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欽︱大蕭條：經濟學家知道和不知道的

多羅西亞·蘭格的《移民母親》，記錄了加利福尼亞州大蕭條時期的貧困采豆人佛羅倫薩·歐文斯·湯普森（Florence Owens Thompson），一位有七個孩子的三十二歲母親。1936年3月攝。

通常有人要我談論一下社會宏觀經濟形勢這類話題的時候，我本能上都是拒絕的。

或許是因為浸淫far away和long ago的東西太久，逐漸產生一種思維慣性，覺得當下發生的很多事情無法說得清，因為缺少必要的信息。

然而現在要寫一篇命題作文，談一談一件發生於九十年前的事件——1929年的大蕭條。我不僅是本能上，而且出於職業素養，更加地拒絕。

這是經濟學到目前為止，仍然沒有辦法解釋清楚的事件之一。

之所以無法解釋清楚，倒不是由於經濟學家偷懶，有關這場改變當代人類社會發展進程的事件，經濟學界的研究文獻可謂是汗牛充棟。我們不是沒有解釋，相反，我們有太多的解釋，卻依然得不到確定的結論。因為當年這場大蕭條實際上引出了經濟學的兩大「未解之謎」：資本與貨幣理論。

不過在思考了十分鐘後，我改變了主意，還是想勉力描述一下發生於1930年代的大蕭條。因為當下國內學界對那場大蕭條存在太多陳舊、矛盾甚至是錯誤的認知，而且這些誤解在最近幾年中不僅沒有消解，反而在公共輿論中愈演愈烈，嚴重影響我們對現實經濟中資本、貨幣與金融市場內在運行機制的理解。

再次強調，我只是做一些粗略的描述而已，不做解釋。

經濟學家的誤識

幾年前我參與了學院博士研究生考試的命題工作，其中有一門科目和思想史有關，因為現在這門科目不再考，所以我可以說一說。當時在題庫中我特意加了兩道和大蕭條有關的題目，大意為：（一）羅斯福實行新政的理論依據，是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以下簡稱《通論》）一書；（二）凱恩斯在《通論》中明確寫道「政府應當干預經濟」。

印象里，歷年考試中好像只有一位同學答對兩道題中的一道。

《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

正確答案是：（一）羅斯福新政與凱恩斯無關；（二）凱恩斯從未在《通論》里寫過「政府應當干預經濟」這樣的表述。

什麼？羅斯福新政跟凱恩斯沒關係？凱恩斯沒有主張政府干預？

沒錯。自從2008年以來，國內經濟學界圍繞著是「徹底埋葬凱恩斯主義」還是「重新復活凱恩斯主義」的爭論，不斷地重復著上述誤識。有時候我真懷疑傳播這些「都市傳說」（urban legend）的經濟學大佬們是否真的讀過《通論》或是了解過1930年代的美國究竟發生過什麼。

第一個是事實問題，經濟學家們雖然普遍歷史不太好，但在這個信息時代即便是經濟學門外漢也只需點點手機或是敲敲滑鼠就能從萬能的互聯網中獲得相關歷史知識。羅斯福的新政開始於1933年，凱恩斯的《通論》出版於1936年。當羅斯福的白宮幕僚著手救市的時候，凱恩斯的大作還沒有出版，又如何依據《通論》中的理論來制定政策？相反，倒是羅斯福於1933年上台後立刻實施了美元貶值，該措施獲得了凱恩斯的讚許，認為這是可以使全球經濟得以復蘇的有效手段。

當然喜歡鑽研的讀者或許會問：盡管《通論》的出版晚於新政的實施，但是凱恩斯大約從1932年就開始寫作《通論》，有沒有可能那時候凱恩斯就曾向羅斯福提出過類似的政策建議？

答案是沒可能。凱恩斯第一次見羅斯福是1934年，而且據記載當時凱恩斯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羅斯福的手上，說話都有些語無倫次。因為凱恩斯有一個小癖好：沉迷手相。以致會面結束後羅斯福對凱恩斯這個人基本上沒什麼印象。

羅斯福

至於第二個問題，則涉及如何理解凱恩斯的思想。凱恩斯主張過政府干預經濟嗎？在很多場合他都說過類似的話。在《通論》中他有主張政府干預經濟嗎？他有暗含這類意思的觀點。那麼怎麼能說凱恩斯在《通論》里沒有寫「政府應當干預經濟」呢？因為這句話他確實沒有寫。

凱恩斯在《通論》里給出的政策建議主要集中於第二十二章，大致為如下六點：

（一）「安排現行的投資的責任決不能被置於私人手中」；

（二）「對經濟周期的正確治療方法並不在於把繁榮消除掉，從而，使我們永遠處於半蕭條狀態之中；而在於把蕭條消除掉，從而使我們永遠處於接近繁榮狀態之中」；

（三）「真正的治療方法是通過收入再分配或其他方法來提高消費傾向，從而，使維持一定水平的就業量所需要的現行投資量具有較小的數值」；

（四）「我支持旨在由社會控制投資量的政策……我也支持各種增加消費傾向的政策」；

（五）「我感覺到，某種程度的全面的投資社會化將要成為大致取得充分就業的唯一手段……但除此以外，似乎很難證實囊括絕大部分社會經濟生活的國家和社會主義的必要性」；

（六）「除了由中央控制的必要性來做到消費傾向和投資誘導之間的協調以外，我們沒有比過去提出更多的理由使經濟生活社會化」（《通論》，商務印書館，1999年，332、335、337、391、392頁）。

如果僅從文本判斷，從上述觀點中確實可以引申出政府干預的含義，但是倘若因此而將凱恩斯等同於後來持政府干預論立場的凱恩斯主義者——即以漢森（Alvin Hansen）、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為代表的哈佛經濟學家們，那麼就是對凱恩斯的嚴重誤解。而在當今的學術圈，無論對凱恩斯支持還是反對，這樣的誤解非常普遍。

其實如果了解凱恩斯的思想背景，就會明白凱恩斯絕對不會是一名政府干預論者，至少不是那種主張政府凌駕於市場之上、占領經濟制高點的政府干預論者。嚴格來說，凱恩斯所主張的，是政府作為市場經濟體系內的一名角色——而且是相當關鍵的一名角色，應當積極承擔起自己在經濟領域的責任來。

和流行的誤解相反，《通論》里的凱恩斯並不十分「信任」政府。因為首先在凱恩斯原初的需求不足理論模型中，是不包含「政府支出」這一變量的，這是哈佛經濟學家的「功勞」，所以凱恩斯沒有提出運用財政政策來干預經濟。其次，凱恩斯原初模型中影響總需求的關鍵變量只有「消費」和「投資」，但是消費傾向是長期的社會歷史經驗下演化生成的心理變量，很難在短期內發生徹底改變，政府能做的只有引導；而投資取決於利率，利率取決於流動性偏好，即人們願意持有貨幣的偏好，這又是一個主觀變量，它指向的是人們的預期，如果人們普遍對未來持有一種悲觀心理，就會陷入「流動性陷阱」，這時政府的貨幣政策也會失效。如此一來，在面臨嚴重的大蕭條時，政府真正能夠做的事情實際上很有限。

凱恩斯

所以凱恩斯在《通論》中的政策建議才會如此的「模棱兩可」，非常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政府」或者「國家」這樣的字眼，他並不希望別人誤解自己的主張——盡管可能事與願違，不希望英國成為希特勒的德國或是史達林的蘇聯。作為一名堅定的休謨主義者，凱恩斯堅持的始終是典型的英式自由理念、英式個人主義立場和英式市場經濟理念，「但無論如何，如果能去掉個人主義的缺點和濫用，那麼，它仍然是個人自由的最好保障，其意義為：和其他任何制度相比，它在很大程度上擴大了個人選擇的範圍。它也是生活多樣化的最好保障，因為，生活多樣化恰恰來自被擴大了的選擇範圍」（《通論》，393頁）。

目前國內對大蕭條的基本認知，無論是在事實層面還是理論層面皆存在不少偏差。職業經濟學家尚且如此，更不用說普通讀者了。所以接下來我想先簡單地陳述大蕭條期間發生的一些關鍵性事件，再來討論面對大蕭條現象，經濟學家提供了什麼樣的理論。

事實

依照《美國經濟史》（第三卷上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中有關大蕭條的歷史概述，可以將大蕭條期間的關鍵事件按時間序列整理如下：

1929年10月，美國股市震蕩；

1930年6月17日，《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簽署實施；

霍利與斯穆特

1930年12月，「第一次銀行危機」，通貨緊縮；

1931年夏季到秋季，奧地利實行貨幣管制，德國實行貨幣管制，英格蘭銀行放棄金本位；

1931年10月，聯邦儲備委員提高利率以維持美元幣值，貨幣供應量增長率降低到大蕭條期間最低水平；

1932年1月22日，《金融復興公司法案》（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 Act）簽署實施，成立金融復興公司；

1932年2月，參議院通過1932年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Glass–Steagall Act of 1932），重申維持金本位制；

1932年3月至6月，聯邦儲備委員會通過公開市場操作降低利率，但僅實行了幾個月便放棄；

1933年3月，羅斯福就職第三天宣布銀行休假日（Bank Holiday），同時對所有外匯和黃金出口採取控制；

1933年第二季度，第一次新政——即「百日新政」——開始，總統獲得確定黃金價格的權力，羅斯福政府開始實行美元貶值方案；

1933年5月12日，《農業調整法案》（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 AAA）簽署實施，允許政府控制農產品產量，通過限制產量的方式提高農產品價格；

1933年6月16日，《農業信用法案》（Farm Credit Act of 1933）簽署實施，使農業經營者可以從地區和國家銀行獲得低於市場利率的長期抵押貸款；

1933年6月16日，《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即1933年《銀行法》（Banking Act of 1933）正式簽署實施，出台聯邦存款保險制度，旨在降低銀行體系的不穩定性；

1933年6月16日，《國家工業復興法案》（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 NIRA）簽署實施，成立國家復興局，該法案的目的是提高就業，提高工人薪水；

1935年初，第二次新政開始；

1935年初，最高法院裁定NIRA和AAA違憲；

1935年7月6日，《國家勞力關係法案》（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簽署實施，標誌著大量政府管制機構的出現；

1935年8月14日，《社會保障法案》（Social Security Act）簽署，新政第二階段的關注焦點轉向個人收入的分配；

1937年，美國經濟再次轉入蕭條。

根據上述時間線，有關大蕭條的事實需要澄清如下四點。

首先，通常被稱作「1929年的大蕭條」，並非發生於1929年。我們先來看幾張圖。

圖一：大蕭條期間各國人均收入，1925-1940年（美國為最上方黑色實線）。

圖二：美國工業產值，1928-1939年。

圖三：美國農產品價格，1928-1935年。

從以上三幅圖可以發現，基於人均收入、工業產值、農產品價格這些核心指標，大蕭條真正顯現的時刻至少是1930年之後，確切來說是1930年末到1931年初的時候。並且從各國人均收入比較來看，美國進入蕭條的時間反而相對來說是較晚的。而1929年，甚至可以說一直到1930年上半年為止，美國經濟形勢整體仍處於繁榮狀態。

或許有人會反駁說，雖然真正的蕭條出現在1930年之後，但是其肇端於1929年那場華爾街股災，即1929年10月的黑色星期四、黑色星期一、黑色星期二以及黑色星期五，其中尤以10月29日的黑色星期二最為著名，在這一天中股市成交量創新高（一直到1968年這個記錄才被打破），但道指仍然以暴跌百分之十二告終，一天之內整個市場蒸發一百四十億美元。

圖四：1929年10月華爾街股災（即圖中紅色部分）

在眾多解釋大蕭條的競爭性理論中，股市崩盤論的歷史最為悠久，它與另一個更為「波瀾壯闊」的理論關係密切，即批判現代性理論，因而也最為深入人心。但從歷史經驗的角度看，它卻是最站不住腳的一種觀點。就像經濟學家經常列舉的一個反證，1987年10月19日的黑色星期一，從各項特徵性指標來看這場股災和1929年極為相似，但是卻並未引發整體經濟的大蕭條。

如圖四所示，實際上1929年10月的股市大崩盤嚴格來說還只是限於金融市場的一次波動，並且之後市場很快就做出反應，1930年初的股市甚至有復蘇的跡象。真正讓華爾街陷入崩潰的時間點要遲至1930年12月，即第一次銀行危機。然而此時，金融市場的崩盤實際上是整體經濟陷入大蕭條的結果，而非原因。

因此如果要追尋大蕭條的肇端，1929年不是起點，更有資格的候選日期恐怕還是1919年的巴黎和會。那次會後，凱恩斯辭去了財政部的職務，並寫下了《和約的經濟後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1919）。這本小冊子恐怕是凱恩斯流傳最廣的作品，作為對比，《通論》則是他最令人費解的作品。許多人認為凱恩斯是一位偉大的預言家，因為他在這本小書中率先預見到了十年後的大蕭條和二十年後的世界大戰。不過這樣的觀點恐怕是對凱恩斯的過譽，至少凱恩斯也沒預料到1929年紐約股市的崩盤——在那次金融震蕩中，他的淨資產損失四分之三。

《和約的經濟後果》

不過，凱恩斯確實敏銳地覺察到了，《凡爾賽和約》（1919）所確立的戰後金融秩序是極其不穩定的，不僅會危及和約各國的經濟秩序，還會發生連鎖反應，引發政治危機。從這方面而言，將1930年代大蕭條的起點，定在1919年更為合適。

其次，貿易保護與大蕭條的關係。持自由貿易論的學者會將大蕭條的起點定於1930年6月17日，因為《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實行。貿易保護不僅致使美國的進出口降幅高達百分之五十，而且引發全球貿易市場的崩潰。從1929年到1934年，世界貿易規模萎縮了三分之二。

根據標準的宏觀理論，如果認為關稅壁壘會引發經濟衰退，那麼其傳導機制必然首先是出口需求下降，然後通過乘數效應放大其消極影響，致使國民收入大幅度下降。然而1929年美國的出口額占GNP（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只有百分之七左右；1930-1931年，出口下降幅度僅僅是1929年GNP的百分之一點五。相應地，1929-1931年，GNP下降幅度高達百分之十五。即便考慮到所有可能的乘數效應，僅僅是出口需求的下降也不會導致國民收入如此大的降幅。所以貿易保護確實可能與大蕭條有關，但不應當是關鍵因素，更不可能是唯一的原因。

第三，羅斯福新政是否拯救了美國經濟。支持政府干預論的學者通常主張，至少就美國來說，羅斯福的新政結束了大蕭條。和股市崩盤論一樣，這也是眾多有關大蕭條的著名「傳說」之一，因為新政的實際影響，是頗令人懷疑的。

圖五：美國名義GDP（國內生產總值）變化，1910-1960年（圖中紅色部分即大蕭條期間）。

如圖一和圖五所示，收入指標的高速增長是支持新政有利論和經濟復蘇論最為重要的證據。確實，自羅斯福入主白宮，從1933年到1937年，美國的GNP增長了三分之一，由此可以認為美國經濟大約從1935年就開始復蘇。但是如果換作工業產值指標的話（圖二），1933年跌到谷底，隨後就大幅上揚，那麼我們是否可以說1933年時美國經濟就已經復蘇了呢？但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另一個指標：失業率。

圖六：美國失業率變化，1910-1960年（圖中紅色部分即大蕭條期間）。

失業率指標顯示的完全是別樣的圖景，如圖六所示，整個1930年代期間，美國的失業率從來沒有低於過百分之十。實際上當時除了希特勒的德國，全世界所有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失業率都是兩位數。以失業率指標來衡量的話，新政的效果並不能令人滿意。而且事實上新政在收入方面的刺激作用僅僅維持到1937年，之後其負面效果便開始顯現，從圖五中便可以發現1937年後的一次小衰退，圖六所示的失業率更是在1937年又大幅提高。所有的政策都是有成本的，從第二次新政開始，羅斯福政府便要支付新政增加的成本。可以預料，倘若沒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羅斯福恐怕也會和胡佛一樣狼狽不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而不是羅斯福的新政，拯救了美國經濟。

希特勒，1935年。

最後需要澄清的，則是羅斯巴德（Murray Rothbard）在《美國大蕭條》（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 1963）中所列出的「事實」。按照一些學者的說法，此書是論述大蕭條的「聖經」，每逢經濟遭遇衰退或是有衰退的跡象，我們便需要重溫此書。

此書確實很暢銷，從1963年出版以來，已經更新到第五版。此書的基本觀點是應用現代奧地利學派領軍人物——米塞斯的貨幣理論，結合大蕭條期間的歷史材料，分析大蕭條的成因：並非是由於不受管制的市場失控導致大蕭條，相反是由於胡佛政府的胡亂干預，才是引發大蕭條的關鍵原因；大蕭條從根本上而言是由於前期通貨膨脹性政策刺激的結果；解決大蕭條的唯一方法是發揮市場的調節機制，不進行任何干預，讓市場自行出清過剩的產能。

《美國大蕭條》

必須承認我曾經也一度很推崇上述觀點。然而要注意的是，羅斯巴德在這本書中為了證明米塞斯理論的有效性，在做出預判的前提下有傾向性地選取和分析歷史材料。這不僅不能證明米塞斯是對的，相反使後世學者對米塞斯-哈耶克的貨幣理論產生了懷疑。

事實是，胡佛政府在應對大蕭條時確實沒有做好，但問題不是出在其過度干預，或是採取了貨幣貶值等通貨膨脹措施，而是過於墨守成規。胡佛政府在應對大蕭條時的主導政策是消極的通貨緊縮政策——堅持金本位，這正是奧地利學派所主張的應對大蕭條的措施。然而事實證明，對於美國這樣的國家而言，這些措施在短期內卻是惡化了經濟情勢。

早在1928年，美聯儲就開始警惕股票市場的過度繁榮，並採取了一些緊縮性措施，例如在1928年1月通過緊縮性貨幣政策來控制黃金外流，在1929年2月開始限制「投機性」貸款，並且還在8月允許銀行提高貼現率。所有這一切的直接影響就是打擊了市場信心，道指從9月就開始有下跌的趨勢，到10月更是發展為恐慌性拋售。因此或許可以這樣說，從深層次來看，1929年的股市大崩盤確實是由於之前數年通貨膨脹性政策刺激所累積下來的惡果；但其直接的導火索則是通貨緊縮性政策的不適當干預所致。

可是即便如此，當時的胡佛政府仍然有能力將股市崩盤的影響僅限於金融領域，或者是緩解即將到來的大蕭條。這一點從紐約聯儲早期應對股市危機所採取的一系列措施，以及美聯儲於1932年實施貨幣擴張政策後產生的影響中就能看出端倪。這些措施不僅緩和了股市大跌的影響，而且使得美國經濟在1932年還具有了一絲復蘇的苗頭。但是所有這些措施都沒有能夠堅持下去。當華爾街股市崩盤時，沒有人預料到這場危機將會演變為一場曠日持久的蕭條，美聯儲譴責紐約聯儲的越級行為，依然堅持通貨緊縮政策；當1931年全球金融市場開始崩潰，導致連鎖反應時，美聯儲最初還是期望能夠頂住國際壓力，結果是工業產值下降到大蕭條期間的最低點；1932年美聯儲終於開始轉變態度，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增加貨幣供應量，然而伴隨而來的利率降低威脅到了國內銀行已經不穩定的償付能力，並且法國、英國都不希望看到美元貶值，在國內外壓力下，胡佛政府短暫的擴張政策匆匆廢止。隨後我們看到的就是羅斯福上台後立刻宣布銀行休假日，銀行休假日實際上標誌著胡佛政府的經濟政策徹底失敗。

反過來，備受奧派學者指責的通貨膨脹政策在應對大蕭條時確有「奇效」，事實上到了1933年，在這場席卷全球的大蕭條中，幾乎所有實行貨幣擴張政策的發達國家都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暫時的「緩解」。那麼這又是否說明米塞斯-哈耶克的貨幣理論是錯誤的呢？其實也不盡然。

米塞斯

理論

從理論發展的角度來看，經濟學科在這場大蕭條中是受益者。因為其理論得到了極大的發展，現在稱之為「宏觀經濟學」的核心內容，就是源自凱恩斯的理論，更確切地說，源自凱恩斯和哈耶克之間有關貨幣理論的爭論。

早期經濟學從李嘉圖的古典經濟學一直到馬歇爾的新古典，一直存在兩大缺陷。

第一，對「資本」缺乏合理的解釋。十九世紀以來的現代經濟體發展是資本推動型，但是直到二十世紀之前，經濟學家對資本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十八世紀，即法國學者杜爾閣（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給出的解釋，資本是通過儲蓄而積累起來的「多餘的價值」（《關於財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商務印書館，1961年，第五十八節）。馬克思就認為在他之前所有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都沒有說清楚資本究竟是什麼，因而將他自己的經濟學著作取名為《資本論》。但實際上，直到皮凱蒂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經濟學還是無法說清資本的邏輯。

第二，忽視貨幣。古典經濟學的貨幣理論基礎是以洛克為代表的「古典貨幣數量論」，雖然有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和休謨等思想超前的學者質疑過貨幣數量論的解釋力，但他們的觀點一直要等到二十世紀以後才被承認（休謨要更慘些，一直到現在，國內外主流的思想史著作里依然錯誤地將他稱為「貨幣數量論者」）。按照洛克的觀點，「貨幣的價值就是和全部貿易成比例的世界上全部貨幣的數量」（《論降低利息和提高貨幣價值的後果》，商務印書館，1962年，47頁）。古典經濟學繼承了這一觀點，李嘉圖進軍經濟學界的第一部作品，便是基於貨幣數量論重申金本位制的重要性，由此奠定了古典經濟學的「貨幣中性論」觀點：貨幣只是交易的媒介；貨幣本身不創造價值；貨幣的供給和需求會影響價格水平；因此在貨幣政策上最重要的是保持幣值穩定；為此應當實行金本位制。貨幣中性論對經濟理論發展的直接影響，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有關貨幣性質的探討仍停留在古希臘哲人亞里士多德所奠定的基礎上，即貨幣起源於交易，貨幣主要擔負著價值尺度、交易媒介、財富貯藏和支付手段四大職能。

一直要等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伴隨著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市場的發展，經濟學家才開始重視貨幣問題，並意識到資本、貨幣和經濟周期三者是內在相互聯繫的一個問題。此時有兩位先驅者，費雪（Irving Fisher）和維克塞爾（Knut Wicksell）。費雪秉承的是現代版本的貨幣數量論，他是個非常聰敏且精於理論的學者，他的利息理論將資本和貨幣問題結合在一起加以解釋。但是大蕭條讓費雪身敗名裂。因為就在華爾街股災到來之前的10月16日，他還在報紙上刊文對股市作樂觀可能。結果，1929年的股市崩盤讓他百萬家產頃刻間化為烏有；因為不能支付住房抵押貸款，被耶魯強制退休；去世時還有大筆債務未能償還。而貨幣數量論也同費雪一起一蹶不振，直到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再度重提。

更為重要的則是維克塞爾，他的自然利率理論首度將商業銀行的貨幣創造功能和經濟周期聯繫在一起，指出貨幣市場中自然利率和市場利率的不一致，是導致實體經濟周期性波動的根源，從而打破了貨幣中性論和「古典二分法」（即貨幣市場和商品市場二分，互不影響）。米塞斯和凱恩斯的貨幣理論皆受到維克塞爾的影響。

早期貨幣經濟學存在的最大問題是缺少微觀基礎，因而難以將貨幣理論和主流經濟理論有機地結合在一起。而米塞斯率先打破了這一理論僵局。1912年米塞斯出版了他的傑作《貨幣與流通手段理論》（Theorie des Geldes und der Umlaufsmittel），該書的英文版名字更為人們所熟知，即《貨幣與信用理論》。

《貨幣與流通手段理論》

古典奧地利學派的資本理論，即龐巴維克（Eugen Ritter von Böhm-Bawerk）的「迂回生產過程」理論，是沒有貨幣的。但米塞斯認為貨幣很重要，必須在「迂回生產過程」中加入貨幣，才能解釋清楚現實中的資本運作的邏輯，這也是他與自己的老師（龐巴維克）之間最大的分歧。米塞斯的做法是創造了一種貨幣效用論，即從主觀效用入手解釋貨幣的本質，一種依附於商品效用的間接效用：貨幣的效用來自於商品的效用；貨幣所能購買到的商品價值，支撐貨幣的購買力——即價格水平；我們之所以需要貨幣，本質上是需要貨幣所能代表的商品（按：前段時間網上流傳一篇與奧地利學派商榷貨幣理論的文章，說貨幣效用論無法解釋為何貨幣沒有普通商品那種「邊際效用遞減」的情況，其實就是沒有理解貨幣的效用是一種間接效用）。

米塞斯的理論奠定了貨幣的微觀基礎，進而結合維克塞爾的貨幣理論、龐巴維克的資本理論和李嘉圖的貨幣理論，他提出了奧地利學派的商業周期理論。概括而言就是：

（一）貨幣本身確實如李嘉圖等古典學者所言，不創造價值；

（二）但貨幣不是完全中性的，貨幣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是通過生產過程發揮作用；

（三）當新增貨幣注入經濟體時，因為其掌握在一部分人手中（政府、銀行、原材料所有者），並不會立刻出現通貨膨脹；

（四）此時通過擴大再生產，會促成通貨膨脹式繁榮，但是這種擴張性政策無法持久，因為資金主要集中於生產過程的上遊產業（即生產資料的生產企業），投資品生產會相對過多，消費品生產則相對過少，最終導致生產結構的扭曲；

（五）當新增貨幣從生產過程的上遊產業逐步流通到下遊產業（消費品生產企業），遍及整個經濟體時，通貨膨脹就會出現；

（六）但此時由於生產結構的扭曲、價格水平的上漲，產能過剩，需求卻不足，蕭條便會隨之而來；

（七）這樣一切因前期繁榮而獲得利益都會隨之而被抵消；

（八）對政府來說，繼續採取擴張性政策對其是有利的（因為它永遠是最早獲得新增貨幣並由此牟利的那一方），但這只會讓危機加深；

（九）這類因人為干預所導致的經濟周期實質上是一種財富轉移過程——轉移到生產過程上遊產業的所有者手中，最大受害者是普通民眾，特別是中產階層；

（十）因此應對蕭條的正確做法是堅持金本位制，限制政府通過增加貨幣供給刺激經濟的能力，讓市場機制發揮作用，出清過剩產能，恢復良性的生產結構。

從理論層面而言，米塞斯的邏輯是相當漂亮的，而且在現實中他也是最早預見到大蕭條來臨的經濟學家。早在1924年，他就稱維也納信貸銀行（當時歐洲最大的銀行之一）會面臨一場大崩潰。1929年時，還有人為米塞斯在信貸銀行謀得了一個職位，但是被他拒絕了。果不其然，1931年大危機時維也納信貸銀行倒閉。

因為米塞斯對於經濟危機出色的洞察力，所以《貨幣與信用原理》這本一開始並不被人認可的著作（凱恩斯倒是對這本書表達了讚許之詞，但是米塞斯認為凱恩斯沒看懂）在1930年代時反而突然流行起來。這也是奧地利學派最為風光的一段時期。當時還是倫敦經濟學院經濟系系主任的羅賓斯（Lionel Robbins）不遠千里趕赴維也納旁聽米塞斯的研討班，並邀請米塞斯去英國講學。但是米塞斯沒有去，代替他遠赴英倫的，是後來名氣更盛於他的哈耶克。作為米塞斯的學生，哈耶克在英國傳播米塞斯的理論，並提出應對大蕭條的措施，由此引發了與凱恩斯之間的大爭論。這場大爭論的主角雖是哈耶克和凱恩斯，但實質上是米塞斯和凱恩斯兩人的貨幣理論之爭。

凱恩斯的貨幣理論一方面是繼承自他的老師馬歇爾，即劍橋學派的現金餘額說；一方面則是受到維克塞爾的經濟周期理論影響；但更深層次的，則是休謨的《人性論》所賦予他特有的主觀分析方法。

和米塞斯從微觀角度入手分析貨幣的研究理路不同，凱恩斯更多地是從宏觀角度入手。特別在《通論》中，他更為關心的是實體經濟與貨幣經濟之間的相互影響問題。《通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一書的書名取自愛因斯坦的名篇《廣義相對論下的宇宙觀》（「Cosmological Considerations in the General Theory of Relativity」, 1917）。沒錯，凱恩斯當年對這本書寄予厚望，希望能像愛因斯坦的作品一樣在經濟學界引發一場大爆炸，為此他還特地降低了該書的售價，希望能有更多人來購買。

《通論》

結果他真的做到了，引發了一場「經濟學革命」。卻不是以他所期望的方式，而是通過一個拼多多版的「凱恩斯主義」奠定了宏觀經濟學基礎。

因為《通論》實在太晦澀難解了，稱其為凱恩斯最難懂的著作也不為過。時至今日，凱恩斯在其中使用的分析方法和表述的觀點仍未能完全被主流經濟學所接受。

如果要簡單概括《通論》的理論邏輯，大致是如下七點：

（一）國民收入等於用於消費和投資的支出；

（二）達不到充分就業的國民收入表明支出不足；

（三）在用於消費和投資的支出中，用於消費的支出更為消極，傾向於隨著收入變化而變化；

（四）收入的變化是投資的變化造成的，並以放大的形式反映出來；

（五）投資支出由資本邊際效率和利率之間的關係決定；

（六）利率反映了公眾對以現金形式持有資產的偏好；

（七）不足的支出可以通過刺激消費和投資來增加。

仔細比較米塞斯和凱恩斯的觀點，我們會發現兩人之間「神似而形異」：他們都反對貨幣中性論，反對古典二分法，強調實體經濟和貨幣經濟的相互影響；他們都強調貨幣需求以及伴隨而來的投資波動是引發經濟周期性波動的關鍵；他們都從主觀角度來解釋貨幣需求。從思想傳承角度來說，二人的貨幣理論皆受維克塞爾的影響，而維克塞爾的貨幣理論又受到龐巴維克的資本理論的影響，可說是師出同門。

但是在應對現實大蕭條的具體措施上，二人分化為兩派。米塞斯和哈耶克屬於「氣宗」，強調大蕭條的根本原因是不適當的政策干預扭曲了生產結構所致，所以要根治大蕭條，解決經濟周期性波動問題，必須讓市場機制發揮作用，政府任何形式的干預只會導致更多的扭曲，惡化經濟情勢；凱恩斯則屬於「劍宗」，既然問題已經發生，那麼就應當積極採取補救措施，而不是放任不管，所以政府必須承擔起挽救經濟的責任，像哈耶克等人注重長期影響的觀點即便沒有錯，但也沒有用：「長期是對當前事務的一種誤導。在長期我們都死了。在暴風雨的季節里，經濟學家如果只是告訴我們，當暴雨過去海面會恢復平靜，那麼他們將自己的任務也設定得太容易、太無用了。」（《貨幣改革論》英文版，2013年，65頁）

用形象些的比喻來解釋，就好比一個人感冒了（普通感冒而非流感），米塞斯-哈耶克的建議是讓身體的免疫機制發揮作用，恢復健康，多喝水多休息就可以了，不要胡亂吃藥；凱恩斯的建議是立刻吃藥，即便這些感冒藥治標不治本，但是能夠緩解症狀那也是好的。凱恩斯的理由是，萬一還沒等免疫機制反應過來人就病死了怎麼辦；而米塞斯-哈耶克的質疑是吃藥會上癮，反而積重難返、病入膏肓。

那麼哪一派的理論勝出呢？

其實沒有贏家。

理論與現實的距離

這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就是理論與現實的差距。

經濟思想史在記錄這場發生於1930年代的大爭論時，通常結論是凱恩斯大獲全勝。然而這類布勞格（Mark Blaug）式的、帶有偏見的觀點其實很有問題。

確實，1930年代之後凱恩斯的觀點，更確切地說是凱恩斯主義者的觀點占據了上風。原因其實很簡單，在經歷了數年大蕭條所帶來的痛苦之後，政府救市論不僅占據了公共輿論的道德制高點，也占據了民主投票的制高點：政府應當採取行動。這就像我們都知道感冒藥沒什麼好處還有副作用，但絕大多數人感冒了都會吃點藥，否則鼻塞、咳嗽、發燒實在難受，更何況當時的民眾已經難受了好多年。

但另一個更重要的因素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時經濟是凱恩斯主義最佳的試驗田，二戰的勝利同時也標誌著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勝利。

這時不僅是哈耶克，整個奧地利學派都淡出了主流理論的視野。因為納粹侵占奧地利，米塞斯不得不遠走美國。哈耶克更是由於寫了另外一本批評國家干預政策的名著而境況慘淡，且由於家庭因素，戰後亦到了美國。在凱恩斯主義盛行的美國學術圈，兩人甚至連找一份體面的教職都相當困難。後來在一次採訪中，哈耶克回憶那段不堪回首的歲月時，不無嘲諷地說：凱恩斯死了，但是他活在人們的心中；我還活著，但是在許多人心里我已經死了。

不過凱恩斯主義者的勝利並沒有風光太久。就像米塞斯曾預言的，這類打雞血式的政府干預方案只能在短期內有效，不可持續，它會使得原本已經扭曲的生產結構加倍扭曲，讓經濟周期性波動變得更加頻繁，之後為了加強「藥效」，政府只能採取更為普遍、力度更強的干預，效果反而越來越差。更何況凱恩斯主義者不是凱恩斯，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經濟學家更像是一群工程師而非學者，他們用一種粗糙的機械論觀點看待人類社會，期望社會能夠像他們的數理模型那樣精確運轉。結果便是隨著戰爭結束，戰後秩序的重建，國家干預政策的弊端逐步顯現。到了1970年代，像希克斯爵士（Sir John Richard Hicks）這些思想深刻的學者，開始重提奧地利學派當年的觀點。而哈耶克也終於「王者歸來」，於197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米塞斯在哈耶克獲獎的前一年離世）。

貧困的美國家庭，1936年。

現在我們得以站在較遠的位置重新審視當年那場爭論，便會發現，米塞斯和凱恩斯的貨幣理論內核相似，卻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二人所處的社會環境和所需面對的現實問題所致。

米塞斯身處一戰之後的奧地利。奧地利在當時其實是一個農業國，金融市場不發達，且非常依賴於對外貿易。《凡爾賽和約》之後，面對巨額戰爭賠款以及戰後經濟蕭條的壓力，政府採取的措施是貨幣貶值，結果是奧地利經歷了惡性的通貨膨脹，整體經濟結構處於崩潰的邊緣。米塞斯和哈耶克都對這段經歷印象極為深刻，他們的理論也是建立在這一現實基礎上的。因此他們更加注重實體經濟，特別是資本在生產過程中的傳導機制對社會整體經濟形勢的影響。並且因為奧地利對國際貿易的依賴，國際金融體系的平衡——在當時主要是金本位制——至關重要，因此米塞斯才會主張以通貨緊縮、堅持金本位來解決經濟危機。事實上在處理奧地利戰後經濟問題時，他正是如此做的，並且最終遏制了惡性通貨膨脹。

而凱恩斯面對的境況則完全不同，他的《通論》與其說是應對大蕭條，不如說是解決「英國病」問題，即二十世紀初英國所經歷的長達二十多年的經濟低迷狀態。英國的經濟環境不同於奧地利，它是工業國，金融市場發達，在國際貿易中處於主導地位而非被動依賴，同時它也沒有戰爭賠款的負擔，經濟結構相對穩定。因此對凱恩斯來說，他更關注的是金融市場對實體經濟的影響。他在《通論》中提出的核心思想，按照現在流行的術語來說，其實就是「英國優先」。

和後來的凱恩斯主義者不同，凱恩斯所秉持的主觀主義方法使得他既不信任財政政策也不相信然貨幣政策，他所希望的，僅僅是能夠在一種不確定的經濟情勢下克服需求不足的傾向：「我們生活於其中的經濟制度的一個顯著特點為，雖然它在產量和就業量上具有大幅度的波動，但是它並不是非常不穩定的。確實，它似乎可以在相當長的時期中停留於在正常狀態以下的經濟生活水平，而又不顯示出任何趨於復蘇或趨於完全崩潰的傾向。此外，實際例證表明，充分或甚至大致充分的就業量是少有的和短時存在的現象……既非絕望，又非滿意的中庸情況是我們的正常狀態……」（《通論》，256頁）

然而理論永遠是落後於現實的。貨幣效用論本質上仍然屬於前工業時代的一種貨幣理論，其強調貨幣作為商品交易媒介的屬性，但是卻忽視了在當代社會中貨幣最為關鍵的角色，其實並非交易媒介，而更多地是作為一種金融工具在發揮影響。凱恩斯由於他在金融市場的實踐經驗注意到了這一點，但是也未能完全解釋清楚金融市場內在的運作機制究竟是如何傳導至實體經濟的。在他之後如弗里德曼、伯南克（Ben Bernanke）等人，嘗試從「第一次銀行危機」著手解釋，即金融市場的崩潰，信貸緊縮，企業獲得貸款的成本增加，傳導到實體經濟，工業衰退，引起總需求的持續下降，大蕭條發生；而金德爾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則反過來，認為是實體經濟的危機，主要是農業、礦業產品價格的持續下降，生產者減產，消費需求下降，通貨緊縮，引發金融市場投資者信心下降，最終導致大蕭條。但是無論哪一條解釋理路，實際上都有缺陷，我們仍無法確認，當年人們的恐慌性預期是如何從金融市場彌漫到實體經濟的，我們也無法解釋，總需求的持續下降為何在整體經濟指標都還不錯的時候就突然發生了。更有可能的情況是，信貸緊縮、價格下跌這些現象，都只是金融市場和商品市場之間複雜的傳導機制中的部分環節而已。

所以當2008年金融危機出現時，人們發現經濟學家沒有能力去解釋。無論是米塞斯-哈耶克，還是凱恩斯的理論都不足以解釋當下的經濟現實。特別是在互聯網經濟下，信息技術的發展更進一步改變了貨幣形態及其影響機制，和1929年時的金融市場相比，當下數字貨幣的擴張是指數級別的。而國內公眾輿論對貨幣現象的認識，仍然停留在前工業時代的黃金白銀層面，這種觀念與現實相脫節的狀態本就是讓人憂慮的事實。

銀行外的人群，紐約，1931年。

最後再次回顧大蕭條的歷史。我們所能確知的是：

（一）總體需求的下降，特別是消費需求的低迷確實是一個特徵性指標，預示著大蕭條的來臨，但是從金融市場的波動，到消費需求的長期下降，再到工業生產的不景氣，其間的傳導機制我們不甚清楚；

（二）過度管制和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場同樣危險，政府的不作為和任意作為都會挑戰市場信心，進而引發恐慌性情緒，危及市場穩定；

（三）民眾的預期對未來的經濟發展趨勢至關重要，因此當民眾對未來持有悲觀情緒時，政策的突然改變——無論是干預還是不干預——往往有意想不到的後果，胡佛政府的失敗在於其不敢逾雷池一步，羅斯福新政的效果源自其一系列戲劇性的政策變化，因為無論是貨幣貶值還是國家干預，在當時的美國都是非常「新奇」的措施，它們改變了公眾的預期，因而在短期內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四）但是這種戲劇性效果持續時間有限，從長期來看，發生大蕭條的根本原因還是生產結構的失衡。

所以如果要說從大蕭條的歷史中能夠得到什麼樣的教訓，我只能說：如果我們觀察到消費低迷、工業指數不景氣、金融市場的過度監管或者不監管以及生產結構失衡四者同時出現，那麼可以預料凜冬已至、長夜漫漫。

但僅此而已。在有關資本和貨幣的經濟理論缺乏進一步創新式發展之前，我們只能知道這麼多。

有經濟學家聲稱，金融市場之所以難以研究，是因為其關乎人性——資本和貨幣的本質是人類欲望的外在延伸，人性過於複雜。我覺得這是廢話。

真正問題是，自薩繆爾森以降，接受主流經濟學訓練的經濟學家就越來越遠離人性的思考。當下經濟學「匠人」們的主要工作，就是反復搜集數據、打磨數據、處理數據，找到那個能夠左右宏觀經濟發展趨勢的變量，以此驗證複雜數理模型的現實有效性。

用虛假的數學方法把一個經濟分析的體系加以公式化和形式化並假設所牽涉到的各種因素之間全然相互獨立；這種做法的最大的弊端在於：一旦各種因素之間全然相互獨立的假設條件不能成立，那末，它就會失去其說服力和權威性……在近來的「數理」經濟學中，只能代表拼湊之物的部分實在太多了；這些部分的不精確程度正和它們賴以成立的假設條件是一樣的。假設條件使那些作者們能在矯揉做作和毫無用處的數學符號中，忘掉現實世界的複雜性和相互依賴的性質。（《通論》，309頁）

1934年，阿加莎·克里斯蒂以大蕭條為背景，寫下了她的傑作《東方快車謀殺案》。或許正和這部小說的情節一樣，人類社會的經濟危機從來不是某一個經濟變量所促成的結果。兇手有很多個，而那被謀殺的，正是人性永無止境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