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的社會改革

建立了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制度

保護各種經濟健康發展

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名義上受國民政府行政院管轄，但實際上仍然是在中國共產黨主管下的獨立自主的政治、經濟區域，邊區的社會性質、政治制度和經濟政策與國民黨統治區截然不同，國民政府的經濟制度既不適宜於邊區也不能施行於邊區。另外，1939年1月國民黨在五屆五中全會上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用重兵包圍陜甘寧邊區，在軍事上不斷發動摩擦事件，在經濟上嚴密封鎖邊區，禁止必需品流向邊區。皖南事變後，國民黨停發了八路軍的軍餉，使邊區處於極度困難的境地。毛澤東曾說：「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國民黨的兩次反共摩擦，都在這一時期。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襪，工作人員冬天沒有被蓋。國民黨用停發經費和經濟封鎖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因此，獨立自主地發展經濟，是邊區當時「刻不容緩的迫切任務」。要獨立自主的發展邊區經濟，必須有完整可以運行的經濟制度。

　　為落實中共在根據地的經濟政策，陜甘寧邊區頒布一系列規範經濟運行的立法。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各種經濟立法主要在1941年至1942年最困難時期，頒布法律、法令、規章制度有100餘項，內容涉及地權與租佃關係調整、農業生產與農業投資、救國公糧與工商稅收、財政預決算與公債、植樹造林與環境保護、食鹽統銷與專賣、銀行制度與金融管理、進出口貨物管理、煙酒專賣與控制酒類生產、合作制經濟、交通建設、實業投資等，包括邊區經濟建設的方方面面。邊區的經濟法規立足點在於保護、扶植、獎助邊區經濟，調整和規範社會經濟關係與經濟秩序，旨在保護邊區建立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和各種經濟成分的合法權益。通過這些政策和法規，邊區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建立起來，並取得良好的績效。

　　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最大優勢在於保護各種經濟成分健康發展。陜甘寧邊區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由公營經濟和私營經濟組成，而且私營經濟在邊區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共七大閉幕前夕，《解放日報》發表了《關於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的社論，全面論述了中共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主張：「中國共產黨人，對於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的主張，綜合起來就是：我們是主張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的，這種發展，應在‘不操縱國計民生’的條件之下，並且在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的同時，也要發展國營經濟和合作社經濟。在這樣的基礎上，擴大發展資本主義，是只有好處沒有壞處的，是對於各階層人民都有利的。」這一社論的發表，表明了發展資本主義是中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經濟政策。因而，邊區經濟法規的制定，不僅保護了公營經濟，更保護了私營經濟的合法權益。在邊區私有土地、租佃權利、債務、私有財產、私營廠礦企業及私營商業等都受到法律的保護，邊區政府鼓勵發展私營經濟，對私營經濟在貸款、原料、稅收、銷售等方面的優惠政策從法律法規上得到了確認，不同的經濟成分都得到了有效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