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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濮之戰，是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晉、楚兩國在魏國城濮（山東鄄城西南）地區進行的爭奪中原霸權的首次大戰。晉文公兌現當年流亡楚國許下「退避三舍」的諾言，令晉軍後退，避楚軍鋒芒。主將子玉，狂妄自大，堅持要與晉國決戰。晉軍利用楚軍左右兩翼兵力薄弱的特點，採取了先擊左右側，再攻打中軍的策略。這個方法果然奏效，楚軍陷入了重圍之中，最後不得已落敗而逃。晉國的戰略抉擇體現《孫子兵法》「伐謀、伐交、伐兵」思想，是「兵者，詭道也」的用兵方略的重要實踐，開「兵者詭道也」之先河。晉國的成功有諸多因素，筆者著重論述以下幾點。
處理組織內部的關係
晉國君臣和睦, 能以德政，通心協力，晉軍上下團結、同舟共濟。因此，晉國制定恰當、正確的戰略決策，同時晉軍軍紀嚴明，鬥志昂揚。
反觀楚軍內部摩擦嚴重, 國君與將士背德離心，互相掣肘。尤其是楚王與子玉的意見對立。盡管楚軍的實力本占優勢, 但因為君臣不和、 在內耗中卻逐漸轉為劣勢。
出師有名，製造有利輿論環境
晉文公稱霸中原對手是楚國，他的眼界和骨子里流淌的血液，能夠很清醒地意識到中原大地「尊王攘夷」的基本生存法則，發兵救宋、晉楚交兵於城濮是一個契機。
晉文公他聽取了已故老臣郤穀的建議，贏得到齊、秦兩大國的支援，可謂如虎添翼。晉文公流亡之時，受恩於楚。晉文公和楚成王的約定「他日治兵中原，請避君三舍。」所以晉國不能主動進攻楚國。於是，在楚軍子玉揮師攻打晉軍時，晉軍卻退避三舍。楚軍子玉更加驕傲自負。由此可見,晉國已在外交戰場上略勝一籌。退避三舍實則為是晉文公的策略。一是誘敵深入，使楚軍孤軍深入晉國境內，到達預設戰場城濮，使晉軍處於戰場有利地位。二是顯示楚軍的無道，三是通過楚軍的驕傲自負，進一步激怒晉軍，激發晉軍士氣，使上下一心，為戰勝楚軍打下基礎。晉文公退避三舍的行為則向外界展示了一個知恩圖報、信守承諾的形象，對楚軍做出不「背惠食言」的姿態。在政治上爭得主動———」君退過犯, 曲在彼矣」,其戰略贏得輿論同情。
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城濮之戰中，晉文公在戰役布局與安排上非常有謀略，是晉軍取得勝利的關鍵因素。晉國善於利用外交攻勢, 爭取同盟, 孤立敵人。如巧施「喜賂怒頑」之計, 把齊、秦東西兩大強國一起拉入共同對楚的聯盟;「私許復曹衛」, 竟使楚的同盟曹衛兩國也「告絕於楚」。在晉國強大的外交攻勢面前, 楚國顯得運籌無方, 逐漸陷入眾叛親離的被動局面。城濮之戰，是晉楚爭霸的一次決戰。晉文公從大戰略上利用楚國攻打自己屬國宋國而布局，在戰略上聯合了齊、秦兩大強國，已使楚成王放棄了決戰，但楚軍統帥子玉不甘心，於是才出現了晉楚之間的城濮之戰。這次決戰，雙方都沒有傾全國之力，但決戰的勝負奠定了晉國在中原的霸主地位。
賞罰分明是衡量成功主管者的標準
賞罰嚴密與否是衡量主管者的氣度和眼界。晉文公獎賞以德為先。但是文公在勝楚賞功時，將建立赫赫戰功的先軫排在了狐偃的後面，屈居第二。晉文公認為：「城濮之戰，而狐偃力主‘必避楚，毋失信。’使得晉國贏得有利的輿論環境，
我們再來看晉文公的「罰」。此次出兵，晉文公接連斬殺手下三位將領。晉文公能夠做到軍令如山、紀律嚴明。以上是晉文公從內部方方面面鞏固、加強自己的實力。
個人品質是其成霸業之關鍵因素
晉文公原名重耳，是晉國公子，流亡在外十九年，吃盡了人間的苦難，也嘗盡了人世間的冷暖炎涼，然後在秦國幫助下回國即位。我們熟讀歷史就會發現，往往是這種流亡在外的，經過人世間苦難的君主，都有雄才大略，因為他們懂得民間疾苦，懂得人心險惡，而且懂得虛心納諫，比如齊恒公（公子小白），也是流亡的公子。又如嬴政，早年流亡於他國，備受欺凌，後來即位，成其帝業。晉文公重耳歷經磨難最終復國為君，成就霸業。在春秋戰國時期，往往是這些流亡的公子稱霸稱王，青史留名。
歷史雖然已經消逝，但是帶給我們的思考和啟示是永恒的，這場戰爭留給我們的思考一直延續到今天。歷史的每一個瞬間，現在大抵都能找出它的影子。歷史很遙遠嗎？其實不然，它就在我們身邊！就像對於其後歷朝歷代波詭雲譎的史詩一樣。我們需要思考歷史，因為我們都將成為歷史，我們都是歷史的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