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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譯文君重讀了蘇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隱喻》，愈發覺得這本書有深刻的現實意義。這是一本薄薄的小書，實際上由兩篇文章組成：《作為隱喻的疾病》和《愛滋病及其隱喻》。
以文藝批評和小說創作見長的蘇珊·桑塔格，並非突然對疾病產生了興趣，而是因為自己患病的切身體驗。「她曾身患癌症，在持續數年的治療之中，她不僅忍受疾病本身帶來的痛苦，而且更得承受加諸疾病之上的那些象徵意義的重壓。」（《疾病的隱喻》譯者卷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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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 7 月，桑塔格躺在紐約 Mount Sinai Hospital 的病床上
所以，蘇珊·桑塔格創作《作為隱喻的疾病》的目的非常明確。她開門見山地說：「我的觀點的是，疾病並非隱喻，而是看待疾病的最真誠的方式——同時也是患者對待疾病最健康的方式——是盡可能地清除或抵制隱喻性思考。」
蘇珊·桑塔格對「隱喻」的理解，來自柏拉圖的「以他物之名名此物」，通俗地說，就是以修辭的方式指鹿為馬。至於「疾病的隱喻」，具體指什麼呢？
還記得前段時間剛剛斬獲奧斯卡小金人的韓國電影《寄生蟲》嗎？片中金基澤一家設計陷害樸社長家裡的保姆，就是利用她對水蜜桃過敏的特點，讓她劇烈地咳嗽。金基澤順勢從垃圾桶中撿出保姆用來捂口鼻的紙巾——上面塗了事先準備好的番茄醬——給樸太太看，讓她以為保姆患上了有傳染性的肺結核而咳血，終於下決心辭退了保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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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寄生蟲》劇照
只要你看的文學及影視作品夠多，就一定不會對這種咳血橋段感到陌生。在典型的咳血橋段裡，某個角色沉疴難愈，劇烈地咳嗽，然後驚訝地——這一點很重要，以暗示此人對自己的命運毫不知情——看見手帕上有血跡；此時，必有另一個重要角色在場見證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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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血意味著病人大限將至。因此，在場的人物有必要將重要的事情交代一番，或互訴衷腸，或表白心跡，以求彼此不留遺憾。文學和影視作品正是利用了「咳血」的暗示，把疾病與死亡聯繫起來，讓即將到來的死亡，為人物的言行提供合理的動機。
而在現實中，對疾病的死亡預期，並不一定會導致互訴衷腸。醫護和家屬們反倒會「善意的欺騙」病人，不忍告訴病人患病的真相。這也許是出於好心，可是，人人都避談疾病與死亡，反倒在真正的病人身上施加了壓力，造成諱疾忌醫的心態，以回避的態度面對疾病——實際上是害怕死亡。
這就是疾病的第一重隱喻：死亡。
然而，人們懼怕疾病並不僅僅是因為懼怕死亡。疾病的一些表征比死亡更可怕。
譬如，風靡全球的小說《島》敘述了一群與世隔絕的麻風病的故事。世界各地的人們都害怕、歧視麻風病人，因為麻風病總是直觀地體現為身體和皮膚的畸形、腫大。肺結核也常常伴隨著令人不快的味道，作家龔古爾兄弟去探望患了結核病的朋友，形容那味道「聞起來像是腐爛的肉」，暗示身體內部的嚴重病變。
這難免讓人想到疾病是「不潔的」。然而，疾病及其病變是「不潔的」，與病人又有何事？由此就引出了「污染」這個概念——病人的身體被細菌或者病毒污染了，就像清澈的水被濁臭的水污染了一樣。
有的疾病會迫使身體把那些被污染的部分排出體外，比如吐痰、流鼻涕；有的疾病則不同，它們會讓病人的身體發生變化，而病人無法把這些病變的部分排出體外，最後，整個身體都發生了變化，被體外的東西完全占領了，病人已然成為一個異己的東西。
相比較而言，人們更加害怕後一種疾病，最典型的如癌症。目前所遭遇的新型冠狀病毒導致的肺炎，大概也屬於後一種，因為重症病人的肺部被自己產生分泌物完全堵塞了，不能將這些分泌物排出去，根本無法呼吸，最終只能在痛苦中死去。
這就是疾病的第二重隱喻：被污染的不潔之物。
如果說，以死亡和不潔之物來隱喻疾病，僅僅來自對疾病的預期或者直觀感受。那麼，下一個隱喻則徹徹底底源自於人類的智力活動。
在現代醫學尚未建立起來的年代，人們會認為疾病來自「天罰」。在《伊利亞特》和《俄狄浦斯王》中，國王的罪行將鼠疫帶到了他們的領地；在《十日談》裡，也處處暗示鼠疫席卷佛羅倫薩是因為人們道德敗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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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畫《黑死病在羅馬》
實際上，中國的「天人感應說」也有類似的觀念。當瘟疫發生時，人們就會認為是封建君主德性有虧，迫使皇帝積極地採取措施來根除瘟疫。
在人們缺乏現代醫學觀念，無法對疾病的成因作出合理解釋時，「此人德性有虧，因此上天要懲罰他」似乎是一個通情達理的解釋。周圍的人也會避免和他接觸，免得讓疾病纏上。如果病人患上的是傳染病，這樣做反倒能限制疾病的傳播——這也許是社會長期以來形成的一種約定俗成的保護措施。
這樣看來，將疾病與道德聯繫起來，也有可能產生積極的影響。但是，它常常變得激進，變成對病人的道德訓斥，甚至演變成公然歧視。例如，愛滋病、癌症、梅毒被認為與「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密切關係，但實際上這些疾病並非只有一種傳播門路，把患病與特定的生活方式聯繫起來，是將偏見強加於所有患者身上。
而像愛滋病這樣的疾病，自其被發現之時，就與特定人群有關。對特定人群及其生活方式的道德評價，迅速轉移到了所有愛滋病患者身上，這不僅影響了愛滋病患者的生活，也影響了對愛滋病的研究、預防、治療。這種情況太過嚴重，以至於桑塔格不得不在發表《作為隱喻的疾病》十年後，又發表了《愛滋病及其隱喻》。
這就是疾病的第三重隱喻：不道德。
實際上，「疾病的隱喻」不僅僅是用某事物來喻指疾病，也事關用疾病來喻指其他事物：「對邪惡的感受影射到疾病上，而疾病（被賦予了如此之多的意義）則被影射到世界上。」蘇珊·桑塔格為我們提供了幾種典型的例子：
一是疾病與戰爭。在對免疫系統、藥物治療的描述中使用戰爭詞匯——如「保衛」「入侵」「擴散」「攻擊」等——是現代科普讀物及醫療手冊的語言習慣。這樣做讓文字更加生動形象、通俗易懂。化學戰和生物戰的出現，也讓這種說法更容易被接受。在反恐戰爭中，為了避免重大傷亡和損失，有時會採取「外科手術般的斬首行動」，「定點清除」那些恐怖主義領導者。這種行動承認恐怖主義蔓延的社會裡，大部分民眾都是良善的，只要消滅了「病變」的部分，社會就能恢復總體的良善。
二是疾病與城市。閱讀西方文學，常常會看到醫生建議某個角色到鄉村、南歐、雪山、高原、溫泉、療養院……去養病。實際上，去哪裡無所謂，只要遠離城市就行。城市被認為是一個容易致病的環境，高密度的人口、高強度的工作、工業制品的泛濫，讓城市同時成為慢性病和傳染病的溫床。作為一種不斷增長、快速擴散的臃腫的人造物，城市自身就被視為與自然對立的「癌症」。
等等——讓我們看看城市與戰爭相遇時會發生什麼？隨著城市生長、更新時，外來人口不斷湧入，「大城市病」愈發嚴重，看上去也無法「治愈」。於是，新的「疾病」被制造出來，一部分人指責另一部分人的「入侵」造成了城市的疾病，為了「保護」城市，必須把這些「致癌物」清除出城市的機體……蘇珊·桑塔格指出，在這裡，戰爭與城市的隱喻重疊了。
更進一步地，我們發現了第三種情況：用疾病隱喻政治。社會是一個巨大的「有機體」，如果內部有秩序的存在，就可以維持自身「健康」；而如果社會出現了問題，那就像醫生通過症狀來判斷病因一樣，找出問題所在，並對症下藥地解決它；為了讓社會更加「健康」，採取任何行之有效的「治療手段」都是有必要的。
所以，雨果在《九三年》中借革命者之口辯駁：「文明處在瘟疫的魔爪中，而革命的暴風受命前來拯救。……面對這場可怕的傳染，我理解了革命風暴何以如此猛烈。」
而在舊社會的中國，「東亞病夫」這個詞語——因為疫情的存在，它又在西方社會死灰復燃了——在中國人自己看來，至少有兩層意思：第一，「生病」是不好的、可恥的；第二，應當採取措施，讓積貧積弱的中國「恢復健康」。實際上，不管這個詞是誰發明的，也無論這個詞是蔑稱還是清醒的自我剖析，它持續不斷地為舊社會的改良者和革命者們提供了話語資源，推進者社會變革。
在桑塔格的筆下，疾病與隱喻的關係遠不止我所列舉的這些。疾病作為一種隱喻，已經「入侵」到了我們的語言和思維方式之中。但是，隱喻性思維也許並非總是壞事——《韓非子·喻老》中記載扁鵲見蔡桓公的故事顯然讓歷代讀者受益匪淺，哈貝馬斯的《合法化危機》也是以作為醫學術語的「危機」展開了他的理論體系。
所以，面對這種「入侵」，倒也不必像桑塔格那樣，主張「清除隱喻性思考」。如何建設更好的公共衛生制度、如何人性地對待特定的病患群體、如何以正確的心態與疾病相處……這些議題是我們更加應該討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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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珊·桑塔格全集》（套裝 16 冊）
[美] 蘇珊·桑塔格｜著
2018 年 5 月出版
「大西洋兩岸第一批評家」、「美國公眾的良心」
蘇珊·桑塔格所有作品總匯
在這裡，譯文君想推薦幾本可以幫助我們深入思考以上問題的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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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的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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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作者蘭迪·希爾茨是80年代第一批意識到愛滋病問題的美國記者之一，深入科研機構、醫療與公共衛生機構、新聞媒體和相幹社會團體，調查愛滋病在美國從出現到爆發再到引起重視的全過程。他將個人故事與社會和政治報導交織在一起的文風極具敘事性，備受讚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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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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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作者是哈佛醫學院內科學醫學博士，曾擔任急診醫生，也在《紐約時報》做過22年的記者和高級撰稿人。她採訪醫生、病人和其他醫療專業人士，只為探索一個問題：美國將GDP的20%用於醫療保健，但是看病還是這麼貴，錢都去哪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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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炮、病菌與鋼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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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作者賈雷德·戴蒙德是著名的演化生物學家、人類學家。在書中，他把病菌視為改變人類進程的重要因素，這是理解人類社會發展史的特別視角，幫助我們更加深刻的理解我們身處的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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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病夫、城市病、直男癌……「疾病的隱喻」如何影響我們的思維和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