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瘟疫啟示錄丨HIV:一個被污名化的疾病,溯源用了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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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博

1980年秋天,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助理教授、免疫學家麥克·戈特利布注意到,他的五個病人得了同一種怪病。這是一種真菌肺炎,由本來無害的「卡氏肺孢子蟲」引起。而且,病人嘴裡黏黏糊糊,因為口腔念珠菌過度繁殖。

根據檢測,五位病人的T淋巴細胞數目極低。而且,他們都是同性戀者。

戈特利布寫了一篇短文,《新英格蘭醫學雜誌》願意發表,但要等好幾個月,於是他轉投《發病率與死亡率周報》,1981年6月5日出刊——《肺孢子蟲性肺炎,洛杉磯》。戈特利布寫道,這種病的趨勢令人困惑,而且兇多吉少,但他無法推測病因。

即將殺死全球四千萬人的惡靈,愛滋病,首次現身;而它的源頭,二十多年後還籠罩在迷霧之中。而輿論早先賦予感染者的污名,尚未被洗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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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發病率與死亡率周報》上關於愛滋病(當時還不叫愛滋病)的正式記載

零號病人是他嗎?

戈特利布文章發表一個月後,《發病率與死亡率周報》又登了紐約皮膚病醫生弗裡德曼-基恩的論文:年輕的同性戀男性人群中發現了罕見的卡波氏贅瘤;有些病患還得了卡氏肺孢菌性肺炎;8人死亡。

與此同時,邁阿密報告了20位海地移民的卡氏肺孢菌性肺炎、口腔念珠菌病和卡波氏贅瘤,10人死亡。

綜合以上事實,醫學界認為出現了一種新的疾病,像免疫缺陷,而且和同性戀有關(盡管海地移民自稱是異性戀,當時醫生懷疑他們撒謊)。1982年9月,《發病率與死亡率周報》將之命名為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症AIDS(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很快,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調查了全國40名患病的同性戀者,將他們的性伴侶了解清楚,畫了一張關係圖。每個人是一個圓圈,如果和他人有關係,則兩個圓圈有交集。

圖的中心是一個圓圈,和其他8個圓圈交集;圓圈上寫著「0」,他串起了整個關係網。這就是後來被寫進無數暢銷書的「零號病人」:蓋坦·杜加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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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加斯是一位英俊的放蕩不羈的加拿大空服,飛行穿梭於北美各大城市。他自己估計可能有2500個伴侶。生命最後幾年,他得了卡波氏贅瘤,還患有肺孢子蟲肺炎等等。

杜加斯死於1984年3月,CDC調查報告正好問世。調查非常出色,公眾一時也相信找到了「零號病人」。但病因還不確定。調查報告認為是一種類似於乙肝病毒的病原體。

因為有血友病人患上了愛滋,科學家猜測病原是一種病毒。因為血友病患者所需血液要過濾,只有病毒才不會被濾掉。科學家猜測,這是一種在人身上極少見到的逆轉錄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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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5月的《科學》雜誌發表了兩個獨立團隊找到的病毒。一年後又有獨立團隊提交報告。三個來源得以統一,1986年定名HIV。

病源仍不清楚。杜加斯一個人導致美國愛滋病流行嗎?但病毒不會無中生有。海地移民中的異性戀病人,又如何解釋?

科學家沒多久就發現,杜加斯並不是零號病人。1977年死亡的格蕾特·拉斯克,是一位在紮伊爾工作過的丹麥外科醫生,她曾表現出典型的愛滋病症狀。1986年她的血樣中檢測到了HIV-1。這暗示:杜加斯、海地移民、丹麥大夫,都不是源頭,只是中間鏈條。

污名化擋不住蔓延

今天,在美國,因HIV而死亡的白人幾乎為零;愛滋病也在很多發達國家「脫敏」,病人受到較為公正的對待。但剛出現時,愛滋病猶如恐怖片主角,嚇壞了不明真相的公眾。患者被大肆污名化,絕望無助。

媒體起初的報導往往渲染愛滋病的致命,使用強烈感情色彩的語言。愛滋病被冠以「新瘟疫 」、「超級癌」、「惡魔」等稱號,讓美國社會談艾色變。

1980年代初,歐美的HIV感染就已從特定群體蔓延到了所有人,但媒體起初的報導將之稱為「男同性戀相幹免疫缺陷」,還使用「同性戀癌」一詞。讓同性戀人群惶惶不可終日。

生命最後歲月裡,杜加斯日漸消沉,但私生活愈發放縱,似乎是為了報復。在舊金山的公共浴室,他經常打亮燈,露出病變位置,告訴剛發生關係的陌生人:「我得了同性戀癌,要死了,你也快了。」

在很大部分人口是虔誠信徒的國家裡,「同性戀癌」患者被很多人蔑視。還有人聲稱「愛滋病是對性解放運動的懲罰」。因此,借著歧視愛滋病人,可以表達對同性戀和性解放運動的憎恨。

抗艾宣傳,強調人們應該對伴侶忠誠,變相給HIV感染者打上濫交和異端的標簽,卻沒有足夠警示「高危人群」之外的普通人。

把某個群體與病毒緊密聯繫,當然是不公正的,一方面對這個群體缺乏尊重;另一方面也扭曲了對病毒的認知。

1980年代末,著名學者蘇珊·桑塔格對愛滋病污名化現象感到驚奇,寫下《愛滋病及其隱喻》一文,批判社會把種種妖魔化想像移到了愛滋病上。蘇姍·桑塔格說,疾病作為隱喻,象徵了人格缺陷和道德瑕疵:「疾病最令人恐懼的,不是喪失生命,而是喪失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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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珊·桑塔格,後來著有另一部代表作《疾病的隱喻》

比起恐懼病情本身,很多患者更恐懼他人射來的歧視眼光。歧視導致孤立,讓人害怕檢測,使得愛滋病的調查難以進行。一些已經檢測出愛滋病毒的攜帶者,逃避醫生,直到發病才不得不去治療。

1990年代有美國學者研究總結說,愛滋歧視不僅讓HIV感染者羞愧和內疚,讓社會不公正地對待他們,而且造成感染者懼怕歧視,拒絕治療,從而造成了更廣泛的感染,妨礙了有效防控。

歷史上一次次大瘟疫的啟示是:社會很容易因為災難而陷入非理性,民眾需要對災難的簡單解釋。而同性戀者在1980年代就成了替罪羊。歐美借此興起了排斥同性戀群體的狂潮。如果說瘟疫是天災,歧視就是人禍。

我們要反覆告訴自己,病毒溯源是理性又艱難的過程,歧視和推卸責任毫無意義。

確定了起源地和起源物種

1980年夏天,一位學獸醫的研究生菲麗絲·卡吉發現,哈佛大學下屬的靈長類研究所裡,有些圈養的亞洲獼猴死於神秘的免疫雜亂疾病。1985年,她和她的導師團隊發表文章,證明猴子身上的新型逆轉錄病毒與HIV關係密切,後來定名為SIV(類人猿免疫缺陷病毒)。

任何其他種群的獼猴身上都找不到SIV,由此卡吉判斷,病毒來自研究中心其他的猴子。隨後卡吉在非洲綠猴身上找到了SIV。這是一種分布廣泛,包括好幾個大類的草原猴。

隨後發現,野外和各個研究中心的非洲綠猴大概一半都攜帶SIV,但是它們並不發病,這就表明,病毒與非洲綠猴和平共處或許幾百萬年了。

HIV和SIV相近但明顯不同。卡吉從非洲獲取一批人和猴子的血樣,從中找到了一種介於HIV和SIV之間的病毒,來自塞內加爾一位性工作者。這份病毒與SIV更加接近。科學家由此猜測,人感染的HIV類病毒不止一種。果然,卡吉參與的國際合作團隊,又從一個幾內亞比紹病人的血樣裡檢測到HIV病毒,但與美國版本不同——HIV-1是全球矚目的大瘟疫,HIV-2只是西非一種相對不太兇惡的地方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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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顯微鏡下的HIV-1

HIV-2的來源很快搞清了。1989年發表的一篇文章說,來自非洲煙熏白眉猴(與非洲綠猴毫無關係)的SIV,很像HIV-2和獼猴SIV。文章寫道:「在過去的30-40年內,西非煙熏白眉猴或近親物種的SIV成功感染人類,並進化成HIV-2。」

但人們更關心HIV-1。1980年代後期,馬麗娜·彼特斯的團隊在加蓬測量了36隻保護圈養的黑猩猩,發現黑猩猩也攜帶SIV病毒,且與HIV-1更相近。1989年的這篇論文暗示HIV-1可能來自猩猩。但論文影響力不大。因為全世界的圈養黑猩猩,一共只有三例發現SIV,不能排除是接觸了猴子導致。

與此同時,臭名昭著的HIV-1被分析為三個家族,傳遍全球的愛滋病,只是其中一個家族中的一個小支系。而HIV-2則被拆成9個家族。

以上12個家族的愛滋病毒的迥異意味著,HIV不止一次地從猿猴傳給人。獨立的獸傳人事件,至少發生過1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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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既然這種感染如此容易,為什麼只有一次造成了大瘟疫?1980年的HIV-1,又是何時出現在人體內?

1998年,洛克菲勒大學得到一管血樣,來自1959年的剛果首都利奧波德維爾。從中找到了HIV-1,而且是一種更古老的類型。不久後又有驚人發現:在1960年的同一城市取樣的一份淋巴結樣本,也發現了HIV-1,但跟1959年那份有不同。根據計算,兩份樣本的共同祖先,可以追溯到1908年左右!

科學家必須去熱帶雨林裡找源頭了。2000年後一種新發明,可以從剛排出的猩猩尿液裡監測病毒抗體。於是,科學家跟蹤著名的坦桑尼亞貢貝黑猩猩種群(因為珍妮·古道爾的長期研究,這群黑猩猩對人不那麼警戒),並確定野外黑猩猩身上有SIV抗體。隨後,對喀麥隆東南部(緊挨剛果)的猩猩的調查表明,它們攜帶的SIV病毒與HIV-1關係更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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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對在坦桑尼亞貢貝國家公園內的雌性黑猩猩及初生猩猩,猩猩媽媽證實帶有猿猴免疫力缺乏病毒SIV。圖片來源:資訊時報

尤其從一隻編號LB7的猩猩上分離出來的病毒,與HIV-1如此相像,以至於當電腦顯示結果時,科學家們感到震動和欣喜:「這些結果不是編出來的,太過美好了!」

更多證據鞏固了他們的發現:HIV-1的疫源,就在喀麥隆東南部的森林裡。2006年7月,《科學》發表了這一結論。

尚未結束的溯源

尚未結束的歧視

1980年來,世界各地醫療檔案裡陸續發現了早期疑似病例,一些證實了,一些被否認了。比如1959年死去的一個英國人,症狀很像愛滋病;他保留在石臘裡的組織,1990年檢測發現HIV-1陽性。但幾年後復查,發現病毒基因過於現代,很可能是由於樣本污染。

還有1990年代一本調查愛滋病源頭的暢銷書,認為1957-1960年,剛果大規模推廣服用小兒麻痹症疫苗可能是瘟疫的源頭,因為醫生在疫苗培育中使用了黑猩猩的腎臟。但後來證明,1908年左右病毒就開始在人群中分化了。

這說明,即使證據看似充分,病毒溯源仍是一件容易出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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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HIV-AIDS世界地圖。圖片來源:WHO

近四十年的考證和排除後,科學家猜測,以下一種愛滋病起源的說法可能更接近事實(需要提醒的是,假想傳播鏈條中還有很多空白):

SIV存在於猿猴體內已幾百萬年,涉及白鼻長尾猴、綠長尾猴、紅冠白尾猴、爾氏長尾猴、太陽尾猴……還有黑猩猩。幾百年前,某隻捕食猴子的黑猩猩身上,混合了紅冠白尾猴的SIV和大白鼻紅尾猴的SIV——兩種病毒重排出一種新病毒,比黑猩猩早已適應的SIV更致命,會讓一些黑猩猩死掉,這就是HIV-1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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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愛滋病病毒的起源

一百幾十年前,剛果河上遊雨林裡,獵人殺死了一隻黑猩猩(這種肉類貿易迄今仍存在),在捕獵,或處理、搬運屍體時,人的傷口碰到了猩猩的血液。獵人將病毒傳給了他的村落。彼時彼處,人的壽命不長,所以病毒沒有大肆作怪。通過船運貿易,病毒傳到了剛果河下遊,在新興城市利奧波德維爾繁盛和擴散,當地男女比例是10:1,有很多性工作者。病毒從這裡傳播到非洲各地。1920年代,歐洲人在剛果推廣注射醫療;此後幾十年,由於條件所限,欠缺消毒的針頭加劇了傳染(再次提醒,以上包含科學家的猜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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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剛果(金)的維龍加國家公園,人們抬起一隻被殺害的山地大猩猩的屍體(2007年7月24日攝)圖片來源:新華社

幾十年來,HIV-1不斷分化,最大的M組出現多個支系。其中一支,有幸(對於人類則是不幸)在1960年代跳到了海地。可能是因為1960年剛果獨立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派遣了幾千名海地人去剛果援助,很多人在當地結婚,後來返回海地。

根據1980年代的血樣,553名海地貧民中有驚人高比例的HIV陽性。推算是1966年前後,某個HIV攜帶者在海地人中迅速傳播了病毒,很可能是因為當地發達的賣血產業。病毒隨著血液制品蔓延全球。有研究暗示,1966年就有一位美國少年通過同性性行為獲取了愛滋病毒。更確切的證據表明,最晚在1969年,海地血液裡的的愛滋病毒就感染了美國人。無論如何,洛杉磯病人在1980年走進麥克·戈特利布的診所前,愛滋病已經在美國悄悄流行了十幾年。

作為一次卷席全球的瘟疫,愛滋病的背後,是全球化時代的人口交流帶來的風險。瘟神無孔不入,不分種族,沒有國界,沒有哪一個群體可以豁免。謠言和歧視,無助於戰勝瘟疫,只有傷害病人。

據聯合國2018年統計,已有2960-4080萬人死於愛滋病,有3790萬人攜帶愛滋病毒。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指出,直到今天,對患者的羞辱和歧視仍存在於世界的很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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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科技日報文中圖片除註明外均來自網路


編輯:陳可軒

審核:王小龍

終審:冷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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