不在意：因為，他已經在人生觀上沒了規矩。

他在給徐漢明的一封信中，把世間人分為四種：玩世、出世、諧世、適世。前三種他都予以智識上的貶低，而獨推崇「適世」。自己把自己的小日子過得適意，是他們唯一優點，而涉他性優點，卻全不相關。「不堪一務，不擅一能」，他們已退出社會公共生活，不再為大眾提供事務性的服務；而「不禪、不儒、不道，不學堯舜周孔之學，不行羞惡辭讓之事」，又表明他們並連精神的感召力也徹底放棄，而以做「天下不緊要人」沾沾自喜。我們知道，任一社會，其知識分子，不外乎兩種職能：承擔國家事務性、技術性工作和承擔社會的價值（所謂「仁以為己任」）、傳承民族文化。這些都是「天下緊要」之務，所以知識分子也因此成為天下緊要之人。知識分子變成了社會、國家的「不緊要之人」，這個社會會怎樣呢？知識分子自己又怎樣呢？

這樣的精神境界，我們固然可以說他們對傳統有反叛之功，對當時的專制政體與專制思想有「解構」之力。與明代專制漸深相應，文人對體制的厭惡與逃避也越來越強烈，而且這種逃避與厭惡已不像前人那樣是由於特定的人事關係不睦，或政見相左，或小人當道，以及特定的黑暗年代的官場危機（所謂「天下無道」），而是對一般體制的逃避。他們逃避的不是「非常態」的無道的官場，恰恰是「常態」的官場。但是，「解構主義」之最致命的弱點，在於他們可以解構觀念，卻不能解構問題。社會問題，道德問題，民生問題等等，都不是解構主義所能解決的。袁宏道所處的時代，思想的僵化與文化的保守固然需要解構，而且這種保守僵化的思想觀念在與專制政體相互表里、得到專制政體支撐的時候，用解構主義的方法使其失去崇高與價值尊嚴，失去統帥人心的力量，是最為經濟之方。但是，袁宏道所處的時代，也是社會問題成堆的時代，在公共事務中退卻，而以插花藝術為津津樂道之事，即便是技進乎道，也不能不說是逃避責任，自私孱頭。

「道德文章」變為「趣味文章」

所以，晚明以中郎為代表的，講究閒適、趣味的小品文，相對於此前的諸子、太史公、韓柳歐蘇等人，是一個大變化。傳統的「道德文章」，一變而為「趣味文章」。這種文字，輕靈可喜，卻也輕浮可厭；充滿雅趣，卻也因為過度追求從而物極必反，墮為惡俗。中郎等晚明小品文，初讀幾篇，覺得辨麗可喜，讀多了，就會發現他們的做作、矯情、輕狂刻意、誇飾變態、自私自戀、自得自慰。人性中可厭的一面嶄露無遺。

比如他的名作《滿井遊記》。作為遊記，其紀遊有始無終，頗顯做作，其寫景雜沓而無章法，其議論也可有可無。袁宏道此篇除卻無關宏旨亦不疼不癢的一些「韻味」外，所有的，也就是一種亦官亦隱的「閒適」，甚為無聊。我說他無聊還有一個不大不小的佐證：他的「山巒為晴雪所洗，娟然如試，鮮妍明媚，如倩女之靧面而髻鬟之始掠也」幾句，被林紓痛訾為「以香奩之體為古文」（《春覺齋論文》）。而動輒以美人設喻，正是中郎的不能讓人恭維的癖好。　

中郎極推崇李贄，極推崇徐渭。但他在骨子里與他兩人有大不同。李贄是打江山者，打江山者艱苦卓絕，便見其沖鋒陷陣，折沖樽俎與人鬥，梟梟狂辯，喇喇不休，性情亦堅忍狠毒，斬盡殺絕。而中郎則是坐江山者，便見其閒花野草，遊山玩水，吃吃喝喝與人戲，風花雪月，閒言碎語，其性情亦婉媚柔順，便辟巧佞。如果說李贄是思想的鬥士，中郎則只是精神的貴族。徐渭呢，作為現實中的失敗者，苦大仇深，但此深仇大恨亦自成就一段苦大仇深的文字。李贄徐渭的文章使人咬牙切齒，扼腕嘆息，而以袁中郎為代表的晚明小品文，是缺少精神力量的，缺少價值上的堅持的，是不能為社會提供什麼公共價值的。極力鼓吹晚明小品文的周作人甚至把晚明小品文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文學特徵相提並論，說「今次的文學運動和明末的一次，其根本方向是相同的」（《中國新文學源流》）。這實在是荒唐之見。五四新文學是有主張的，有主義的，是面向人生的，是救世的而不是個人逍遙的，是有破壞有建設的。

高貴性，或理想上的、道義上的堅持與弘揚，是傳統散文的身份，這種高貴，使得散文成為一種貴族化的文學樣式，是並非什麼人都能作的，那是「道德文章」，是必須有自身的道德修養才能從事散文創作的。而晚明小品文，平易近人，是其優點，而且，它沒有身份，一般人，只要有一些文字上的修養與靈性，都可以作。它的最大貢獻，即在於它把文章前面的「道德」二字革去了，解放了文章，使文章成為大眾抒發感情表達性靈的隨意的工具。士大夫之文需要修養，需要見解，需要對經典的熟悉，需要學問，並且，在寫作時，還需要一種姿態，一種正襟危坐坐而論道的姿態；而晚明小品文的文人之文則只需要心性上的一點穎悟，精神上的一點感動，甚至，只是語言上的一點靈感，一句格言，一段感慨，即可敷衍成文。

因為這樣，所以「小」，所以「品」，所以大眾化。去除散文的貴族化，使其下降為大眾娛情抒懷的工具；去除散文的「載道」、代聖賢立言等等道德負擔，使其成為日常瑣碎生活的記錄，家常俚語的記敘，私人生活的伴侶，私人情懷的寄托——使散文由公共生活領域轉到私人生活領域，由道德文章變為性情文章，由聖賢的傳聲筒變為個人的聲口，由國家意志與價值的喉舌變為個人情懷的載體，這確是晚明小品文的功勞。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35期第8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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