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醫藥改革開放的歷史舞臺上，有一個旗手叫崔月犁

當年，崔月犁並不知道他主持的「衡陽會議」對中醫會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他只是想為繼承和發展中醫做些事情而已。他提出 「振興中醫」的響亮口號，以鼓舞中醫界的同志，並用他特有的「言必信，行必果」的辦事風格，開始了振興中醫之旅。

就像崔月犁預料的，中醫工作是一件很麻煩的工作。最麻煩的一件事是恢復中醫的「廟」——中醫醫院。

經過「文革」十年，中醫的「廟」大部分已經名存實亡。集體所有制的中醫醫院的名老中醫被當成封建社會的遺老遺少遣送老家，隨著他們的被遣散，大部分中醫醫院垮臺了。

僥幸生存下來的170所中醫醫院中，絕大部分是西醫當家。振興中醫的第一項工作便是把中醫的「廟」重新搭建起來。搭「廟」有兩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糾正現存中醫醫院的辦院方向，把它們辦成名副其實的中醫醫院；另一方面是建設更多的中醫醫院。為了糾正中醫醫院的辦院方向，對現有的醫院領導班子也必須做適當調整。這是崔月犁遇到的第一個困難，也是最棘手的問題。

本來，中醫醫院裡應該是中醫藥人員當家，就如西醫醫院無可厚非的是西醫當家一樣。可是，時間拉回到三十年前，對醫院領導班子的結構調整十分不易。調整觸及了已經在中醫醫院領導崗位上多年、但並不適合領導中醫的非中醫人員的切身利益。「中醫‘擠位子’」和「排斥中西醫結合」之說也由此而起。那頂「排斥中西醫結合」的帽子一旦扣下來，就再也沒能摘下來。

崔月犁在這些「帽子」面前，從來沒屈服，崔月犁在不同場合一再重申，他支持中西醫結合，但是堅決反對用西醫的方法改造中醫。

對於中醫、西醫和中西醫結合之間的爭論，崔月犁特別強調「學術爭論要心平氣和，擺事實，講道理，展開爭鳴。」

他說：「做中醫工作，一要有志氣，二要有骨氣，是成就大家珍惜，是問題不要回避，有些地方中醫工作沒有搞好，就不要老唱讚歌。」

在恢復和建立全國的中醫醫院同時，崔月犁花了更大的力量解放老中醫。用崔月犁的話說，光有「廟」不行，還得把各路「神爺」請回來。新中國成立以來，中醫教育的主要方法是師帶徒，中醫從來沒有教授頭銜，不能進正規大學。衛生部沒有權力評教授，這些權力歸屬教育部。

為了發揮名老中醫的特長和積極性，崔月犁和教育部協商，要了一些教授名額，用這些名額給全國的名中醫封了教授，從此，中醫有了第一批老中醫教授。有了教授的頭銜，才有相應的薪水待遇，也可以名正言順地到中醫藥大學來授課。

搭起了「廟」，請回了「神爺」，辦事情還要有資金。當時，要求各省市地方財政支持中醫幾乎沒有希望，崔月犁決定到國務院去要錢。

（78）56號文件是崔月犁的「尚方寶劍」。在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崔月犁匯報了中醫的現狀，關於中醫的數據都在他的腦子裡，他提出國家應該對中醫建設增加專項撥款，他要2億元人民幣。這個數讓當時的財政部負責人十分為難，他說，拿不出這麼多錢，給你6000萬吧。崔月犁說，6000萬太少了，能做什麼事？兩人各持己見，最後國務院總理拍板，同意給崔月犁1個億。

1個億在當年是個什麼概念呢？根據1982年財政部長王丙乾在第五會議上所作的「關於1982年國家預算執行情況和1983年國家預算草案的報告」，那時中國的年度財政收入約為1100多億元。全國的衛生經費只有30億元。在國家很窮的條件下，從國務院能爭取到1億元的中醫經費非常不容易。

拿著國家的撥款1個億，崔月犁找到部分省領導。他對省領導說，你看我這裡有一筆中醫專項款，如果你省裡出1塊錢，我就給你同樣數量的錢。省裡很高興，有了省裡的承諾，崔月犁對市（縣）領導說，如果你們出一塊錢，省裡和部裡各出一塊錢，市（縣）領導也覺得劃得來。

這樣，崔月犁用申請到的1個億的資金調動了地方財政的2個億，除了用於縣以上中醫醫院的建設，其中一部分資金用在了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的建設上。

在推進中醫立法和爭取黨中央國務院對中醫的支持方面，崔月犁也起到了關鍵作用。

1982年，他收到了彭真寫的信，彭真要他好好抓中醫。之後，彭真又派時任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副主任的王漢斌來和崔月犁專門商討從法律上保護中醫的問題。經過人大的討論， 「發展現代醫藥和我國傳統醫藥」，被正式寫入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章總綱中的第二十一條中。從此，中醫的「廟」和西醫的「堂」一樣，受到國家法律的保護。

1985年，國家計委撥出5億元用於改建擴建醫學院校附屬醫院，崔月犁指示從中拿出1.5億元給中醫藥大學的附屬醫院，加強中醫實習基地的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