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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在日本通過明治維新逐步發展的過程中，資本主義思維與舊有封建思想相結合，滲透進新興資產階級的價值觀中，在對更大市場與更多勞力力的需求指引下，日本官商合一的「財閥」深入東亞大陸，促使日本政府的殖民腳步不停涉足朝鮮半島、中國東北等地，最終讓軍部帶向了戰爭的無盡深淵。
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作者 | 經濟觀察報·書評蕭西之水
《易經》雲：「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
《詩經》雲：「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明治維新」四字，均來源於漢語經典。同用漢字，同屬儒家文化圈，也同樣在近代被迫結束閉關鎖國、開放西化，日本步步成功，中國卻飽嘗屈辱。這種強烈反差讓民族自尊心受到傷害，也讓「明治維新」四個字牢牢釘在中國人的民族記憶之中。在日本通過明治維新逐步發展的過程中，資本主義思維與舊有封建思想相結合，滲透進新興資產階級的價值觀中，在對更大市場與更多勞力力的需求指引下，日本官商合一的「財閥」深入東亞大陸，促使日本政府的殖民腳步不停涉足朝鮮半島、中國東北等地，最終讓軍部帶向了戰爭的無盡深淵。
但要注意，所謂經濟，其核心問題並不是錢，而是產品。如何用高效低價的方式生產出更多產品，如何把產品及時運輸到消費市場，這是近代日本面臨的最為核心的問題。
產業革命：貿易保護與殖民的交換
在所謂「不平等條約」里，日本受到的實際衝擊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嚴重，甚至很多看似不平等的條款實際上成為日本近代發展的重要助力。由於自然資源貧瘠，市場規模也很小，日本從一開始就受到歐美列強的「優待」。對比一下同樣簽訂於1858年的《天津條約》（中國與英、法、俄、美）與「安政五國條約」（日本與英、法、俄、美、荷）便會發現，歐美列強只要求在日本沿海的幾個通商口岸開展商業，並不尋求深入日本內地；日本海關也一直由日本人自己管理，從未交給外國人。
雖然歐美列強在日本擁有「領事裁判權」，但由於日本原則上只允許外國人在沿海港口及法定聚集區活動，日本的「內地」，即不允許外國人活動的地區依舊保持著相當程度的獨立自主，內地資本家既可以免於外國資本的侵犯，也能夠享受到歐美國家工業革命帶來的先進技術。
正因如此，近代日本的資產階級就擁有雙面特徵，一來需要在沿海地區倚仗外國資本獲得資金與技術支持，二來需要在內地仰仗日本政府批准土地與政策支持，缺一不可。在這種背景下，江戶幕府時期的禦用「為替方」（銀錢兌換部門）「三井組」就搖身一變，轉型成為新政府的最大銀行，並參與日本銀行的設立工作；原土佐藩的「九十九商社」也成為「三菱汽船會社」，獲得政府無償劃撥數艘「官船」資助其業務發展；到1881年，原薩摩藩商人五代友厚以39萬日元購買了政府出資1400萬日元所建位於北海道的船舶、倉庫、農園、礦山、工廠等設施。在國家對貿易實行嚴密保護與歐美技術不斷支持的情況下，日本資本主義在短短三十年內迅猛發展，初步形成了自身的工業體系。
但問題也非常明顯。日本國土面積過於狹小，原材料的產出與消費能力都非常有限，如果局限於日本國內發展，不僅難以完成資本原始積累，更難以在紡織、鐵路、鋼鐵、礦山等近代化工業層面取得突破。面對這些問題，日本有兩條道路：第一進一步引入外資擴大生產，即廢除不平等條約、允許外國企業進入日本內地投資，徹底放棄貿易保護主義；第二對外侵略擴張，既有助於增強重工業品的消費，又可以獲取更多殖民地、廉價勞力力與原材料。
日本最早試行的是第一種。1888年，日本與墨西哥達成第一個平等條約，允許墨西哥國民自由進入日本內地，並可以按照日本法律在內地擁有地產、礦山等產業。靠著這個長期遊離於國際政治之外的國家，日本先聲奪人，掌握修約主動權。之後隨著1889年明治憲法與後續一連串法律頒布，日本法律體系逐步完善，願意遵守日本法律的外國人也越來越多。英國也從1890年開始積極接觸日本，尋求修改條約以擴大商業利益。
但這一舉動也觸及內地資本家利益，招致反對黨不停反撲。1892年日本政府與英國正式開啟修改不平等條約的談判後，內地資本家支持的六個政黨組成了「對外（強）硬六派」，對政府方針大加鞭撻，並在1893年底對當時的首相伊藤博文提出內閣不信任案並通過，伊藤博文不得不在當年解散議會。然而好景不長，1894年3月，「對外硬六派」又在選舉中大獲全勝，再度提出內閣不信任案並又一次通過，伊藤博文面臨著又一次危機。
一邊是議會黨派的整體倒逼，另一邊日本與英國圍繞不平等條約的談判進入最後關頭，雙方已經基本達成合意，這時候一旦內閣被趕下台，那麼必然會有災難性後果。既然又要緩解來自反對黨的壓力，又要繼續進行日英談判，伊藤博文內閣就只能想方設法轉移矛盾：戰爭自然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於是，危險的第二條道路之門由此開啟。1894年6月2日，伊藤博文宣布解散議會、繼續維持日英談判，同時，他也宣布派遣8千人組成的軍隊渡海出發，準備與清朝軍隊對峙於朝鮮半島。7月16日，日本與英國共同廢不平等條約，日本承諾在5年內開放內地市場；隨後7月25日，日本海軍聯合艦隊第1遊擊隊在豐島海域進攻清軍運兵船「高升」號，正式掀開甲午戰爭的序幕。靠著甲午戰爭的節節勝利，伊藤博文進一步穩固自身地位，進而促成日後與法國、沙俄等國家先後廢除不平等條約。
甲午戰爭甫一爆發，日本就走上一條不歸路：日本越是想廢除貿易保護主義、充分開放國內市場，就越需要一場宏偉的戰爭來粉飾自身的強大；日本國內資本主義越是強大，就越需要政府侵占更多殖民地與勢力範圍，以便進一步擴大再生產。
同樣的思維模式也在1904年引發了日俄戰爭：為了爭奪朝鮮半島與中國東北利權，兩個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大陸上展開了為期一年的「狗咬狗」戰爭。食欲不斷增強的資本主義讓日本成為一尊饕餮巨獸，正式開啟了侵吞東亞大陸的腳步。
滿鐵路線：近代日本崩潰的根源
石井教授對近代日本史最為突出的貢獻，便是捋順了20世紀20年代日本資本主義在華發展的重要矛盾：「紡織業路線」與「滿鐵路線」之間的對抗。
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主要在歐洲進行，日本靠著為協約國提供各類產品而獲得經濟騰飛，政府不僅還清日俄戰爭時期的巨額債務，還反而成為了債權國。在這種背景下，日本國內地價上漲、生產成本飛速上升，日本紡織業紛紛把工廠開到上海與青島，尋找更為廉價的營商環境與更廣闊的市場。「紡織業路線」不僅在中國取得了豐厚的利潤，也不吝於把先進技術傳授給中國民族紡織業，中日兩國棉紡織業走向融合合作。
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戰也為日本帶來了巨大的恐怖。這場號稱「終結一切戰爭之戰爭」不僅沒有解決矛盾，反而因「民族自決」帶來的不平衡而引發更多矛盾。歐陸各民族相互仇視乃至仇殺的現狀已經讓日本對朝鮮半島、台灣、青島等殖民地、租借地的統治有所忌憚。
另外，汽車、坦克、飛機、潛艇等嶄新武器大量誕生，戰爭從人力戰走向機械戰已經是必然趨勢，比起人口資源，工業生產能力與運輸能力必然會成為未來戰爭的關鍵因素。這就需要一個國家將全部生產資源都投入到重工業生產、尤其是軍事工業。1921年10月，三名在歐洲觀戰的日本青年武官聚在一起——同樣出身於陸軍士官學校第16期的永田鐵山、小畑敏四郎、岡村寧次，三人憂心忡忡，認為日本尚未做好應對世界大戰的充足準備，必須要建立起服務於未來戰爭的工業體系，將國家全部「有形無形之人力物力」集中於戰爭工業，集結日本民族的「總力」建立「高度國防國家」。
這種思想與日本資本主義的海外發展相結合，便產生了重視重工業、化學工業的「滿鐵路線」：即以日本在中國東北設立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南滿鐵路）」為核心，將發展重工業的原材料與半成品源源不斷送至日本本土；本土進行擴大化生產以後，再把包括各類重工業成品出口到中國東北與朝鮮半島，形成強大的軍事實力，進一步侵蝕東亞大陸領土，以此保證日本重工業獲得更多、更穩定的原材料供給。
很明顯，「紡織業路線」與如今正常的國際化商業構想相同，但隨著「滿鐵路線」逐步崛起，「紡織業路線」的努力成果也付諸東流。
1927年5月，國民政府北伐軍逼近山東省，一旦擊敗張作霖，勢必統一華北乃至東北，而中國統一帶來的民族主義浪潮勢必讓「滿鐵路線」最為核心的南滿鐵路受到威脅，繼而威脅到整個日本重工業發展的基礎與命脈。為了保護滿鐵，日本政府提出「滿蒙特殊地域論」，要求把中國東北從中國內地割裂開來，承認日本在「滿蒙」的「特殊」利益，並迅速派遣軍隊出兵山東。
經過長達一年的對峙與反復，1928年5月，日本政府發布「五一八通牒」，要求張作霖軍隊撤出華北，北伐軍也不能越過長城追擊，奉系軍隊由日本軍隊負責解除武裝。而就在張作霖從北京返回瀋陽的途中，6月4日，日本關東軍安放在奉天皇姑屯的鐵路橋上的炸彈讓張作霖死於非命。
日本政府干涉中國內政的行為激起了中國民眾不滿，天津、青島、上海等地紛紛出現抵制日貨行動。但麻煩在於，由於「滿鐵路線」的利益相關者多在長城以北，遭到抵制的大多是地處長城以南的日本在華紡織業，這便進一步弱化了倡導和平與發展的「紡織業路線」的發言權。
只不過，奉系軍閥在張作霖死後並未遵從日本的意願，繼任者張學良反而在1929年宣布「東北易幟」，接受國民政府的統治。這段時間，日本首相正是主張「紡織業路線」的濱口雄幸，這位首相明確表態「中國全國的統一，乃是中國國民長期的願望，日本要在可能範圍內加以幫助」，批判「滿鐵路線」對於中國的侵略，希望以融入世界、服從規則的姿態解決國際爭端。眼見自己的思路將要受到來自中國與日本的雙方阻礙，「滿鐵路線」的兩大忠實執行者——日本軍部與民間右翼各自發揮起自己的作用。
1930年11月，一名來自於右翼團體「愛國社」的青年男性拿起手槍，在東京站里開槍射傷首相濱口雄幸，導致其在1931年8月去世；僅僅一個月後，關東軍高級作戰參謀板垣征四郎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日本隨即出兵占領中國東北三省。與永田鐵山、岡村寧次等人一樣，板垣征四郎也是陸軍士官學校第16期同學，他們都是陸軍內部的青年將校組織「一夕會」成員。這個組織還為軍國主義貢獻了諸如東條英機、武藤章等著名甲級戰犯，成為「戰犯的搖籃」。
軍部少壯派與民間右翼雖未合謀，但對於「滿鐵路線」的共同認同讓他們在不經意之間完成了一次合作。在象徵著和平發展的濱口雄幸內閣倒台以後，在「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後，中日兩國再無阻礙「滿鐵路線」之人，侵略思想終於可以暢行無阻。經過6年的準備，到1937年，日本終於邁出了全面侵略中國的步伐。
近代日本為什麼選擇戰爭？
與其說是近代日本選擇了戰爭，不如說，近代日本的後發資本主義體制就決定了他們難以依賴有限的國內市場與自然資源。在日本企業家們試圖走「紡織業路線」的20世紀20年代，日本本土也經歷了史上規模最大的通貨緊縮，直到30年代侵華戰爭爆發，日本經濟才重新恢復動力。
從邏輯上看，日本在19世紀末期進行的甲午戰爭、日俄戰爭與20世紀中葉的侵華戰爭、太平洋戰爭是一樣的。作為後發國家，日本的經濟發展已經不在純粹的殖民主義時代，而是處於從殖民主義向民族主義、國際主義轉型的20世紀，這就讓他們陷入到發展的怪圈中：老百姓越是希望保證經濟發展與技術進步，國家政府就越要想方設法從國外掠奪財富。
只是，這就不免與英國、法國、美國等在亞洲擁有龐大殖民地的老牌資本主義強國爆發衝突，走向世界大戰。而二戰結束後，美國從根本上摧毀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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