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攀︱大蕭條時代的歐洲

Feinstein, Temin and Toniolo,The World Economy between the World Wa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文︱葉攀

1929年到1933年的大蕭條是迄今為止西方國家乃至整個世界經歷的最嚴重經濟危機之一。這次危機起源於美國，並沉重打擊了世界各地。如果說美國是在1920年代的高增長中迎來大蕭條的話，那麼自從一戰之後，歐洲就一直被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折磨，大蕭條無疑是雪上加霜。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各國出現了革命浪潮，歐洲的舊貴族也普遍「激進化」，成了法西斯納粹的堅強後盾（Karina Urbach ed.European Aristocracies and the Radical Righ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雖然1920年代中期以後，歐洲各國似乎平靜了一段時間，然而，由於大蕭條所導致的社會、經濟與政治危機，不僅工人運動再次興起，一度蟄伏的舊貴族再次活躍起來，普魯士老權貴為納粹上台立下了汗馬功勞，奧地利的舊貴族則走到台前直接掌握了政權。

一戰後到大蕭條之間的歐洲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了，經過四年戰火摧殘的歐洲已經滿目瘡痍。一戰之後歐洲列強之間簽訂的《凡爾賽和約》等一系列條約也只得到了「二十年休戰」。

世界大戰之後，西歐各國的經濟舉步維艱。 1921年到1929年之間，歐洲的平均失業率達到了百分之八點三（Feinstein, Temin and Toniolo,The World Economy between the World Wa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14）。在這個時期，一戰的各個參戰國，無論是戰勝國還是戰敗國，經濟增長率全都在百分之二以下（Feinstein et al. Ibid. pp.17）。此外，這個時期的歐洲各國普遍深受高通脹折磨，魏瑪德國尤為著名。以1910-1914年間德國的物價水平為100，1922年該國的物價指數為45205，1923年12月就達到了142905055447917（帕爾伯格，《通貨膨脹的歷史與分析》，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8年，71頁）。

其他國家也不遑多讓，例如奧地利，以1914年的物價指數為100，1918年的物價指數達到了1163，1922年達到了263938（Feinstein et al. pp.40），甚至超過了同一年的德國。比利時、義大利、法國等國家的通貨膨脹率也相當之高（同上頁）。一直到1924年，西歐各國的通貨膨脹才得到暫時的控制，德國則在道威斯計劃（Dawes Plan）和揚計劃（Young Plan）的作用下獲得了暫時穩定，而西歐其餘國家的經濟也於1920年代中期暫時穩定了下來。

無論是高通貨膨脹還是高失業，首當其沖的顯然是工人。在魏瑪德國的超級通貨膨脹過程中，德國資本家仍然要求「反對高薪水」（Victor Serge, Witness to German Revolution, Haymarket Books, 2011, pp.82）。從十九世紀起，歐洲一直是世界工人運動的中心。歐洲工人當然不會安之若素。不僅俄國十月革命獲得了成功，匈牙利、德國、奧地利、芬蘭、西班牙都爆發了革命，義大利北部也爆發了占領工廠運動。雖然這些革命不幸失利，但是歐洲工人並未就此沉寂下去，在1920年代，蘇聯仍然是歐洲工人運動的重要支援者。一些沒有參加一次世界大戰的歐洲國家也爆發了工人運動和革命，1917年，在俄國革命，以及德意志第二帝國倒台的推動下，瑞典的保守勢力被迫讓步（Magnus Ryner,Capitalist Restructuring, Globalisation and the Third Way,Routledge, 2002, pp.65）。在整個二十年代，歐洲的工人運動可謂此起彼伏。1926年，英國也發生了著名的大罷工。筆者過去介紹過一戰後德國的狀況，由於篇幅的關係，這里不再重復。需要特別提及的是，一戰前德國工人運動的中心薩克森地區在這個時期又成了德國革命的一個中心（Norman LaPorte,The German Communist Party in Saxony 1924-1933,Peter Lang 2003, pp.62-78；另見Victor Serge Ibid.）。

歐洲工人運動如此高漲，各國上層顯然不會坐以待斃。例如，義大利北部工人占領工廠運動發生之後，義大利自由黨資本家和地主就支持墨索里尼及義大利法西斯奪了權（Dahila S. Elazar, The Making of Fascism）。在1926年英國大罷工期間，英國的市民也組織了武裝與工人抗衡（Lindsay and Harrington,The Conservative Party 1918-1970,Saint Martin’s Press, 1974, pp.78）。這個時期的奧地利上層則組成了「黑色維也納」與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紅色維也納」（Helmut Gruber,Red Vienna,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抗衡，他們不僅在政治和文化領域行動，還組織了「還鄉團」（Heimwehr）這樣的武裝（Jill Lewis, 「Conservatives and Fascists in Austria, 1918-1934」, in Martin Blinkhorn ed.Fascists and Conservatives,Routledge, 1990）。中東歐各國的狀況和西歐大同小異。一戰結束之後，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等國紛紛取得獨立。獨立後，這些國家的精力就集中在了和鄰國爭奪土地上。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以外，這些國家的內部也是危機迭起。

雖然從1924年起，歐洲各國各項經濟指標有所改善，工人運動等社會運動的高潮也似乎告一段落。但是，歐洲各國並未就此風平浪靜，新的危機，無論是經濟危機還是政治危機都在繼續醞釀。歐洲各國左翼和右翼之間的對抗在表面的穩定下繼續進行著。而且，不少國家的經濟恢復也無法彌補戰爭和一戰後危機帶來的巨額損失。

大蕭條再次重創了歐洲各國的經濟，截至1932年，波蘭的工業產出比1929年下降了百分之四十二，德國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九。奧地利和比利時分別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八和百分之三十七（Feinstein et al. Ibid. pp.96），其餘國家的下降幅度也在百分之十左右。1931年，德國和奧地利的銀行業陷入危機（Ibid. pp. 98-100）。同時，歐洲各國的失業率也大幅度上升，各國失業率普遍達到兩位數，個別國家甚至超過了百分之二十（Ibid. pp.116）。值得一提的是，在大蕭條中，歐洲的青年工人和四十五歲以上的勞力者特別容易失業。在經濟危機面前，歐美各國同床異夢，一戰前的國際經濟秩序分崩離析，各國競相以鄰為壑，保護主義盛行。經濟危機在歐洲各國都引起了進一步的社會與政治危機，大蕭條的來臨，再一次讓歐洲各國的潛流浮出水面。

英國和法國

一戰之前，英國是西方乃至整個世界的執牛耳者。一戰之後，英國經濟也和歐洲其它國家一樣，一直處於危機的折磨中。不僅如此，一戰後英國傳統的重工業也日薄西山。1921年英國的失業率達到了將近百分之十七。在整個1920年代，英國的失業人口常年保持在一百萬左右，大蕭條自然火上澆油，1933年英國的失業率更是達到了百分之二十二，或者說三百萬失業者。1922年秋天起，英共組織了六次「全國饑餓遊行」（National Hunger March，分別在1922、1928、1930、1934、1932和1936年）。1936年的亞羅十字軍（Jarrow Crusade）是抗議運動的高潮，英國工黨的政客則對上述行動避之唯恐不及。

有關1936年亞羅十字軍（Jarrow Crusade）抗議運動的檔案

英國政府確實設立了一些福利，不過這些福利不僅杯水車薪，而且在大蕭條期間將不少底層人士拒之門外。在英國各個地區中，蘇格蘭中部、威爾士南部和英格蘭北部受到經濟危機的影響最為深刻。在另一方面，早在1920年代，對革命惶惶不安的英國右翼就和他們的歐洲大陸儕輩一樣，倒向了法西斯主義，只是他們沒有像其歐洲大陸同儕那樣得到舊貴族的鼎力支持。1929年，也就是大蕭條開始的那一年，英國工黨在自由黨支持下執政，此時工黨卻「發現他們處於知識癱瘓中」（Lindsay and Harrington, Ibid. pp.103），工黨政府採取的措施也是標準的古典自由主義。這些措施的結果，不是失業，就是薪水削減（Lindsay and Harrington, Ibid. pp.106），當然無法挽救英國經濟。最終，英國工黨和保守黨攜手組織了內閣，勉強渡過了危機。

法國雖然是一戰的戰勝國，但並未因此免於一戰後的諸項危機。1920年代的法國飽受貨幣不穩定折磨，1926年法國法郎更是大幅度貶值（Julian Jackson,The Politics of Depression in France 1932-1936,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9）。雖然法國直到1931年才遭到大蕭條的直接打擊，但是在兩年之內，法國的工業生產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六（Feinstein et al. Ibid. pp. 96）。整個三十年代法國經濟都處於危機之中：直到1939年6月，法國工業生產才恢復到1931年的水平，而直到二戰後的1950年，法國工業才恢復到1929年的水平（Jackson, Ibid. pp.1）。

在危機的打擊下，法國的法西斯主義繼1920年代中期之後再次活躍起來（Robert Soucy:French Fascism, the Second Wave, 1933-1939）。1934年2月6日，也就是希特勒在德國上台一年多之後，法國法西斯黨徒在巴黎發動叛亂，並得到了法國右翼媒體的同情（Soucy, Ibid. pp.30）。不過，法國畢竟也是一個左翼歷史悠久、傳統深厚的國度，這個時候蘇方也已轉向。法共和法國社會黨已經吸取了德國的教訓，與激進黨之一部組成了人民陣線，阻止了法西斯在法國掌權。1936年，希特勒還特別向時任法國駐德國大使龐塞表達了對法共革命的擔憂（Martin S. Alexander ed.,The French and Spanish Popular Front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44）。

德國和奧地利

如前所述，1924年起，通過道威斯計劃和揚計劃，魏瑪德國經濟暫時穩定下來。不過，正是由於這個時期德國追隨美國的「經濟理性化」，德國工人的勞力條件在惡化，失業率也在上升。也正是由於這兩個計劃的作用，魏瑪經濟對美國的依附性也就特別深刻：截至1928年，美國在魏瑪德國的投資高達四十億美元，而當時美國在歐洲的總投資為八十億美元（Robert McElvaine et al. ed.Encyclopedia of Great Depression,vol.1, Macmillan Reference USA, pp.302）。大蕭條對魏瑪經濟的打擊也就特別嚴重。德國的工業產出大幅度下降，勞力者自然在劫難逃，到了1932年初，德國的官方失業率高達三分之一，也就是六百萬勞力者，這個數字還沒有算上兩百萬「非官方」失業者。

在經濟危機的打擊下，一度沉寂下去的魏瑪右翼再次活躍起來了。例如，提爾皮茨（Alfred von Tirpitz）在其生命的最後時刻仍然反對揚計劃（Raffael Scheck,Alfred von Tirpitz and German Right Wing Politics 1914-1930,Humanities Press, 1998, pp.208）。希特勒的納粹黨也東山再起。不僅普魯士老權貴，東普魯士的容克和納粹德國自由主義也紛紛對納粹投懷送抱（前者見Shelley Baranowski,The Sanctity of Rural Lif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後者見Eric Kurlander,The Price of Exclusion,Berghahn Books, 2006），筆者之前在《排斥的代價：從普魯士到魏瑪德國的自由主義》一文之中，介紹過相關研究，此處不贅。早在一戰之前，德國中產階級就在反對社會民主黨，這個時候他們更是一擁而上地加入納粹，薩克森地區尤為突出（Benjamin Lapp,Revolution from the Right,Humanities Press, 1997）。總之，在大蕭條的刺激下，魏瑪時期就磨刀霍霍的德國各個派系、各個層面的右翼最終圖窮匕見，並且「團結」在了納粹周圍。

大蕭條造成的危機也使得德國共產黨的力量有所增強（Rueschemyer et al.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p.112），不過，令人遺憾的是，這個時候德國共產黨在「第三時期」的指導下把德國社會民主黨視為「社會法西斯主義」亦即首要敵人。同時，由於多種原因，德國社民黨和德共積怨甚深（LaPorte, Ibid. Chapter 2&3），雙方只是在基層有一些自發合作（LaPorte, Ibid. Chapter 7），這也使得德國工人階級四分五裂，促成了納粹的上台。關於納粹上台的具體過程，筆者曾經撰有《普魯士權貴如何與希特勒結合》，讀者不妨參考。

奧地利的情況和魏瑪大同小異。如前所述，一次大戰之後，奧地利也一度接近革命，雖然奧地利社會民主黨抑制了革命，轉而支持立憲會議，但是「黑色維也納」並未就此承認「共同的底線」而偃旗息鼓。

一戰之後，和歐洲其它國家的老式右翼，特別是戰敗各國的老式右翼一樣，奧地利老式右翼也受到了沉重打擊，這恰恰進一步刺激了奧地利右翼的激進化。奧地利右翼奉匈牙利的霍爾蒂（Horthy）和義大利的墨索里尼為政治偶像。當義大利法西斯政權和梵蒂岡達成和解之後，即使是一度觀望的「溫和」右翼分子也聚集在了義大利法西斯周圍。到了1930年代，奧地利右翼的奧特馬爾·施潘（Othmar Spann）就在拼命地論證，他的哲學是如何和納粹兼容。施潘甚至嫌奧地利的多爾弗斯-舒士尼格政權在右翼化方面不徹底。奧地利的右翼分子也和幾乎全歐洲的天主教政治勢力結合起來了。奧地利右翼並不止步於「批判的武器」。維也納小組的領袖石里克（Moritz Schlick）1936年被暗殺，正是奧地利右翼的「傑作」，約翰·紹特（Johann Sauter）則在右翼刊物《美麗的未來》（Die schoenere Zukunft）上顛倒黑白，把殺害石里克的兇手說成是石里克（以及整個維也納小組）的異端邪說的受害者。

維也納小組的領袖石里克（Moritz Schlick）

「紅色維也納」僅僅局限於文化領域（Gruber, Ibid.），在「黑色維也納」的步步緊逼面前自然節節敗退。1933年3月，也就是在多爾弗斯政府上台的同一個月，一批奧地利和美國的社會科學工作者聯合發表了他們對奧地利紡織工業城鎮馬林塔爾（Marienthal）的研究。這些學者不僅批判了奧地利右翼，也對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被動與消極無為提出了批評，不斷呼籲奧地利社會民主黨落實他們擬議中的社會經濟改革。但是，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念茲在茲的是維持黨內紀律和安撫反對派。這樣一來，奧地利工會、青年組織以及其它組織對奧地利社民黨的不滿和疏離日益加劇。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上層對奧地利右翼的消極反應使得大量知識分子和奧地利左翼人士對之感到失望。1929年起，奧地利進步知識分子，以及奧地利社民黨左翼日益和奧地利社民黨主流決裂；維也納小組的諾伊拉特（Otto Neurath）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日益脫離政治。

大蕭條對奧地利經濟社會的衝擊進一步刺激了奧地利右翼。1933年3月4日，多爾弗斯政府拒絕進行新的議會選舉，而是通過發布命令進行統治，也就是不再維持形式上的民主，紅色維也納和黑色維也納再也不能能夠和平並存下去了。奧地利右翼分子把多爾弗斯看成奧地利的墨索里尼與希特勒，認為多爾弗斯能夠恢復奧地利的偉大。換言之，奧地利右翼要求的是一個「溫和」的納粹，類似德國的施萊歇爾（Kurt von Schleicher）和巴本（Franz Papen）那樣的統治。「黑色維也納」也和希特勒越來越心有靈犀。1934年2月12日到17日，一部分奧地利工人無視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和工會官僚們約束，自發發動了武裝起義。不過，起義不幸失敗了。

中東歐各國

這里的中東歐，指的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三個一戰之後獲得獨立的國家。波蘭獨立之後就陷入了和鄰國爭奪領土的多次戰爭，其國內政治也是連番危機。獨立後初期的波蘭經濟也和其它歐洲國家一樣，飽受失業、高通貨膨脹等問題之苦。

1926年，畢蘇茨基發動政變，建立了「薩納奇」（sanacja）政權。在當時屬於波蘭的東加利西亞地區，地主是波蘭人，農民則是白羅斯人或者烏克蘭人，這樣一來，任何重大土地改革都成為不可能。畢蘇茨基上台初期，波蘭依靠出口煤炭和農產品獲得了「繁榮」，大蕭條則使其原形畢露。波蘭農村飽受人口過剩、就業不足、土地碎片化且分配不均之苦。畢蘇茨基死後，波蘭執政者搞了一些工業化，不過這些措施收效甚微。與此同時，雖然波蘭共產黨遭到了嚴厲鎮壓，只能從事地下活動，但是波蘭社會的危機顯然不會就此消弭，波蘭政壇也就隨之向右翼激進化。筆者在《波蘭民族主義的轉變歷程》一文中曾經提及德莫夫斯基（Roman Dmowski），此時此人組織的「國家民主黨」（National Democrats）公開轉向法西斯主義，波蘭的德裔人口轉向納粹，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直接採取暗殺行動，猶太人則轉向猶太復國主義。缺乏社會基礎，畢蘇茨基死後也沒有了「卡里斯馬」的薩納奇政權日益孤立，只能不斷訴諸民族主義。

對捷克斯洛伐克而言，大蕭條雖然有些遲到，但是其打擊持續時間更長，程度更加嚴重。此時該國的農業已經受到了影響。1930年起，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之間爆發了一場貿易戰。蘇台德地區受到的打擊尤為嚴重，該地區德裔居民的民族主義傾向也不斷增強。在危機的作用下，捷克斯洛伐克和歐洲其它國家一樣，出現了社會與政治的「極化」，進而催生了法西斯主義運動，與此同時，捷共的力量也有所增長。

匈牙利蘇維埃失利之後，匈牙利貴族卷土重來，霍爾蒂執掌大權。這些貴族力圖恢復昔日的榮光，對經濟發展並不十分在意，也不很在行。以1914年匈牙利的製造業產出水平為100，1924年的這個數值是65.4，直到大蕭條爆發的1929年，這個數值才達到112.3，而且僅限於輕工業。

大蕭條首先沉重打擊了匈牙利農業：1931年匈牙利農產品價格只有1929年水平的八成不到，到了1932年，更是只有六成左右。1933年，匈牙利工業總產值也跌到了1929年水平的六成左右，同年匈牙利全國的工廠中有四分之一左右停產超過五十天。大蕭條期間，匈牙利的平均收入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三。到了1933年，布達佩斯的人口中有百分之十八被劃為赤貧，匈牙利全國的肺炎發病率達到了百分之十五點二，同年匈牙利的工人失業率達到了百分之三十五點九。經濟危機打擊了匈牙利貴族的統治，造成了政治危機。匈牙利貴族對左翼政治和工人運動自然嚴防死守，這樣一來，匈牙利的法西斯主義就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其代表人物為貢貝什（Gyula Goemboes）和薩洛西（Ferenc Szalasi）。

南歐和巴爾幹各國

從十九世紀起，西班牙的政變和內戰就十分頻繁（Maria Cruz Romeo Mateo, 「The Civil Wars of the 19th Century: An Exceptional Path to Modernization?」 in Nigel Townson ed.,Is Spain Different?,Sussex Academic Press, 2015, pp.42-69），事實上，十九世紀西班牙的自由主義一直仰仗於西班牙軍方的支持來解決政治危機。雖然西班牙並未參與一戰，1917年，也就是俄國十月革命的同一年，西班牙也發生了革命。革命失利了，但是西班牙的政治和社會危機並未就此解除，而是愈演愈烈。1923年，普里摩·德·里維拉（Primo de Rivera）發動政變，執掌大權。大蕭條再次重創了西班牙經濟，並再次引發了社會和政治危機。1930年，里維拉被迫下台，西班牙王室也迅即隨之退位，西班牙建立了共和國。此時，西班牙右翼和他們的歐洲同儕一樣日益轉向法西斯主義，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後，西班牙右翼受到「鼓舞」，加快了法西斯化。里維拉的大兒子何塞·安東尼奧直接在右翼雜誌上發表文章捍衛法西斯主義（毫無疑問小里維拉也捍衛他父親的軍事獨裁）（Payne, Ibid. Chapter 4）。與此同時，西班牙工人的鬥爭也再次高漲：1930年西班牙工人的罷工次數是1929年的四倍，參與罷工人數是1929年的五倍，而因為罷工損失的工作日數量是1929年的十倍，1934年西班牙阿斯圖里亞斯地區礦工發動了起義。新成立的西班牙共和國雖然採取了一些打擊右翼的措施，仍然左支右絀，最後的結果，就是我們已經知道的西班牙內戰。

西班牙內戰期間的海報：和納粹分子戰鬥到底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巴爾幹諸國的社會政治經濟可謂大同小異：除了南斯拉夫王國境內的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外，這些國家的農業都遠勝於工業，這些國家的經濟也因此舉步維艱，並日益由德國控制。這些國家在政治上也普遍由右翼主導。大蕭條對巴爾幹各國的經濟都造成了嚴重打擊。到了1930年代中期，巴爾幹各國普遍建立了右翼獨裁政權，其中一些政權也向納粹日益靠攏。

義大利是歐洲第一個建立法西斯政權的國家。大蕭條也嚴重衝擊了義大利的經濟與社會。不過，把墨索里尼推上台的義大利右翼並未像他們的歐洲儕輩那樣揭竿而起。事實上，義大利保守派人士和商界對墨索里尼的「激進化」頗有杞人之憂（Martin Blinkhorn, Ibid. pp.27）。義大利天主教內的法西斯分子繼續為墨索里尼和梵蒂岡牽線搭橋，他們還成功地讓義大利法西斯財政部門對天主教銀行業施以援手（Blinkhorn, Ibid. pp.39）。

北歐和波羅的海三國

一戰之後，波羅的海三國也和沙俄境內的不少國家一樣發生了革命。值得一提的是，布爾什維克在當時的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的力量頗為強大。英國方面請德國的「自由軍團」（Freikorp，由一戰德國老兵組成的右翼武裝組織，1920年德國卡普政變的幕後推手，並殺害了盧森堡與李卜克內西）鎮壓了拉脫維亞的布爾什維克。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這三個國家的經濟、社會與政治也發生了危機，並分別發生了政變，建立了右翼獨裁政權。

一戰之後，芬蘭也爆發了工人革命。革命失利之後，芬蘭建立了白色政權。但是芬蘭右翼並未就此心滿意足。1929年末到1932年初，芬蘭右翼的拉普阿運動（Lapua Movement）提出了一個凌駕於芬蘭當時法律之上的「拉普阿法」（the Law of Lapua），其主要組成部分，就是對芬蘭左翼的政治謀殺，以及綁架和驅逐。1930年夏天，芬蘭實際上處於恐怖統治中，而當時的芬蘭政府對之聽之任之。不過，芬蘭群眾對拉普阿運動並不買帳，因此，拉普阿運動沒能在芬蘭上台掌權。1932年2月，拉普阿運動試圖發動的政變也以失敗告終。

如前所述，十月革命期間，瑞典工人運動獲得了重大讓步，到了大蕭條時期，在「理性化」等話語的支援下，瑞典反而因此較為穩定（Magnus Ryner, Ibid. pp.74-77）。在這個時期的歐洲國家中，這無疑是一個「另類」。

小結

由於篇幅的關係，本文不能一一詳述歐洲所有國家在大蕭條中的狀況，總而言之，繼一次世界大戰及其造成的戰後危機之後，大蕭條再一次讓所有歐洲國家陷入了深刻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危機。這次危機導致納粹法西斯在一些歐洲國家掌權以及並最終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也就是說，從1914年算起，在短短的十五年之內，歐洲各國被兩次嚴重的危機打擊。大蕭條對歐洲經濟的衝擊是十分嚴重的，但是這還不是最嚴重的。

如果說一戰引起了全歐洲範圍內的精神危機（參見Bud Burkhard,French Marxism between the Wars,Humanity Books, 2000），大蕭條的來臨無疑更是當頭一棒，英國工黨中的自由主義者斯蒂芬·哈塞勒（Stephen Haseler）的這段話描繪的不僅僅是當時的英國，也是當時的歐洲，甚至當時的世界：

資本主義似乎到了最後關頭：既存政治體制對資本主義體制的危機無能為力，而這個體制製造了如此之高的失業率，如此嚴重的貧困和悲慘狀況。（Stephen Haseler，The Tragedy of Labour,Basil Blackwell, 1980, pp.91）

附記

為行文方便起見，以下內容沒有一一加註，特此說明。

中東歐部分資料，來自Joseph Rothschild,East Central Europe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4.

巴爾幹部分資料，來自Stavrianos,The Balkans since 1453,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0, Chapter 32-36.

西班牙部分資料，來自Francisco Romero Salvado and Angel Smith ed.The Agony of Spanish Liberalism,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p.6; Francisco Romero Salvado,Spain 1914-1918, Between War and Revolution, Routledge, 1999; Stanley G. Payne，Fascism in Spain 1923-1977, Chapter 3;及（Paul Preston,The Coming of Spanish Civil War,Macmillan 1978, pp.17, Chapter 4.

芬蘭部分資料，來自Hans Rogger and Eugen Weber,The European Righ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芬蘭部分（by Marvin Rintala）

德國部分資料，來自Eric D. Weitz,Weimar German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152-153, 161.

奧地利部分資料，來自Janek Wasserman,Black Vienn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英國資料，來自Thomas Linehan,British Fascism 1918-1939,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0，及Martin Pugh,We danced all Nights,Vintage, 2009.

北歐和波羅的海三國資料，來自Ronald Suny,The Revenge of the Pas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54&57，及Nigel H. Jones,Hitler’s Heralds,Dorset Press, 1987, Chapte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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