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觀點】優化政策激勵，為「好的金融」提供沃土

馬梅若 系金融時報記者

原文載於2018年12月06日金融時報—中國金融新聞網

主 持 人：《金融時報》記者 馬梅若

特邀嘉賓：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華福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魯政委

自2015年綠色與創新、協調、開放、共享並列為五大發展理念以來，構建生態文明體系、全面推動綠色發展、解決突出生態環境問題成為國家的重點任務之一。

與之相伴相生的是綠色金融的高速發展。截至2018年三季度，中國綠色貸款餘額超過9萬億元；綠色債券突破5000億元大關；綠色金融的激勵約束政策和綠色金融標準建設取得較大突破，綠色金融市場正進入追求更高質量發展的階段。

但是，當前，綠色金融發展仍然面臨著一些難題，包括國內綠色評判標準尚不統一；綠色金融考核約束偏多而激勵不足，市場主體參與積極性不高；綠色金融發展能力不足等。究竟應如何突破上述困境，讓金融的活水真正滋養綠色發展項目？

就上述問題，《金融時報》記者與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華福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進行了深入的對話和探討。魯政委表示，金融監管旨在抑制「動物精神」之類「壞的金融」因素，為「好的金融」提供發展沃土。更好發揮政府引導作用，推動多層次綠色金融體系建設至關重要。

尋找綠色項目的「統一度量衡」

《金融時報》記者：近年來，中國綠色金融制度建設一直在不斷完善，但是在綠色金融產品的認定標準上存在分歧。例如，部分綠色改造項目可以解決高污染、高耗能等問題，但因為這些項目屬於高耗能、高污染行業，部分金融機構以此為由對這類項目不予支持。對此，您怎麼看？

魯政委：在國內標準方面，對於綠色項目主要有三大標準：銀監會發布的《綠色信貸統計制度》中的12類項目，綠金委制定的《綠色債券支持項目目錄（2015年版）》中的六大類項目以及發改委在《綠色債券發行指引》中公布的12類綠色項目，這些均是以項目的維度定義綠色項目，並不是以產業的維度來定義，因此，非綠色產業的綠色改造項目只要達到一定的標準，就一樣是綠色項目，應該享受綠色金融服務。

而從綠色標準認定來看，目前大陸的綠色標準還只是在「綠」和「非綠」兩者之間進行區分，而不是關於項目或者經濟活動綠色程度的連續刻畫。如果哪一天我們在研究中取得了這樣的研究成果，做到每一項經濟活動都能夠有一個可度量的「綠值」，那麼，這種分歧也就不存在了。

探索綠色信貸之外的綠色金融體系

《金融時報》記者：截至2017年末，大陸整個綠色金融的融資餘額在9萬億元左右，其中95%是綠色信貸。而大部分節能環保項目前期資金投入大，投資回收期長，對中長期融資需求高。這一矛盾容易導致綠色產業與綠色金融產品出現期限錯配。對此有哪些好的解決辦法？

魯政委：相較綠色信貸項目，綠色債券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期限錯配問題。根據氣候債券倡議組織的統計，中國綠色債券總規模的41%期限是在5年以上，國際綠色債券市場上大部分期限在5年至10年。因此，綠色債券可以成為企業開發中長期綠色項目的一個重要融資管道，是解決期限錯配問題的一種重要方式。

其中，綠色債券的品類可進一步拓展。考慮到相當多的綠色項目離不開政府投入，因此，未來大陸可考慮發行綠色政府債券。對於全國性的綠色項目，比如長江流域治理保護，由各個地方政府分段治理往往效果不佳，則應由中央政府發行綠色政府債券，通過集中投入，從而有效化解流域外部性風險；對於很多地方項目，則可考慮發行綠色地方政府債券。

與一般債券相比，綠色債券對於來自發達經濟體的投資人具有更強的吸引力，有助於投資主體的多元化，並進一步降低融資成本。此類債券期限長、成本低，能夠緩解綠色融資中的典型困難。

《金融時報》記者：除了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現階段大陸綠色金融還可在哪些方面發力？

魯政委：除了發行綠色債券外，保險的綠色投資也應該是綠色項目重要的資金來源。保險資金的特點是期限長、追求穩定的收益，恰好與綠色項目的特點相匹配。

此外，還可以推動綠色資產證券化。可以通過結構化安排等多種增信方式來發展綠色ABS，降低普通投資者的投資風險，幫助綠色產業吸引長期、低成本的社會資金。近兩年來，在政策鼓勵下，大陸綠色資產證券產品已經開始發展，但規模還非常小。根據Wind數據，截至2018年9月末，綠色ABS餘額在綠色債券餘額中占比只有3.65%；在綠色信貸資產證券化方面，大陸也只有興業銀行和農業銀行一共發行過3單。大陸有8.5萬億元的綠色信貸資產尚待盤活，未來該領域的發展空間很大。

支持綠色金融 政府要有更大作為

《金融時報》記者：眾所周知，綠色金融發展的最大難題在於商業可持續性。由於綠色項目的環境外部性難以內生化，不少市場化機構推動綠色金融產品業務的積極性不高。您認為應如何激發金融機構的積極性？

魯政委：在激發金融機構提供綠色融資的積極性方面，政府扮演著不可或缺的關鍵角色。

首先，制定綠色標準是政府當仁不讓的職責，以便各種綠色激勵約束措施能夠落到實處。

其次，制定綠色產業政策，促進綠色產業在商業上的可持續發展和傳統高污染產業的轉型升級，並由此吸引金融機構加大對相關領域的投入。

再次，為綠色融資提供必要的激勵。例如，為綠色信貸進行定向降準、降低綠色資產的風險權重以及讓綠色債權優先受償，以此激發金融機構將資金投資到綠色領域的積極性。

其中，為綠色信貸定向降準尤為關鍵，此舉可以同時從資金成本、資金期限兩個角度緩解綠色項目特有的收益偏低、融資期限長的難題；而降低綠色資產的風險權重，則是激勵銀行將更多資金投向綠色項目的關鍵。此舉意在引導金融機構前瞻性地考量未來經濟轉型的環境風險衝擊，把綠色項目以及綠色金融產品的「正外部性」部分轉化為執行機構的「比較優勢」；而讓綠色債權優先受償，則相當於提高其優先級，讓綠色債券成為相對更安全的資產，這兩個舉措均是對「正外部性」項目的鼓勵，是把長期更具「可持續性」的價值轉化為經濟激勵。

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席勒在《金融與好的社會》中所說，金融有「好的金融」和「壞的金融」。「好的金融」應該能夠引導經濟活動走向人們所期待的美好未來，而金融監管旨在抑制「動物精神」之類「壞的金融」因素，為「好的金融」提供發展沃土。因此，監管當局應該積極進行國際（巴塞爾委員會）和國內協調，在「綠色」與「金融」之間建立耦合關係，讓金融最終成為支撐人類美好未來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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