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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全球在處理養老與經濟發展關係上都沒有滿分的「成績」，但各國養老事業發展都有特色之處。大陸情況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人口快速的老齡化將各種養老問題「同步襲來」，留給解決問題的時間卻非常緊迫，因此我們必須從當下做起，全面做好全方位養老準備。
政府引領主導責無旁貸
伴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老百姓在社會保障和改善民生上不斷取得新進展、新突破。尤其是在社會保障持續擴大覆蓋面的同時，各項保障待遇水平更是不斷提高，那麼對於養老服務和老齡事業來說，從「養兒防老」到「多層次養老服務」，需如何進行突破？
最美夕陽紅·全國養老產業文化惠民公益工程組委會主任張運防在接受《經濟》記者採訪時表示，影響大陸養老產業發展的因素，除了國家政策保障、資本介入之外，還與政府、企業、機構息息相關。
「產業的發展離不開國家關於養老產業政策的持續導向。相關政策的推出對於企業以及機構具有引導性作用，也會推動養老產業朝著科學合理的方向邁進。同時，產業的發展也離不開企業、社會資本的介入，資本的注入會引導產業的結構調整和合理化布局。」張運防表示，相關企業以及機構的智力幫助，也將引導養老產業朝著更適應老年人口需求的方向調整，避免資源重復利用與浪費，做到產業的高效率布局。而如何真正做到三者間的充分合作，對養老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有著深遠的意義。同時，在為老年人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和支援，滿足養老、養生的物質需求的同時，又需要滿足老年人日益增長的文化精神需求，做到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才是目前養老產業的最大課題，這需要養老行業的各個板塊協調發展。
家國智庫理事長葉偉春在接受《經濟》記者採訪時表示，當前對於養老市場出現的諸多問題，可以從五個方面入手解決：
一是政府要做好支持和引導養老產業健康發展的頂層設計，加大政策和資金扶持力度，落實養老服務標準體系建設，在全社會營造孝老敬老愛老的文明風尚和文化氛圍；
二是進一步鞏固居家和社區養老服務在養老服務體系中的基礎地位，滿足絕大多數有需求的老年人在家或社區享受養老服務的願望；
三是養老機構、養老企業要和政府、醫院等主體協同合力，在「醫養結合」的制度設計、政策出台、風險管控、業務發展、標準落實等方面探索出符合當地老年人需求的模式，發揮信息化智能化在養老服務中的增值功能；
四是在城鎮化發展進程中，要充分挖掘閒置社會資源，將城鎮中廢棄的醫院和廠房，事業單位改制後騰出的辦公用房，鄉鎮區劃調整後的辦公樓，以及轉型中的黨政機關和國有企事業單位舉辦的培訓中心、療養院及其他具有教育培訓或療養休養功能的各類機構等整合改造。
五是要積極引導社會力量參與大陸養老事業和養老產業發展，激發市場活力和民間資本潛力，破除養老服務業發展瓶頸，在社會領域推進養老服務業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促進社會力量逐步成為發展養老服務業的主體，為滿足大陸人口老齡化社會的迫切養老需求貢獻最廣泛的力量。
長照體系建設刻不容緩
「風燭殘年的等死隊」，這一讓人感到揪心甚至是心驚肉跳的詞組，來自於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楊團對於大陸部分失能失智老人缺乏長期照護現狀的無奈界定。楊團向《經濟》記者表示，「十三五」時期，將設置獨立的長期照護政策規劃提上國家戰略高度，排入重大議程，全力推進國家長照政策的基礎建設，已經刻不容緩。
據楊團統計，中國失能失智人口發生率和增長率在全球最高。「目前，大陸失能老年人口達4000萬人，到2030年和2050年，將增長到6168萬人和9750萬人。而當下失能的4000萬人尚未加入800萬到1000萬罹患老年癡呆症的失智人口、需要連續照護6個月以上的殘障者和慢性精神病人。2017年大陸的長照需求人口已高達6000萬至7000萬人。這相當於兩個加拿大2012年的人口，是北歐5國2012年總人口的2.32-2.7倍。」
在中國這個巨型人口國家，失能失智人口需要乘以3才是家庭人口，這就至少涉及2億多人。
但隨之而來的是照護貧困的逐年加深。「照護貧困」（care poverty）是一種在收入貧困之外的服務的貧困，指因照料服務的資源不能滿足照料需求所陷入的各種窘境。
在子女外出的城鄉老年人家庭，「因失能致貧」的「照護貧困」成為新貧困的主要形式。楊團表示，不僅貧困家庭、就連經濟較為寬裕的農民家庭也大量陷入「照料貧困」，失能老年人成了「風燭殘年的等死隊」，甚至引發了比收入貧困還要悲慘的因「照護貧困」而導致農村失能老人自殺率明顯上升的危機。不僅收入貧困者必然陷入「照護貧困」，就連相當一批中等收入者也會陷入「照護貧困」。
這就為建構長期照護的社會政策理論提供了新概念。近年來，雖然中央和地方財政持續大規模投入巨額資金支持城鄉新建老人院、老人公寓和敬老院，但效果堪憂。
楊團建議，制定國家長期照護戰略，第一，要將長照從養老中獨立出來，修正政策理念應是制定國家長照戰略的基礎。用養老涵蓋甚至替代長照，導致政策靶向不準、結構失衡、人才短缺。
第二，整合民政、衛生、殘聯等涉長照的部門業務。長照領域的政策制定、實施和管理分屬民政、衛生、殘聯、勞力和社會保障等多部門，導致理念與重點不一、管理標準不一、補助條件有差異、事權無法統一、資源難以統籌、服務零散切割。這些行政管理上的問題直接影響到技術和標準。
第三，構築社區長期照護體系。楊團表示，將當前的社區衛生保健系統從長照預防的視角進行改造，可能是老齡、超老齡社會的一項具有重大意義的社會工程。
第四，制定統一的長照補貼政策。楊團認為長期照護保險的國際教訓多於經驗，而且制度成本很高，保費的增長很難預期。
第五，「十三五」時期應將長照人力資源規劃作為重點。「當前護理員與需要長照護理老人的比例是1∶200，護理員供求缺口巨大。如果按照1∶10的比例計算，即一位護理員面對10位需要護理的老人，那麼，也需要400萬名護理員，是現在護理員總量的20倍。要將這400萬人都培養成為有資質的護理人員，如果按照培養一個人要花費1000元成本計算，就需要40億元。再加上護理員的持續教育，以及相關的人才如康復師、營養師、心理咨詢師、社會工作者等的培訓，100億元甚至都是不夠的。」在楊團看來，長期照護服務業將成為中國的頭號人力資源產業。要發展這個頭號人力資源產業，資金保障是必要條件。
健全養老保障三支柱
老齡化率迅速增長的同時，老年貧困問題不容忽視。按照世界銀行人均每日支出1.9美元的貧困標準，基於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數據計算出中國的絕對貧困率為4.6%，高於巴西的3.7%、越南的3.1%和墨西哥的3.0%等。而60歲及以上的老年家庭的貧困率為5.9%，遠高於60歲以下的非老年家庭的3.9%。養老保障就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國養老保障有三支柱，第一是靠國家的社會保險制度，即公共養老金；第二是靠企業的養老金，即職業養老金；第三是靠個人主導的社會養老保險、商業養老保險，即個人養老金。從國際經驗來看，三者的比例應該比較均衡，但在大陸三支柱的發展並不平衡。
就第一支柱來看，現有的社會保障制度，可有效降低老年貧困率。根據CHFS數據計算，養老保險對貧困率有明顯的抑製作用，基本養老保險可幫助中國22.6%的老年人脫離貧困。醫療保險對貧困率也有明顯的抑製作用，相比年輕人，社會醫療保險則使得全國老年人貧困率下降3.3%，尤其是農村地區。
大陸的社會保障體系設立之初主要覆蓋城鎮職工，並且基本上都是國企職工。2009年大陸啟動新農保試點，2011年啟動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2012年兩項制度全面推廣，2014年兩項統一為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並出台銜接政策。
截至2017年底，基本養老保險覆蓋人數增至9.15億。除了養老保險之外，工傷、失業、生育保險的範圍也在逐年擴大，全民社保體系基本形成。
但從中國居民的需求來看，僅靠政府財政支持的第一支柱還做不到全覆蓋。中國養老金融50人論壇秘書長、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董克用告訴《經濟》記者，大陸第一支柱的替代率已經從改革初期比較高的70%-80%，降到現在的46%，而國際上認為50%是個警戒線。
董克用表示，過去是採取現收現付的模式，由在職的一代人繳費給老人，雖然有很多優點，但在人口老齡化的情況下遇到了很多挑戰，經歷過老齡化的發達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單靠過去的採取現收現付的第一支柱無法滿足老年人美好的退休生活需要。「其次，我們的第二支柱覆蓋面也很小，只有不到9%的職工有企業年金。」
中金研究部策略分析師、副總經理王慧也對《經濟》記者表示，一方面是財政承擔的壓力大，而且隨著老齡化加速，這一壓力會更大。雖然大陸基本養老保險總體有結餘，但是已經於2014年開始收不抵支，近幾年征繳收入與支出的差額進一步擴大，2017年收支缺口達到了4650億元，財政補貼持續增加，2017年財政補貼達到8004億元，占財政支出的比例升至4.0%。
另一方面，較高的繳費費率給企業和個人都增加了負擔。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2017年全球企業綜合稅率排行榜，中國以67.3%的綜合稅率在全球190個有數據經濟體中名列第12位，遠超世界均值40.5%。從結構看，企業稅占稅費前利潤的比例為11.1%，在全球比較中並不算高，但是人工費率卻相對高昂，這里主要就是企業繳納的五險一金。
要解決一個近14億人口的大國養老問題絕非易事，一個完善的多支柱的養老保障體系是必須的。自世界銀行1994年首次提出養老金三支柱模式以來，很多國家都以此為目標調整和改革本國的養老金體系。
作為補充養老保險的二、三支柱發展緩慢，單支柱結構穩定性和持續性可能都會存在問題。
西南財經大學經濟與管理研究院院長甘犁對《經濟》記者稱，當前，大陸人口快速老齡化，養老金體系仍不夠健全，如果僅由財政輸血來支撐，對於國家財政將產生巨大的壓力。「因此，對於養老保障體系，除了傳統的第一支柱的基本養老保險和第二支柱的職業、企業年金外，還應從其他方面進行補充。」
「在養老保障體系中，充分、合理地發揮第三支柱的作用尤其重要。」華安基金首席戰略官王毅對《經濟》記者表示，觀察養老保障更多依賴於政府的所謂「高福利」國家，第三支柱個人退休帳戶即IRA的發展壯大，對國家在世界經濟體中保持持續的競爭力，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個人養老儲蓄投資的發展壯大不僅將大大增強社會養老保障的基礎，亦將深刻改變人們的工作理念和生活方式，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將變得更加紮實。」
甘犁向記者分析道，一方面，從政府的角度來看，第三支柱個人稅延養老金制度可以成為養老保障體系的有力補充。第三支柱通過政府直接對個人進行稅收激勵，提升國民自我養老儲蓄的積極性，並且通過合理的市場化投資經營，將養老儲蓄轉化為投資，做到養老資金的保值增值，拓寬國民養老收入來源，有助於減輕公共養老金壓力和政府的財政負擔。
另一方面，發展「以房養老」很有必要。從老百姓的角度來看，經濟條件較為寬裕的老年人，可以通過合理配置資產，做到資產的保值增值，從而有效補充養老資金。
對中國家庭和美國家庭的資產配置進行對比，可以看到，流動性較差的房產在中國家庭資產中的占比為65.3%，遠高於美國家庭的36.0%。中國家庭尤其是獨居老人家庭的資產結構中，房產占比更是高達83.7%。「若城鎮家庭房產每年能產生3%的淨收益，會給家庭平均帶來約2.5萬元的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1/4。全國貧困率由原來的4.8%下降至4.4%，老年人貧困率由原來的5.9%下降至5.5%。城鎮貧困率由原來的1.1%下降至0.5%，城鎮老年人貧困率由原來的1.4%下降至0.6%。」甘犁表示，如何將家庭的房產利用起來，使其產生較高的效益，對大陸養老金融來說具有較為重要的意義。
二、三支柱作為非強制的補充養老保險一般都需要稅收優惠作為激勵政策。王慧認為，要劃轉國資充實社保，除了三大支柱作為繳費型養老金之外，還要增強社會保障基金的保障功能。
「提高資金的投資和使用效率是增強養老保障的優選之策。」王慧還表示，部分國家提高養老金保障能力的方法包括延遲退休年齡、降低替代率、提高繳費比率、增加財政轉移支付等，但是這些方式無非是降低了國民的養老水平，增加了代際支付的壓力，而唯有提高養老基金的投資效率，不僅可以增強養老金的保障能力，甚至還能反補財政開支，降低稅費壓力。
過去我們很重視儲蓄養老，現在我們要改變這個觀念，把儲蓄養老變成投資養老。董克用舉例說，「都說中國人存了很多錢，美國人不存錢提前消費了，其實這個說法不準確，如果從銀行儲蓄來看，美國人確實沒存錢，但如果從養老金來看，美國人制度化地存了一大筆錢」。以2017年為例，美國三支柱加起來存的錢有26萬億美元，相當於美國2017年GDP的近150%，而大陸同口徑計算，2017年存的錢相當於GDP的6.7%，「美國人沒有把錢放在銀行儲蓄上，而是放在資本市場上進行投資，不要覺得或許理財就差了1%，1年看不出來什麼，10年、20年利滾利，美國人通過復利效應就存了一大筆錢」。
來源：《經濟》雜誌，記者陳希琳 李雪嬌 許亞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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