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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羅山
金庸先生用一部部武俠經典影響了無數人,他驚人的知識儲備,深厚的文史功底讀者有目共睹,但是他從小受到的家庭教育和熏陶,及家教背後又需要什麼樣的家世支撐?也許許多當代讀者未必能有直觀感受。
青年時代的金庸
1924年,金庸出生在這樣一座大宅院中:「這座大宅子有五進,前廳掛著一塊大匾,是康熙皇帝給我祖先查升寫的堂名,‘澹遠堂’三個大字周圍有九條金龍作裝飾。」 這顯然不是一般的中產之家。金庸得意地向池田大作說:查文清先生「編了一部‘海寧查氏詩鈔’,有數百卷之多,但雕版未完工就去世了(這些雕版放了兩間屋子,後來都成為我們堂兄弟的玩具)」。
現在一本數十萬字的書花個幾十元就能買到,在古代書籍可是非常貴的,更何況自己找人刻板印書。現代人看到金庸小時候拿家裡的雕版當玩具,只是在感慨查家的文化底蘊,卻不知道支撐這文化底蘊的是怎樣的經濟實力。為什麼印刷術出現之後很長一段時間抄書風氣仍然盛行,就是因為印刷的書籍太貴了。藏書大家葉德輝統計過古代的刻書開支。據他的《書林清話》記載,歷代刻書價格不一,但實際都比今天的書要貴不少。葉德輝考證明代有人刻書,刻了161塊雕版,付給刻工紋銀24兩,就這個價格,葉德輝還直呼「其價廉甚」。要想追求低價也有門路,葉德輝所在的湖南多刻字女工,這些女工都不識字,採用流水線刻書,橫豎撇捺,一人專門負責一筆,根據模板模仿雕刻,如此而已。活字印刷在中國長期沒有取代雕版也是源於此,雕版印刷的刻字工根本不需要識字,工錢非常低,女工刻百字僅需20—30文,不到男工報酬的1/4,仍然是高收入了。不過如此的印刷質量也就可想而知了,葉德輝稱之為「價雖廉而訛謬不可收拾矣」,工人都不知道自己刻的是什麼,還會能保證質量嗎?
金庸舊居走廊,三十三劍客圖
查文清為列祖列宗編修詩集,既是風雅事,又光宗耀祖,這種質低價廉的辦法肯定是入不得進士法眼了。如果雇傭識字的刻工呢?在宣統初年,也正是查文清老先生賦閒在家的那段時間,湖南的刻字工每刻一百字要領取130文報酬,若以線裝書一版500字計算,每刻一版書付給刻字工匠的工錢可以換三錢多銀子,線裝書一卷沒多少頁,但刻字工一卷書刻下來掙個好幾兩銀子是毫無問題的。若以米價折算,這些刻字工的千字報酬甚至不比當今簽約作家的稿費低多少。刻字工都這麼貴,所以查家自己刻書,那是家產極為豐厚的象徵,更何況是幾百卷的雕版,堆了整整兩間大屋呢?就這些金庸小時候拿來當玩具的雕版,至少就要花上千兩銀子。
搜書、藏書同樣是花錢的營生。明末著名藏書家常熟「汲古主人」毛晉曾經在家裡大門上貼出告示,搜尋書籍。宋版書一頁願出200錢,舊抄本每頁值40文。特別有誘惑力的是,只要是善本,毛晉號稱「別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一時常熟人都說,「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書於毛氏」。可見,即使不像毛晉這樣闊氣的主顧,一冊書也要花大錢一千文才能買到,這還是被葉德輝稱之為刻書甚廉的明代。清末一個普通的農民忙活一整年,一般也就能掙六七兩,這還沒算上吃穿用度的花銷,趕上豐收也掙不到10兩。查文清老先生當年的藏書和搜集的詩稿,價值超過萬兩白銀也不足為奇,要知道,清代因「永不加賦」,在許多小縣一年的地丁銀也僅僅收取一萬多兩。也就是說,金庸家為了藏書、看書、刻書的開銷,很有可能已經超過一個小縣的全年稅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