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院派出的科學使徒

科學院派出的科學使徒

2005年3月22日，山東濟南，潘厚任在山東師大附屬小學開科普講座。圖片由當事人提供

2000年9月，中國科學院老科學家科普演講團開展西部行活動，這是成員們在西安。陳寶泉/攝

太空專家潘厚任保存了很多看起來不太重要的東西：一所中學的打分表，一所打工子弟學校孩子們畫的畫，還有各地大中學生寫來的信。在信裡，有人問候他的身體，有人請教他「近地軌道空間將來會不會有飽和的趨勢」。

中國科學院空間科學與應用研究中心的這位退休研究員，曾參與過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的研制。現在，他的職業成就感來自另一個領域。

81歲的潘厚任是中國科學院老科學家科普演講團的成員。這個科普團成立於1997年，現有成員60人，平均年齡超過65歲，80歲以上的8人。其中不乏曾經參與國家重大科技工程項目的專家。

截至2017年年底，這些老人跑過1600多個縣（市），辦了2.3萬多場講座，聽眾數量達到820萬。

他們去過最多的地方是學校、政府、社區，偶爾也有寺院和監獄。在山裡的寺院，他們為僧人和信眾講解地震科學知識。他們在高牆內介紹宇航進展，吸引了很多見不到外面世界的「囚徒」。他們還十分認真地回答聽眾有關外星人是否存在的問題。

潘厚任形容自己像永不停息做著無規則運動的微小粒子，是個「做布朗運動的老頭」。只不過，他的「布朗運動」一直在科學的軌道上。

20世紀80年代末，潘厚任作為中國太空專家代表訪問美國時看到，著名的哈勃空間望遠鏡尚未發射，美國NASA給學生的科普小冊子卻已準備好。美國規定科研經費必須抽出部分用於科普，這樣的理念對他觸動很大。

潘厚任的櫃子中存著厚厚的一疊資料，都是他從各國收集的太空科普材料。每次出國交流，他都特地去收集這些材料。幾十年後，它們派上了用場。

每場講座下來，學生都一窩蜂地圍上來問問題，拉著他們合影、簽名。2018年還沒到來時，這一年的演講已經需要提前預約。有學校把科普團到校演講的事兒，寫入招生簡章。

一次，科普團去雲南的一所山區學校講課，本來說好只面向一個年級，但到了現場，校長紅了臉問，「機會難得，能不能讓全校學生都來聽講？」最後，講座被安排在操場進行，台下坐了2000多人，學校還專門從教育局借了一個巨大的電子屏放映幻燈片。

但20年前，科普團剛剛誕生時，迎接它的還沒有這麼多鮮花和掌聲。

當時，時任中科院副院長陳宜瑜找到剛退休的原中科院新技術開發局副局長鐘琪，希望她能牽頭做些科普工作。為了借鑒經驗，鐘琪專門跑了北京的幾個書店，但失望地發現，書架上科普書沒幾本，中小學教輔書倒是一大堆。

科普團成立不久，最早的成員之一、微生物學家孫萬儒去武漢一所重點中學做科普報告，校長要求他，「只有1小時，多1分鐘也不行」，連在場的學生讀幾年級，都沒告訴他。

鐘琪下決心改變這現狀。要讓這個剛剛成立的科普團生存下去，首先要保證講課質量。所有科學家走上科普講台前都要試講，「不管你是院士還是局長」。每次試講還有同行、老師、學生試聽，提問「開炮」。

1998年加入的徐邦年毫不隱瞞自己差點被淘汰的經歷。退休之前，他在空軍指揮學院任教多年，成功通過試講。但一出去講課，控制不住場面，上面講課下面嗡嗡響。慢慢地，他被請去上課的次數越來越少了。

徐邦年自己也著急起來，反思自己沒轉變過去給研究生講課的思路，太強調系統性，忽略趣味性。他拉著老伴和幾個朋友當觀眾，改了幾回，終於摸清了講科普課的門道。

這些幾乎伴隨著國家科學事業一起成長的老人，把科普當成和研究一樣嚴肅的事情。

潘厚任曾經拜托後輩幫忙整理上課時學生們傳給他的小紙條，上面的問題足有2000多個。在孫萬儒的郵箱裡，一半以上的信件都是關於孩子們的煩心事，關於家庭、愛情、學習問題，「什麼都有」。

「他們聽了你一堂課，覺得你見多識廣，信任你，才會給你寫信。」 他認認真真地一一回信。

他們也不得不面對科學曾經遭遇的尷尬局面。科普團現任團長白武明記得，在重慶一所重點中學演講時，一位打扮入時的教師為活躍現場氣氛，拿起話筒問在座學生：「長大了想當科學家的同學請舉手。」白武明看著現場約800人，只有不到20只手舉起，女教師著急了，又問了一遍，手的數量仍沒怎麼變。

「以前大家的理想都是當科學家，現在不多了。隨著社會的更多元發展，大家的需求、要求就不一樣了，想當老板、明星的很多。」他有些無奈地說。

於是，科普團的成員在報告中不僅要講科普知識，也要講科學人生，「不一定非得講著名科學家，講自己的例子更生動」。

白武明去講課時，總是被問「為什麼走上這條道路」。在他看來這件事很簡單，「就是因為興趣才選擇」。「我們做一場科普報告，不是為了傳遞多少知識，最重要的還是培養學生的興趣。」

「布朗老頭」潘厚任覺得，自己當年接觸太空這個領域純屬偶然。高中時，他最拿手的是機械制圖課。受物理老師影響，他進入大學學習天文學專業，後來成為「東方紅一號」衛星總體設計組的副組長。

他喜歡探索世界。他用著最時新的超小型筆記本電腦，用各種各樣新潮的電子產品武裝自己。他是北京中關村IT市場的常客，每隔兩三個月就去淘新貨。

上世紀70年代，潘厚任隨著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下屬的一個研究所遷往陜西，從事衛星儀器的研發。為了接收「山外的」消息，他拜托上海的朋友寄來材料，自己琢磨著組裝了一台收音機。這台收音機如今拿出來，依然精致。

孫萬儒也走過一條曲折之路。考入南開大學化學專業的他，畢業時卻被分配到微生物所。文化大革命時期，搞科研被認為是走「白專」道路，他還曾下到工廠做工人。如今研究了大半輩子微生物學，已過古稀之年的他在科普中更想傳遞點人生經驗：「我這一輩子從基礎研究到應用基礎研究，什麼都幹過，才能有這麼深的體會。」

「科學研究拿到的經費都是納稅人的錢，科學家用了這些錢，就有責任把你的研究成果以最通俗、最簡單的方式告訴老百姓。」孫萬儒說。

他用青黴素從被偶然發現到投入生產的故事，告訴正在面臨專業抉擇的高三學生，什麼是基礎科學，什麼是應用科學。或者更通俗點，什麼是「理科」什麼是「工科」。

在一所高中講完這堂課，他發現一位物理老師竟流淚了。他有些詫異，對方告訴他：「如果10年前我能聽上這麼一堂課，今天也許就不在這裡了。」

這麼多年下來，許多人擔心這些老科學家身體吃不吃得消。但科普團內未滿80歲的成員都認為自己「還年輕」，他們願意在這樣的東奔西走中度晚年生活。

在孫萬儒看來，跟孩子接觸就是一種享受，他們提出的問題經常把他考倒，比如「地球上病毒是什麼時候誕生的」「生命的起源是什麼」，其中大部分問題在科學界也尚無定論。他坦誠地告訴學生自己答不上來，但鼓勵他們「長大了去把它搞明白」。

他焦慮地發現，「中國的生物學教育落後太多了」。很長一段時間裡，生物學教育都未得到重視。初中的生物課只是副科，不納入中考範圍。有一段時間推行的「3+2」高考方案更是一度取消生物考試，直到2000年開始才部分恢復。很多人連細菌和病毒都分不清，得了病就吃抗生素。

在他看來，不僅是孩子，成年人也需要科普。一次，孫萬儒被首都圖書館邀請去講座，講「轉基因能做什麼」。

在場的大多是中老年人，提的問題大都不是科學問題，都是社會上的謠言。「轉基因在科學上沒什麼好爭論的，社會爭論的是另外一回事。」他說，「要把科學方法、科學思維教給老百姓，才是最重要的。」

2017年9月起，全國小學開始從一年級開設科學課程，科普教育受到重視。老科學家科普團進行過「科學課」的調研，他們經常發現科學課沒有專任教師，任課教師的素質良莠不齊，待遇也不高。他們開始為科學課出謀劃策，想辦法去拓展科學課老師的視野，「他們要炒菜，我們給他們加一兩盤好菜」。

21年來，社會上各種科普團隊和活動也多了起來。鐘琪再去書店，密密麻麻的科普書籍讓她看花了眼。這個由老科學家組成的科普團還是執著於辦講座的形式，「手機、上網，都代替不了面對面的溝通交流」。

年過八旬的潘厚任決定「鳴金收兵」，不承擔常規任務，只當團裡的「救火隊員」。當人手不足時，他就自己頂上。即使如此，在2017年，他還是外出講了十幾次。

盡管人手緊張，科普團嚴格選拔的傳統依然延續下來。據白武明介紹，去年11月，11位申請加入的教授前來試講，第一次一個人都沒通過。一場試講20多人評議，不說好話，重點挑毛病，「問題都很尖銳」。

有些人面子掛不住，沒再來，但更多的選擇「二戰」「三戰」。在這一次選拔中，被接納為新成員的，只有兩人。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江山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