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謀殺親夫未遂案引發的司法大辯論｜史太Long

當你聽完這個阿雲案的故事，你心里會有什麼感想呢？我想，我們需要糾正對於傳統司法的某些刻板想像。

文 | 吳鉤

今天我們來講一宗刑事案：一名民間小女子被控謀殺親夫，面臨法律對她命運的裁決。這案子案情本身並無曲折離奇之處，犯罪嫌疑人也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尋常婦人，但圍繞案子的判決，多位朝廷大員卷了進來，甚至驚動了皇帝。法官們因為站在不同的立場分化為兩大陣營，一方要求判處「兇手」死刑，一方主張從輕發落。雙方為此展開一場場辯論，爭論了近兩年時間。你知道我說的是哪個案子嗎？

也許你會說，這不是發生在晚清的楊乃武與小白菜案嗎？確實，歷史上符合我們所說特徵的刑事案件，並不多見，小白菜案是其中一起。不過，我們今天要說的並不是小白菜案，而是發生在北宋神宗朝的阿雲案。由於與小白菜案存在可並論之處，所以我們也會拿小白菜案來做些比較。

阿雲「弒夫」與初審判決

阿雲是京東路登州所轄某縣的一名農家女子，由尊長作主，許配給長相醜陋的農夫韋阿大為妻。婚後，阿雲「嫌婿陋，伺其寢田舍，懷刀斫之十餘創，不能殺，斷其一指」。這事兒要是發生在近代的五四時期，大概會被新派知識分子塑造成為反抗「封建禮教」的典範。不過在宋代，或者說，在現代，阿雲的行兇，無疑涉嫌謀殺（未遂）罪。

韋阿大黑夜中被人斫傷一案，報到縣衙。縣吏「求盜弗得，疑雲所為，執而詰之，欲加訊掠，乃吐實」。古時，謀殺親夫是惡逆重罪，由於縣一級法庭只有判決詞訟（民事訴訟）及杖刑以下輕微刑案的權限，因而無權對阿雲案作出判決，案子移送州一級法庭。

當時的登州知州叫做許遵，明法科出身（相當於法學專業畢業），曾任大理寺詳斷官，是一名具有法科知識背景與司法實踐經驗、深諳法理的士大夫。

從法的角度來看，阿雲案首先涉及宋王朝的兩條法律：

《宋刑統•名例律》十惡條：「惡逆，謂毆及謀殺祖父母、父母，殺伯叔父母、姑、兄姐、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

《宋刑統•賊盜律》謀殺條：「諸謀殺人者，徒三年；已傷者，絞；已殺者，斬。」

「惡逆罪」與「謀殺罪」在犯罪行為上是重合的，但由於「惡逆」的殺傷對象是直系尊親屬，是人倫大惡，處罰更嚴厲，屬於「十惡不赦」的重罪。今天韓國與台灣地區的刑法中，仍然保留著「殺害尊親屬罪」，量刑比一般的殺人罪為重；日本刑法中也有「殺害尊親屬罪」條款，但後被認定為「違憲」。

這里我們不打算討論「惡逆罪」是否合理，而來關注阿雲是不是觸犯了「惡逆罪」。如果是犯下「惡逆罪」，阿雲肯定會被判大辟之刑，無可赦免。但知州許遵在審案時，發現一個細節：「阿雲於母服內與韋阿大定婚」，「納采之日，母服未除」。按《宋刑統•戶婚律》居喪嫁娶條，「諸居父母及夫喪而嫁娶者，徒三年，妾減三等，各離之。」也就是說，阿雲與韋阿大的婚姻關係，在法律上是無效的。因此，許遵認為，阿雲刺殺韋阿大，「應以凡人論」，不適用「惡逆」條款，只適用一般謀殺條款。

然後，許遵又發現，《宋刑統•名例律》自首條規定，「犯罪之徒，知人欲告，及按問欲舉而自首陳，及逃亡之人並返已上道，此類事發，歸首者各得減罪二等坐之。」又註雲：「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嘉祐編敕》也有敕文規定，「應犯罪之人，因疑被執，贓證未明，或徒黨就擒，未被指說，但詰問便承，皆從律按問欲舉首減之科。若已經詰問，隱拒本罪，不在首減之例。」根據律敕條文的法意，如果阿雲屬於自首，將可以獲得減刑，「減謀殺罪二等」，免於一死。

那麼阿雲有沒有自首的情節呢？若按《宋史•許遵傳》記載，「吏求盜弗得，疑雲所為，執而詰之，欲加訊掠，乃吐實。」似乎不算自首。但我們從司馬光《議謀殺已傷案問欲舉而自首狀》所附題解中可得知一細節：「縣尉令弓手勾到阿雲，問：‘是你斫傷本夫，實道來，不打你。’阿雲遂具實招。」緝拿、訊問阿雲的是縣尉，在宋代，縣尉類似於現在的刑警，其對犯罪嫌疑人的訊問，屬於進入司法程序之前的刑偵，並不是司法程序中的審訊。按宋朝司法制度，縣尉不可以參與推勘，宋真宗時，曾有犯人臨刑稱冤，復命縣尉鞫治，刑部上言：「縣尉是元捕盜官，事正幹礙，望頒制以防枉濫故也。」提出要明確立法禁止縣尉推勘案件。換言之，阿雲向縣尉坦白交待時，尚未進入司法程序，屬「按問欲舉」的自首。

據此，許遵對阿雲案作出判決：阿雲與韋阿大成親之日，「母服未除，應以凡人論」；阿雲「按問欲舉，自首」，按大宋律法，「當減謀殺罪二等」，判「流三千里」。又按折杖法，「流三千里」折「決脊杖二十，配役一年」。

大理寺的復核與許遵的抗議

依宋代司法制度，州一級法院對重大刑事案件作出判決之後，報路一級的提刑司審核。提刑司有終審權，不過「疑獄奏讞」，阿雲案在法律適用方面存在一些疑問，需要呈報中央復核。元豐改制之前，朝廷有三法司：大理寺、審刑院、刑部。按照程序，上報復核的刑案，先送審刑院詳議官「略觀大情」；然後送大理寺，由詳斷官作出終審裁決意見；復送審刑院，詳議官審核後如無異議，再聯署上呈君主。

大理寺與審刑院復審了阿雲案卷宗之後，推翻許遵的「當減謀殺罪二等」的判決。他們援引《宋刑統•名例律》的一則條文：「其於人損傷，於物不可備償，即事發逃亡，若越度關及奸，並私習天文者，並不在自首之例。……議曰：損，謂損人身體；傷，謂見血為傷。」認為阿雲的行為符合「謀殺已傷」的犯罪要件，不適用自首減等的規定，按律當判絞刑。不過，由於阿雲有「違律為婚」情節，存在法律適用的疑問，大理寺與審刑院又「奏裁」，呈請宋神宗作出最後裁決。

神宗皇帝並沒有在法理上否定大理寺與審刑院的裁決，不過他還是運用皇帝的特權，赦免了阿雲的死罪，「貸命編管」，即流放遠方州郡，編入當地戶籍，為官府作役。這個量刑，與許遵的判決結果其實是比較接近的。也就是說，皇帝在法理上認可了大理寺與審刑院的意見，而在量刑上照顧了許遵的意見。

如果事情到此為止，阿雲案可能不會在歷史上留跡。但事情沒有完。我們知道，許遵是一位具有法科背景、對法學有著獨到理解的士大夫，也很在乎自己司法生涯的聲譽，《宋史•許遵傳》稱他「立奇以自鬻」，意思是熱衷於賣弄自己的法學見解。所以，當許遵得悉大理寺與審刑院推翻了他的判決時，立即上書表示不服：「阿雲被問即承，應為案問自首。審刑、大理判絞刑，非是。」於是宋神宗將卷宗移交刑部審定。

刑部的審核意見是支持大理寺與審刑院的判決，稱許遵的判決是荒唐的。固執的許遵當然不服氣，上書抗議說：「刑部定議非直，阿雲合免所因之罪。今棄敕不用，但引斷例，一切案而殺之，塞其自首之路，殆非罪疑惟輕之義。」又「引律質正，凡十條，莫之能難」，援引的法律包括《嘉祐編敕》的一條敕文：「謀殺人傷與不傷，罪不至死者，並奏取敕裁。」許遵認為，敕文所說的「罪不至死者」，就包括了謀殺已傷、按問自首之人。編敕作為對《宋刑統》的修正案，說得如此明白，為什麼要棄敕不用？

此時，宋神宗將許遵從登州調至中央，「判大理寺」（相當於高最法院院長）。台諫官則站出來彈劾許遵，稱他在阿雲案中議法不當，不適合在大理寺當法官。

許遵便奏請神宗將阿雲案交兩制官雜議。「兩制議法」是宋代的一項司法審議機制，「天下疑獄，讞有不能決，則下兩制與大臣若台諫雜議，視其事之大小」。兩制，即內制的翰林學士與外制的知制誥，都是正途出身的飽學之士，對於經義、法理一般都有著深刻理解。

宋神宗遂安排翰林學士司馬光與王安石同議阿雲案。

司馬光與王安石的爭論

司馬光與王安石調閱了阿雲案的全部卷宗，盡管二人都承認阿雲並非「惡逆」，也承認阿雲的自首情節，但基於對法條與法意的不同理解，他們對於阿雲案的裁決卻各執一詞，爭執不下。

司馬光認為，本案中，「阿雲嫌夫醜陋，親執腰刀，就田野中，因其睡寐，斫近十刀，斷其一指，初不陳首，直至官司執錄將行拷捶，勢不獲已，方可招承。情理如此，有何可憫？」即使承認阿雲的自首情節，她也不適用「減罪二等」之法，因為大宋律法說得很清楚，「其於人損傷，不在自首之例。」阿雲已致韋阿大損傷，無疑已被排除在「自首減刑」的適用範圍之外。

王安石則認為，大宋刑統「自首條」加有註文：「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又議曰：「假有因盜故殺傷人，或過失殺傷財主而自首者，盜罪得免，故殺傷罪仍科。」據此法條，犯盜殺罪者如果自首，可免除所因之罪即「盜罪」的處罰，只追究其故意殺人之罪，「因盜傷人者斬，尚得免所因之罪；謀殺傷人者絞，絞輕於斬，則其得免所因之罪可知也」。

司馬光反駁說：法律確實提到盜殺自首、可免因罪的情況，但「盜殺」是兩種並立的罪行：盜罪和殺傷罪；「謀殺」則不是兩種罪行，如果將「謀殺」也分解成「謀」（殺人之意圖）與「殺」（殺人之行為），在邏輯上是荒謬的。試問：一個人如果呆在自己的房間里，心里想著殺人，但沒有行動，那麼法庭要判處他「謀」殺之罪嗎？

王安石針鋒相對地指出：「謀」殺之罪確實是存在的。按律，「諸謀殺人者，徒三年；已傷者，絞；已殺者，斬。」即列出了「只謀未殺」、「已傷」、「已殺」三等刑名，假使某甲持刀闖入仇人之家，未及行兇即被制服，便是「只謀未殺」之罪。「今法寺、刑部乃以法得首免之謀殺，與法不得首免之已傷合為一罪，其失律意明甚」。

司馬光又說：如果謀殺罪可以「免所因之罪」，那假設有甲乙二人，「甲因鬥毆人鼻中血出，既而自首，猶科杖六十罪；乙有怨讎，欲致其人於死地，暮夜伺便推落河井，偶得不死，又不見血，若來自首，止科杖七十罪。二人所犯絕殊，而得罪相將。果然如此，豈不長奸？」

王安石則說：「議者或謂，謀殺已傷，若開自首，則或啟奸」，但法官的責任是體會法意，運用法律，不能因為顧慮「啟奸」而設法罪人。「臣以為有司議罪，惟當守法，情理輕重，則敕許奏裁。若有司輒得舍法以論罪，則法亂於下，人無所措手足矣」。

王安石與司馬光二人各持己見，「難以同共定奪」，只好各自將自己的意見形成報告書，呈交宋神宗。王安石支持許遵的判決，提出「謀殺已傷，按問欲舉，自首，合從謀殺減二等論」；司馬光支持大理寺與刑部的裁定，認為阿雲「獲貸死，已是寬恩；許遵為之請，欲天下引以為例，開奸兇之路，長賊殺之源，非教之善者也。臣愚以為宜如大理寺所定。」

二次議法與皇帝下詔

由於這次兩制議法不能達成共識，禦史中丞滕甫要求再選兩制官定議，宋神宗又委派翰林學士呂公著、韓維與知制誥錢公輔三人，復議阿雲案。

這一次，呂公著、韓維、錢公輔共同回顧了先王立法的本意：「臣等竊尋聖人制法之意，其大略有三：有量情而取當者，有重禁以絕惡者，有原首以開善者。蓋損傷於人，有慘痛輕重之差，故刀傷者坐以徒，他物拳手傷者坐以杖，其義足以相償而止，是量情而取當者也；畜謀伺便致人於死，非重絕之則相仇者不禁，故謀殺已傷者從絞，是重禁以絕惡者也；茍殺人未至於死，於物當可以償，於事猶可以自還者，皆得以首，是原首以開善者也。三者雖制法各殊，其於使人遠罪而遷善，其義一也。議者見損傷不許自首、謀殺已傷從絞，便謂謀殺不通原首，是未盡聖人制法之意，而於律文有所不達也。」

基於這種對先王立法本意的理解，他們認為，先王立下的成文法，定然無法窮盡天下之情，因此，聖人的法意是永恒的，但具體的法條是需要因時修訂的。「夫造法者，常本人之大情，而不能曲盡情之變。古人所謂律設大法是也，議者乃多引奇罪以責律文之不合，若然，恐雖沒世窮年而議卒不定也。且今律所不備，別以後敕從事者甚眾，何獨泥此也。」

同時，他們對謀殺已傷者被堵塞了自首道路之後的治安前景深感憂慮：「律所以設首免之科者，非獨開改惡之路，恐犯者自知不可免死，則欲遂其惡心至於必殺。」

最後，三人一致同意聯署奏報神宗：「今令所因之謀得用舊律而原免，已傷之情復以後敕而奏決，則何為而不可也！臣等以為，宜如安石所議。」

宋神宗曰「可」。遂采納王安石的意見，下詔：「謀殺已傷，案問欲舉自首者，從謀殺減二等論。」試圖以敕文彌補《宋刑統》自首條文的含糊與自相矛盾之處。其時為熙寧元年（1068）七月三日。

然而，詔敕頒下之後，卻遭到審刑院、大理寺法官的集體抵制，齊恢、王師元、蔡冠卿等法官，紛紛上書彈劾呂公著等人「所議為不當」。

神宗皇帝只好又詔王安石與眾法官「集議」，展開大辯論。

王安石跟王師元、蔡冠卿等人「反復論難」，各不相讓，眾法官「益堅其說」，王安石也堅持己見。後來，有一些法官以退為進，以攻為守，提出，「殺人已傷，若許自首」，那麼根據同樣的法理，謀殺已死，也應當給予自首減刑的待遇。這是設了一個套讓王安石往里鑽。果然，王安石附和其說。

宋神宗遂於熙寧二年（1069）二月三日下詔：「自今後謀殺已死自首，及案問欲舉，並奏取敕裁。」將自首可獲減刑的適用範圍，從「謀殺已傷」擴大到「謀殺已死」。這一天為庚子日，所以這份詔敕也被稱為「庚子詔書」。我們完全可以想像得到，庚子詔書的倉促出台，就如火上潑油，立即引發更加強烈的輿論反彈。

參知政事唐介與王安石「爭論於帝前」，堅決反對謀殺自首可減刑之法：「此法天下皆以為不可首，獨曾公亮、王安石以為可首。」「判刑部」（相當於司法部長）劉述乾脆以神宗皇帝庚子詔書語焉不詳（「庚子詔書未盡」）為由，將詔敕奉還宰相，拒不執行。

原來支持王安石的韓維，也對不加節制擴大自首減刑適用範圍表示憂慮：「安石、遵前議謀殺人未死許首，猶曲宥其自新，意義甚美。臣與呂公著論之詳矣。今遂通首法於殺人已死之後，臣於此不能無疑也。伏望聖慈下王安石、許遵，使極陳謀殺人已死所以得首之理，更擇明審燭理之人，研極論難，以求一是，然後以制旨裁定」。

此時，剛剛被任命為參知政事的王安石在輿論壓力下也改變了主意，上奏神宗：「按大宋律法，謀殺人已死，為首之人必判死刑，不須奏裁；為從之人，自有《嘉祐編敕》奏裁之文，不須復立新制。」

宋神宗於是再次下詔：「自今謀殺人自首及按問欲舉，並以去年七月詔書從事。其謀殺人已死，為從者雖當首減，依《嘉祐編敕》：兇惡之人，情理巨蠹及誤殺人傷與不傷，奏裁。」收還庚子詔書。時為熙寧二年二月十七日（甲寅）。

神宗皇帝希望以收回庚子詔書的妥協，結束這一場曠日持久的法律爭論。

二府再議阿雲之獄

然而，皇帝的甲寅詔書並不能為阿雲案之爭劃上一個休止符。

按宋朝慣例，作為一項國家法令的敕命，需要事先經過充分的討論，達成重疊共識，才得以君主的名義頒行天下，就如韓維所說，「研極論難，以求一是，然後以制旨裁定。」但神宗將甲寅詔書直接髮給禦史台、大理寺、審刑院、開封府，而沒有「頒之諸路」，程序上存在瑕疵，反對「謀殺已傷自首判等」的法官們抓住這個把柄，要求重新議法。

神宗說，「律文甚明，不須合議。」但宰相曾公亮說，國家的立法需要「博盡同異，厭塞言者」，阿雲之獄牽涉到新的司法解釋是否合理得當，理應作更深入的討論。

不得已，宋神宗只好安排「二府」再議阿雲之獄。二府，即作為執政集團的宰相、參知政事與樞密院；二府議法，為宋代最高層次的司法雜議，經二府雜議達成的結論，基本上可以確立為國家法律。

但二府在雜議阿雲案的過程中，還是分成觀點針鋒相對的兩個陣營。

宰相富弼認為，王安石將「謀殺」分解成「謀」與「殺」二事，是「破析律文」，現在反對的法官這麼多，安石應「盍從眾議」。呂公著的兄長、樞密副使呂公弼建議：「殺傷於律不可首。請自今已後，殺傷依律，其從而加功自首，即奏裁。」另一位宰相陳升之與樞密副使韓絳則支持王安石。

雙方爭論了大半年，也未能爭出一個能說服彼此的結論。最後，宋神宗決定運用君主的權威來一錘定音，為阿雲案之爭作出最終的決斷。熙寧二年八月一日，皇帝下詔：「謀殺人自首，及案問欲舉，並依今年二月甲寅敕施行。」

這一詔敕重申了甲寅敕的效力，而甲寅敕則重申了熙寧元年七月三日敕文的效力：「謀殺已傷，案問欲舉自首者，從謀殺減二等論。」換言之，「謀殺已傷，案問欲舉自首者，從謀殺減二等論」，作為一條旨在補充刑律之不足的司法解釋，宣告正式確立為國家法律，通行天下。

為避免再生事端，神宗還將執意反對敕文的劉述、王師元等法官貶出朝廷。此時司馬光又上了一道奏疏，對神宗皇帝如此處理阿雲案的做法發出批評：「阿雲之獄，中材之吏皆能立斷，朝廷命兩制、兩府定奪者各再，敕出而復收者一，收而復出者一，爭論從橫，至今未定。……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終為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奸兇得志，豈非徇其枝葉而忘其根本之所致邪！」但神宗對司馬光的奏疏置之不理。

到此，阿雲獄之爭暫時告一段落。時距阿雲案發之初，差不多已過去了兩年時間。

阿雲案與小白菜案的比較

當你聽完這個阿雲案的故事，你心里會有什麼感想呢？我想，我們需要糾正對於傳統司法的某些刻板想像。

我以前讀過知名法學學者賀衛方教授的一個觀點：「我們的古典司法真正就像德國著名的思想家馬克斯•韋伯所提出的卡迪司法（Khadi justice）。什麼是‘卡迪司法’？卡迪是伊斯蘭教世界曾經存在過的一種司法官員，他判決案件不需要遵循已經確立的規則，而僅僅根據此時此地的案件本身包含的是非曲直，然後根據《古蘭經》所創立的原則對案件進行判決。遇到了情節完全一樣的案件，也不需要遵守今天剛剛做的一個判決，而是完全依據明天的案件事實來判決。這樣的一種司法本身不能夠叫司法，簡直可以叫‘司無法’；沒有法律可以遵循，而只是一個倫理型的準則或原則，這就是我對中國古典司法的一個看法。」也許很多人都會認為賀教授說得在理。

可是，當我們看完這一場發生在11世紀中國的阿雲案大辯論，我們會覺得賀教授的說法未免偏頗。如果中國的古典司法不重視對法律的尊重與遵循，那為什麼宋代的法官、士大夫要為著一個純粹的法律問題——謀殺自首是否可以獲得減刑——展開曠日持久的爭論？在長達一年多的辨論中，宋朝法官與士大夫幾乎觸及了這一法律問題的各個層面：法律條文的含義，先王立法的本意，法條體現的法理，律與敕的優先適用性，司法解釋的出台程序，法律的價值（威懾犯罪，還是改造罪人），司法的效應（「啟奸」還是「宥其自新」）……即使在西方國家的法制史上，像阿雲獄這樣的司法大辯論，都是十分罕見的。

或許有人會說，阿雲案之所以爭了這麼久，是因為這個案子牽涉到變法派與保守派的黨爭，實質上這是政治之爭，而非法律之爭。我對黨爭素無惡感，但還是不能同意將阿雲案說成是黨爭的表現。

阿雲案發生之時，熙寧變法尚未啟動，士大夫也並未分裂成為變法派與保守派兩大陣營，恰恰相反，後來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呂公著、韓維、錢公輔、陳升之，在阿雲案之爭中都站在王安石一邊，可見當時圍繞阿雲案展開的爭論，乃是基於各人對法律問題的不同理解所致，跟政治立場並無密切關聯。而且，他們在激辯阿雲案時，基本上都是將自己的意見限定在闡釋法律的範圍內，很少使用政治色彩強烈的措詞，除了王安石有一次在反駁唐介時脫口說了一句「以為不可首者，皆朋黨也」。

相比之下，晚清時圍繞楊乃武與小白菜案展開的爭吵，才是比較典型的政治之爭。跟北宋阿雲案一樣，楊乃武與小白菜案也將多位朝廷大員乃至慈禧太后卷了進來，介入爭端的官員也分化成兩派，一派主張給楊乃武平反，一派則堅決反對平反。但雙方對法律問題幾乎毫不關心，完全從政治考量的角度主張或反對平反楊乃武案。

同情楊乃武的翰林院編修夏同善告訴慈禧太后：「此案如不究明實情，浙江將無一人肯讀書上進矣。」反對平反楊案的四川總督丁寶楨則揚言：「這個鐵案如果要翻，將來就沒有人敢做地方官了！」最後，禦史王昕給慈禧上了一疏，將平反楊案的意義，從還楊乃武一人之清白提升到重塑朝廷之威權的高度：楊案若不平反，則「大臣尚有朋比之勢，朝廷不無孤立之憂」。這才促使老佛爺下決心給楊乃武翻案。

尾聲

宋代的阿雲案其實尚未完結，它還有一個尾聲需要交待清楚。

元豐八年（1085），宋神宗駕崩，哲宗繼位，司馬光拜相，再議（而不是再審）阿雲案，促使哲宗頒下一份新的詔敕：「強盜按問欲舉自首者，不用減等。」這份新詔敕意味著，熙寧元年七月三日的敕文「謀殺已傷，案問欲舉自首者，從謀殺減二等論」，將不再適用於強盜傷人案。

有些網文從元豐八年再議阿雲案的記載，演繹出司馬光執政後終於殺了阿雲的荒唐故事：「公元1085年，司馬光任宰相，得勢的司馬光重新審理此案，以謀殺親夫的罪名將阿雲逮捕並斬首示眾」；「司馬光多年來竟一直對阿雲案耿耿於懷，上台後，立刻翻案，將阿雲以‘大逆’的罪名處死。司馬光這樣做完全就是挾怨報復，草菅人命」……這類想像力過剩、史料依據奇缺的文學式描述，誤導了很多只看網文的網友。

我們能檢索到的宋人史料，從來都沒有說阿雲被司馬光殺了。司馬光不可能處死阿雲，因為阿雲是由宋神宗以皇帝的特權赦免了死罪的，不管法律如果修訂，都不能重新審理阿雲案。其實，司馬光也無意於殺死阿雲，用他的話來說，「阿雲獲貸死，已是寬恩；許遵為之請，欲天下引以為例，開奸兇之路，長賊殺之源。」司馬光所憂心者，並不是阿雲個人的下場，而是阿雲案成為具有法律效力的判例，「謀殺已傷，自首減等」成為代替刑律的敕命，導致犯罪得不到應有的懲罰。所以，司馬光執政之後，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推翻熙寧元年七月三日的敕文。

歷代士大夫評論阿雲案，基本上都認同司馬光，反對王安石，如南宋邵博說，「祖宗以來，大辟可憫與疑慮得奏裁，若非可憫、非疑慮，則是有司妄讞，以幸寬縱，豈除暴惡安善良之意乎？文正公則辟以止辟，正法也。荊公則姑息以長奸，非法也。」

清末沈家本也聲稱，「若阿雲之事，吏方求盜勿得，是已告官司，疑雲，執而詰之，乃吐實，是官吏已舉，罪人已到官，未有悔過情形，按律本不成首。許遵刪去‘欲舉’二字，謂被問即為按問，安石又從而揚其波，將天下無不可原減之獄。鹵莽滅裂，噫甚矣！」（吳按：沈家本認定阿雲不為自首，其實是不識宋朝司法體制，宋人對阿雲是否屬於自首，並無爭議。）

但若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則王安石的見解顯然更符合人道主義與現代文明，司馬光的意見倒是顯得有些刻板、迂腐。

其實我們很難簡單地說誰百分之百對了，誰百分之百錯了。當法條的內涵與適用存在爭議時，不同的人，基於對法律、法理的不同理解，自然會得出不同的意見。也因此，像宋朝那樣，對阿雲一案展開充分的辯論，相互論難，窮盡法理與法意，最後形成新的司法解釋，無疑是值得讚許的做法。

（首發於《隨筆雜誌》）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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