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兒童身上試驗「禁術」，被同行聯名驅逐出醫學界，多年後終成巨擘

導 讀

希臘神話裡，普羅米修斯因為幫人類偷火而被懲罰，被拴在一塊巖石上，禿鷲每天啄他的肝，到了晚上他的肝又會恢復原樣。

托馬斯·斯塔茲就是像這樣一個神話般的醫生角色。他從事的是大家都認為不可能成功的肝移植手術。

為了研究，他在健康的狗身上完成了成百上千例，清楚掌握了對健康的動物施行手術的情況。

然而，當手術被應用到人體上，他的患者們都走向了死亡，其中有很多是兒童。

死亡陰影的籠罩下，醫生同行們視肝移植為禁術，聯名請願要求把斯塔茲驅逐出醫學界，並稱他為「殺人犯」。

在孤獨又漫長的凝血與免疫抑制劑研究過程中，斯塔茲看著眼前的患者相繼死去。

他的研究卻穩紮穩打，一步一個腳印，最終探索出肝移植手術的真正奧義。

1992 年的自傳裡，這位看似無情冷漠的「肝移植之父」寫道，他其實很討厭做手術，並為每次手術前的準備感到害怕不已……

本文作者：約書亞·梅茲裡希

Joshua Mezrich

神奇的肝臟

1926 年 3 月11 日，托馬斯·斯塔茲出生在艾奧瓦州的勒馬斯。他在大蕭條的陰影下成長起來，因此培養了艱苦工作的信念，能夠埋頭苦幹數小時。

1947 年，他進入芝加哥的西北大學醫學院學習，之後又在約翰斯·霍普金斯醫院實習了四年。接下來的兩年，他去了邁阿密大學的傑克遜紀念醫院（Jackson Memorial Hospital ）。

那段時間，他做了接近兩千例手術。他還設法建起了自己的實驗室，從這裡開始，他開啟了自己探索肝臟的第一個研究項目。

圖源：托馬斯·斯塔茲紀錄片截圖

對於 1955 年的肝硬化和食管出血患者來說，並沒有太多可選擇的治療方案。一些手術可以轉移肝臟周圍的血液，把腸道流出的血液直接送回心臟。斯塔茲受邀參與了邁阿密的一例這類手術。

在這個病例中，他驚訝地發現，血流繞過肝臟後，患者的糖尿病就痊愈了。斯塔茲對這一現象很著迷，他決定在動物身上研究一下。

他把醫院附近的一個空車庫改造成了實驗場地，從醫院裡「借」了相幹儀器設備， 並委派自己的妻子和附近的一位居民來照顧動物。實驗狗來自城市流浪狗收容所。他們向分泌胰島素的胰腺細胞（胰島 B 細胞）注射化學藥物，使狗患上糖尿病，然後對狗做肝臟旁路手術。

萬萬沒想到，狗的糖尿病……加重了。

斯塔茲感覺，要想徹底驗證自己的假設，需要把狗的肝臟完全摘除，於是他設計了一種全肝切除術。當然，結局是狗最多能存活一天，但這成為斯塔茲向肝移植之路進發的第一步。

「肝切除術最重要的影響是，我意識到，在原本的肝臟被切除後留下的空間裡，可以裝上一個新的肝臟（我以為這事很簡單），」他之後在自己的回憶錄《組裝人》裡這樣寫道，「實際上，有了肝切除術，肝移植的一半已經完成了，剩下的一半就是把新的肝臟縫合上去。」

這一刻，他淪陷了。

交流迸發新靈感，半路出家的腎移植醫生

在邁阿密待了一段時間後，1958 年，斯塔茲返回了西北大學。

他知道自己志在肝臟，但雖然自己有手術天賦，做手術這件事對他來說卻是折磨，他更偏愛研究工作。在西北大學培訓期間，他在實驗室裡給狗做過肝移植（沒有助手）。所有狗都死了。這個結果比他想像的還要糟糕。

在獲得了幾筆國家經費後，斯塔茲離開了，因為他接觸到了幾個同樣在探索肝移植的研究者。

差不多同一時期，布萊根醫院的摩爾也把注意力轉向了肝臟。他組織了一個團隊，在狗身上做了許多次肝移植手術。他的早期嘗試也失敗了，因為要取出肝臟，需要把腔靜脈和門靜脈夾住，狗沒能挺住。

對這個問題，斯塔茲和摩爾提出了同樣的解決方案。他們用塑膠管把下肢的血液分流到頸靜脈，然後流回心臟。用這種方法，當夾住腔靜脈時，血液會繞過夾住的靜脈，從另一條路進入心臟。

這個問題解決後，兩個團隊都成功在狗身上實現了肝移植，並慢慢改善存活率。盡管所有移植的肝臟在大概一周之後都會被排斥，但這一周裡的實驗室數據很正常，這說明肝臟在正常運作，而狗的行為也沒有問題。

肝移植手術中的托馬斯·斯塔茲

（圖源：Youtube 視訊截圖）

摩爾在美國外科學會（ASA）年會上展示了布萊根的實驗數據。他在描述肝移植時稱之為「開創性的」，—直到斯塔茲站起來討論摩爾的文章。

斯塔茲是這樣回憶的：我們有 18 隻狗存活了 4 天以上，其中一隻存活了 20.5 天。我認為我們領先於波士頓的團隊。

大家在這類全國性學術會議上互相分享觀點，慢慢地，斯塔茲成了肝移植方面公認的核心人物。而正是在 ASA 的會議上，斯塔茲第一次聽說，有一種叫作 6-巰基嘌呤的化學免疫抑制劑正在實驗。

他明白，化學免疫抑制劑是移植下一步的方向，為了使人體肝移植成為現實，他要先掌握腎移植，然後利用化學免疫抑制繼續推進。

1961 年 12 月，斯塔茲搬到了丹佛，擔任丹佛退役軍人事務部醫療中心的外科主任。到任三個月內，他施行了自己的第一例腎移植手術。

他很聰明地選擇了一對同卵雙胞胎：他覺得必須向當地的醫生和醫療界證明自己的價值，至少要有一次成功的經歷，方便自己以後（20 世紀 60 年代）一頭紮進免疫抑制研究的瘋狂世界裡。

斯塔茲像一列貨運火車一樣飛速前進。

斯塔茲認識到，聯合使用硫唑嘌呤和高劑量類固醇，效果優於單獨使用硫唑嘌呤。龐大的手術量，推進新方案不受約束順利通過的能力，以及完整記錄手術結果的習慣，這些使斯塔茲對移植的發展發揮了重大作用。

腎移植成功後，斯塔茲知道，是時候著手臨床肝移植了。

失敗的兒童試驗，死亡總是降臨

1963 年 3 月 1 日，托馬斯·斯塔茲嘗試進行首例人體肝移植。接受者是本尼·索利斯，一個不幸患有先天性膽道閉鎖的 3 歲男孩。這類患者無法形成膽總管，意味著膽汁不能從肝臟流進腸道中。

在那時，被診斷為膽道閉鎖基本等同於判了死刑。

斯塔茲見到小本尼時，他只有 3 歲，皮膚發黃，腹部因腹水而腫脹，由於門靜脈血無法流過硬化的肝臟，於是形成了腹壁曲張靜脈團塊。好像這樣還不夠似的，本尼的肝功障礙太過嚴重，他的血液裡完全沒有凝血因子。

遇到本尼時，斯塔茲已經在狗身上做過 200 次肝移植了，他用潑尼松和硫唑嘌呤作為免疫抑制劑，取得了不錯的短期存活率。

使用同樣的免疫抑制劑組合，他還在人身上做了 4 次非同卵雙生的腎移植手術，到那時候，這 4 例手術的移植物已經正常工作了至少 4 個月。

用斯塔茲的話來說就是：

「我們提前做的事情根本無法為這個艱巨的任務做好準備。僅開腹就用了幾個小時。由於壞掉的肝臟阻塞了門靜脈，我們切開的每寸組織裡面的小靜脈都承受著高壓。

雪上加霜，本尼的血液無法凝固。在他的血液裡幾乎檢測不到凝血所需的化學物質和其他因子。我們拼命止血的時候，本尼因失血過多而死了。

他們把他從這個曾經滿懷希望的潔淨之地帶到了陰冷臟亂的停屍房，在那裡進行的屍檢並沒有解開這次手術失敗的原因。外科醫生們在手術室裡待了很久，坐在手術臺周圍的矮凳上，看著地面，不發一言，直到清潔工來打掃。

我們要為下一個病例做好準備。」

肝移植手術中

（圖源：托馬斯·斯塔茲紀錄片截圖）

3 歲的本尼·索利斯的生命終止在了手術臺上，但手術中出現的挑戰並沒有嚇退托馬斯·斯塔茲。他招募了一位凝血專家加入自己的團隊，並提出一條新策略，在手術過程中註入人體凝血因子。

斯塔茲在下一次移植手術中應用了這項技術——1963 年 5 月， 他為一名原發性肝癌男性患者進行了肝移植。手術很成功，患者第二天醒來時，肝臟運轉正常，漂亮的金色膽汁從手術插入膽管中的管道裡汩汩流出。

不幸的是，血液在塑膠管裡形成了血栓，並進入了患者的肺部。手術後第 22 天，這位患者去世了。在這一年，斯塔茲還成功施行 3 例肝移植手術，但這些患者最終都因凝血問題而死亡。

肝移植技術被禁止，心懷使命矢志不渝

1963 年 9 月，摩爾帶領他的團隊加入了這場「戰鬥」，他們在布萊根醫院完成了團隊的首例肝移植手術。接受移植的是一名 58 歲的結腸癌患者，他挺過了手術，但在術後第 11 天因肺炎和肝臟感染而死。

1963 年到 1965 年，摩爾和他的團隊在兩名成人和兩名兒童身上完成了 4 例移植手術。這些患者無一存活。

不久， 由於醫生們自發禁止了肝移植，這項手術的臨床實踐在全世界停止了。

無疑，這些失敗讓斯塔茲非常失望，但絲毫沒有動搖他實現肝移植的信念。他心懷使命，矢志不渝。他知道會有傷心的時候，他知道同行會抱怨、抗議，但這些都不能阻止他。

那時，他已經在狗的身上完成了成百上千例肝移植手術，非常清楚對健康的動物施行手術的情況。他也很清楚在人體手術中，需要解決凝血和感染的問題。他開始在實驗室轉向對這些問題的研究。

恢復肝移植手術前 3 個月，他決定隻選擇兒童患者，因為丹佛的兒科部門支持他的工作，但成年患者的醫療團隊並不配合。這不是斯塔茲第一次吃到醫療團隊的閉門羹，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將要接受肝移植手術的兒童

（圖源：托馬斯·斯塔茲紀錄片截圖）

1968 年 4 月 17 日，斯塔茲公布了肝移植禁令解除後他進行的前 7 例移植手術的數據。其中，4 名患者在 6 個月內死亡，但剩餘的 3 名患者還活著。

一名是 16 歲的特裡，在手術後存活了一年多，甚至重新回到了高中，直到腫瘤復發。

一名是 2 歲大的膽道閉鎖患者蘭迪。術後，蘭迪出現了慢性排斥反應，他 4 歲半時進行了再次移植，但在手術中死亡。

當時報紙上對於托馬斯·斯塔茲肝移植手術的報導：「所有接受肝移植手術的孩子年齡都小於 2 歲。」（圖源：Youtube 視訊截圖）

1969 年，斯塔茲終於取得了長期成功——患有膽道閉鎖的孩子金伯利，手術二十二年後仍然健在。

斯塔茲直言道：「殘酷的結局難以避免。對晚期肝病患者來說， 肝移植是可行但不切實際的治療方案。」

手術的不良結果仍然讓他負擔沉重：

「不論是早期試驗的失敗，還是之後出現的死亡，都不能說明肝移植會致死。向我們尋求幫助的這些危重症患者，早已被判了死刑。

直到現在，我還會收到這些患者的父母或其他家人的來信。手術的反對者們總是說，這些手術剝奪了孩子們死亡的尊嚴。但他們的父母相信，與疾病鬥爭對孩子們來說就是一種榮耀。」

生命的火花：全新的免疫抑制劑

對於移植來說，如果 20 世紀 60 年代是一個前途無量、充滿成績和希望的時代，那麼 20 世紀 70 年代就像一場黑暗的大屠殺，偶爾出現幾絲光亮。

在那十年裡，雖然也有其他一些團隊做過肝移植，但基本都是曇花一現，大多數肝移植手術都是斯塔茲和卡恩的團隊完成的，其中又以斯塔茲的團隊居多。

與世界各地的腎移植醫生一樣，斯塔茲在移植中使用的是三重藥物療法：硫唑嘌呤、類固醇和近期開發的一種細胞免疫抗體（也就是抗胸腺球蛋白，ATG），但患者還是會因為排斥或更常見的感染而死去。

要點燃這場燎原之火，需要一點火花：新的免疫抑制劑。

如果說斯塔茲進入肝移植領域，是因為他被肝臟這個器官以及移植手術的龐雜性吸引（還有對個人使命的追求），那麼卡恩涉足肝移植就是因為他對免疫的熱愛。

當卡恩最終把環孢素引入腎移植中，斯塔茲也找到了突破口，想知道這是否是他們苦苦找尋的火花。

他在腎移植中實驗了幾次環孢素後，很快開始了肝移植。

這個任務並不容易。那時候，他快要離開丹佛了，因為領導和同事們已經對斯塔茲和他要做肝移植的瘋狂要求失去了信心，他們也不會支持這項花銷不菲但註定失敗的試驗。

但斯塔茲還是堅持了下來，並且從 1980 年 3 月開始做肝移植試驗。到 1980 年 9 月，他已經完成了 12 例肝移植，其中 11 例存活了一年以上。

接受斯塔茲手術後成功存活的患者 Larry Kramer

（圖源：托馬斯·斯塔茲紀錄片截圖）

1981 年，斯塔茲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上發表了自己用環孢素做肝移植的一年期隨訪結果。那時他已經去匹茲堡了，也終於開始相信肝移植或許不僅僅是實驗性療法。

但他在匹茲堡做的頭 4 例肝移植，患者在術後 4~22 天都死了。不過緊接著幸運就降臨在了斯塔茲和患者身上。接下來的 22 例肝移植手術，有 19 名患者長期存活，之後，存活者的數字不斷翻番。

1983 年，環孢素終於獲得 FDA 批準，移植界將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

同年，在美國衛生局局長的助推下，肝移植被認定為醫療服務，而不是實驗性療法。最終，保險公司將這一手術納入覆蓋範圍。

終章

如果這是一部電影，現在的鏡頭應該是，隨著片尾字幕的滾動，斯塔茲慢慢走入落日餘暉中，功成身退，但他並沒有這樣做。他想培養出下一代移植外科人，而且他還有很多別的器官要研究。

那時候全世界的移植中心仍百裏挑一，因此斯塔茲所在的醫院接收患者的數量猛增，甚至有一年，他移植了 500 多個肝臟。幾乎美國所有肝移植中心，往上推一兩代都能溯源到斯塔茲。直到現在，移植領域的許多領頭人還是斯塔茲的弟子。

對許多人來說，他是神話一般的存在， 是他們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導師。

圖源：托馬斯·斯塔茲紀錄片截圖

1991 年，斯塔茲在自己 65 歲的時候收起了手術刀，宣布不再做手術。放下手術刀後，斯塔茲又活了二十五年，那段時間，他每天都在繼續工作，研究抑制免疫。

曾在「師父」手下訓練的土耳其外科醫生蒙西·卡拉約格魯（Münci Kalayoğlu ）說：「看著斯塔茲博士……（移植）不像是手術，而是藝術。」

本文摘自中信出版集團·見識城邦《當死亡化作生命：一個移植外科醫生的手記》

一次對現代移植世界的近距離觀察，一部鮮為人知的移植外科不完全醫學史。幾代醫者負重前行，不斷探索戰勝疾病的道路。

作者：約書亞·梅茲裡希（Joshua Mezrich）

策劃：carollero

題圖來源：Youtube 托馬斯·斯塔茲相幹報導視訊截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