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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 英：美國經濟增長隱憂頻現
為了重振美國經濟，特朗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財政政策上減稅做到了落地；貨幣政策上通過持續加息提高了利率水平；產業政策上放鬆對煤炭等產業管制；金融政策上甚至修改了《多德·弗蘭克法案》，為金融機構松綁和放鬆了監管；貿易政策上更是四面出擊，除了中國以外，歐盟、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亞、韓國和英國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成為特朗普政府貿易戰的靶子。
今年二季度，按照特朗普的說法，美國經濟交出了一份「完美」成績單：無論從就業、物價還是增速，美國經濟都達到近年來最好狀態，經濟增長是歷屆總統任上最高的，減稅史無前例，股市持續走高。但這並非真實的美國經濟。以二季度美國經濟增速為例，特朗普所說的4.1%（8月29日又修正為4.2%）是指二季度美國經濟環比增速，而實際上，用描述經濟增速慣用和公認的同比數據計算，美國二季度GDP經濟同比增速僅為2.87%左右。與歷史同期相比，2.87%的GDP增速並非最快，不僅低於歐巴馬執政時期3.8%的峰值，而且也遠低於二戰結束以來的其他幾任美國總統執政時期的峰值。小布什時期GDP的峰值是4.3%，克林頓時期GDP峰值為5.3%，里根時期的GDP峰值高達8.6%，尼克松時期為 7.6%，艾森豪威爾時期為9.1%。而無論是IMF還是美國白宮預算辦公室（CBO）都預測，明後年美國GDP增速會降到2.4%和1.7%左右。
最近，貿易戰陰雲籠罩，導致美股連日大跌，也使美國經濟隱憂頻現、困難重重。
1.增長之難。8月13日，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將2018年美國經濟增速預期從3.3%下調至3.1%，並將2019年和2020年增速分別下調至2.4%和1.7%。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表示，高額關稅將會增加通脹壓力，導致本國購買力降低，也將降低美國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零售等行業的利潤和就業也會因貿易戰而削減。
從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來看，即使在二季度為避免貿易戰征稅而提前透支的情況下，美國出口也並未增長；而二季度耐用消費品的增加，顯示減稅帶來的消費刺激效應已經提前釋放，隨後減稅邊際效應將逐步遞減，貿易摩擦升級還將帶來消費成本高企，消費將隨之下滑。而美聯儲的加息提速，帶來利率陡升，將進一步抑制企業投資，三駕馬車日漸疲弱，美國經濟增長難以持續走高。
2.債務之累。當前美國經濟正處在歷史上兩次持續增長周期（連續45周和69周）後的又一次增長周期當中。從美國經濟數據來看，減稅的確刺激了個人消費，促進了美國經濟增長。但減稅也推動財政赤字不斷提高，美國的財政預算赤字率已經由2007年的1.1%提高到了2017年的3.5%，這一數字還將進一步抬升。通常認為債務率超過90%就會阻礙經濟增長，而美國的債務已經創歷史紀錄的超過20萬億美元。伴隨美國經濟增長放緩，美國的長期財政狀況也堪憂，將成為美國經濟增長之累。
隨著美聯儲加息提速，回歸貨幣正常化將導致利率上升帶來償債成本的走高。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預計，未來十年即到2027年，償債成本將由目前的2600多億美元提高到8000億美元，接近GDP的3%，高出目前兩倍。不僅如此，美國人口老齡化日趨嚴重，嬰兒潮一代將在十年內退休，隨著退休人口的激增，美國社保與醫保的支出占GDP的比率將提高一個百分點，兩者相加將達到GDP的11%。
3.風險之憂。美國經濟增長的風險不僅來自債務高企，更來自加息、減稅、貿易戰等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貿易政策。減稅本身是刺激消費、促進企業投資的良策，但是此前，無論是梅隆減稅還是里根減稅，美國經濟都處於低迷期，減稅起到了拉動經濟的重要作用，但此次減稅則是在美國經濟的上行期，美聯儲已經連續加息，此時減稅對美國經濟猶如火上澆油。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也表示，減稅增加了美國額外的總需求，會推高通脹水平。美國就業狀況正處於歷史較好水平，此時減稅、加息累加，將導致美元走強，而美國現在3.8%的失業率幾近充分就業，持續推進只能繼續抬升美國勞力力的成本，再疊加高關稅，會進一步推升美國物價水平，反過來又會給美聯儲加息增加壓力，造成惡性循環。
近期美國持續挑起的貿易戰，令美元加速走強。美聯儲官員普遍認為，持續的貿易爭端是貿易風險的重大來源，無法預測的貿易風險將給美國經濟帶來巨大風險。從今年美國加征關稅以來，截至8月15日，半年來美元升值高達8.2%，其所帶來的惡果，一是作為世界貨幣的美元升值，必然導致所有以美元為定價的資產都要重新調整；二是高企的美債帶來債務風險；三是伴隨美聯儲持續快速加息，導致美元快速走高，對整個金融市場造成巨大壓力，不斷攀高的美國股市面臨巨大回調壓力。美股近期連日大跌超3%，今年標普下跌超過2%的天數創八年來最多。
美元走強還給他國帶來匯率貶值、股市走低和經濟下行壓力，而這必將反過來作用於美國經濟。同時，美元走強直接導致美國出口商品價格競爭力下降、出口受挫。美元走強也提升了美國的購買力，從而擴大進口，這又會使貿易逆差不減反升。今年以來包括中美貿易在內的美國貿易逆差不減反增的實際數據也證明了這一點。
最近，前美聯儲主席沃爾克（Paul Volcker）在《紐約時報》的採訪中，表達了對美國經濟和政治現狀的擔憂。沃爾克說，現在他 「往任何一個方向看，都是一團糟」。盡管美國擁有作為世界貨幣的美元，擁有強勁的金融市場，擁有豐富的資源和土地，擁有強大的科技創新能力和世界第一的軍事力量，但是如果美國政府繼續一意孤行走向貿易保護和逆全球化的方向，其經濟高速增長將難以持續，金融風險也會不斷累積，美國再次強大也只能是一句空話！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
陳承新：特朗普政府挑起貿易戰危害巨大
特朗普政府挑起貿易戰，可能在小部分人中得到支持，但是對於大部分人而言著實不得人心。這場貿易爭端從挑起到現在，已對美國帶來巨大傷害，並對全球經貿秩序造成巨大影響。
1.美國企業主在市場、產業鏈等方面深受傷害。美國對中國輸美鋼鋁制品加征關稅，導致初級原材料價格大幅上漲，依賴這些原材料的企業特別是汽車製造業、家電產業的企業，首當其沖受到利益損害，有些企業不得不縮小規模甚至關閉工廠。受衝擊最嚴重的是從中國進口零部件並將產品銷往全球的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對於這些企業來說，對中國產品加征關稅可能導致其供應鏈中斷。同時，隨著中國等國家對美國加征輸美產品關稅採取反制措施，美國的農產品、製造業都在成為貿易戰的犧牲品。
美國的農產品中最受影響的是大豆。因為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消費國，大豆消費量占世界需求量的1/3。2017年中國購買了逾120億美元的美國大豆，約占美國大豆出口的60%。但自從2018年7月6日中國對所有美大豆征收25%的關稅後，美國大豆大多退出了中國市場。在8月29日美國大豆出口協會舉辦的年度全球貿易交流大會上，中國買家無一下單。在中國尋找巴西等替代進口來源國後，美國將很難再重新獲得這一市場。
在美國製造業領域，成立於1903年的摩托車巨頭哈雷戴維森是美國傳統製造業的傳奇，去年2月特朗普總統剛上任時，就在白宮會見哈雷高管們，並當場稱讚哈雷為「美國真正的象徵」。但今年6月25日哈雷宣布，為了應對歐盟針對美國進口摩托車推出的反制措施，要將生產出口歐洲產品的工廠遷往海外，以降低成本上漲而損失的利潤。總部設在底特律的通用企業也給政府發出警告，由於其在美國銷售的汽車和卡車中，大約40%將來自進口，所以關稅大戰將使其不得不削減在美國國內的工作崗位。這些曾經的「美國製造」典範的反應，無疑給一直宣稱為保護「美國製造」而戰的特朗普政府當頭棒喝。
6月26日，美國270多家全國和地方性商業組織發表聯名信，呼籲國會通過立法限制總統基於國家安全理由征收關稅的權力。這些商業組織表示，美國商界和農業界對總統無限制使用232條款征收關稅並可能導致國家利益受損深感擔憂。
2.美國民眾在就業、消費等方面利益受損。就業方面，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顯示，美國大約有600萬份工作與出口行業直接相關，另外還有600萬份工作與出口間接相關。美國東部集聚著大量本地經濟嚴重依附於出口的城市；東西部沿海也有很多城市的人口就業與出口相關，包括紐約、休斯頓、洛杉磯、舊金山等；聲稱因自由貿易而喪失大量工作的「銹帶」（五大湖區周邊），實際上也聚集著包括芝加哥、底特律在內的大量高度依附於出口的城市，東南沿海的邁阿密都市圈也有大量工作與出口相關。貿易戰使得這些城市相關行業的就業崗位面臨減少甚至消失的風險。
消費方面，2018年以來，美國鋼制品的價格已經上漲33%，鋁制品價格上漲11%，這使得其他所有工業類別的價格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漲。成本的上升無疑將轉移至產品最終價格，進而將負擔轉嫁給消費者。除了產品上漲成本被轉嫁給消費者帶來的直接性負面影響以外，貿易戰還導致相關企業股價下挫後股民利益受損，部分製造業轉移生產能力和美國企業並購受挫後民眾投資受損等後果。
3.全球多邊經貿體系遭受破壞。現行多邊貿易體制是全球經濟正常運轉的重要基礎。特朗普政府挑起貿易戰，衝擊現行多邊貿易體制，有損國際社會共同利益，進而影響全球貿易。世界貿易組織確定了包括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降低關稅、取消進出口數量限制和貿易政策透明度等在內的一系列國際貿易規則，其重大意義之一就在於營造穩定的、可預見的商業環境。沒有歧視和暗箱操作的商貿環境，對於各國經貿發展都十分重要。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各國商品通過價值鏈、產業鏈相互結合、相互依賴，全球經濟是一套綜合性體系，打亂全球供應鏈會損害所有人的利益。美國進口的中國商品，包含著屬於包括美國企業在內的其他許多國家企業的附加值。這意味著美國政府針對中國征收的關稅，實際上影響了許多擁有中國工廠的美國公司和他國公司，其負面影響將波及包括美國企業在內的全球企業。因此，隨著美國民眾意識到他們從這場貿易戰中失去了雙重利益，即就業機會將減少、同時商品價格又會上漲，美國民眾的反對聲浪將進一步擴大。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
陳晨晨：美式資本主義面臨道路之爭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以來，在內政外交關鍵議題上採取了一系列「顛覆性」政策。在相當一部分觀察家眼中，特朗普的一系列政策似乎越發難以招架，世界注定被步步拖進「美國優先」套路。針對特朗普所尋求的政治顛覆進程，研判與警示當然十分必要，然而極端誇大其影響，乃至「神化」特朗普並不可取。
在某些層面，特朗普可能是成功的，特別是國內政治中民粹主義工具的運用。這種方式精準切中美國社會結構性變化的隱痛，擊中經濟全球化潮水背後「被精英們遺忘」的人群。以貿易赤字和美國的全球義務問題為例。今天特朗普所重復的，是他30年前在無數報紙、雜誌、脫口秀和自傳里一模一樣的「美國優先」的邏輯。
既往30多年，美國經濟逐步走向全面金融化與產業空心化，這一進程導致美國經濟、政治與社會的內部失衡。在美國經濟繁榮與衰退的更迭周期中，這種失衡變本加厲，積重難返。數據表明，自2008年以來的美國經濟復蘇，背後所倚賴的力量並非工業化，反而是經濟金融化的進一步加深。相比製造業的沒落，金融部門的利潤率迅速恢復，股市與住房泡沫甚至高於危機前的水平。
對銹帶、鄉村和阿巴拉契山脈背後的美國人而言，既往30多年的全面金融化與產業空心化是一個讓美國支付高昂代價的經濟進程。美國人始料未及地失去了傳統產業主導權，金融壟斷資本牢牢凌駕於實體產業資本之上，而哪怕歷經二戰以來最嚴重的衰退——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美國採取的經濟修復手段與主導力量仍是金融擴張，危機不僅沒有打破華爾街資本與華盛頓精英的共謀，反而令它愈演愈烈。在這一背景下，特朗普競選團隊「反精英、反建制」姿態的政治動員力不言而喻，懷抱失落不滿的人們集結在同一個口號下：「讓美國再次偉大」。這種集結幾乎是一種條件反射的本能，並且成為特朗普執政之路的政治資本。
然而，特朗普政府提出的許多解決方案，從一開始就存在明顯的內在矛盾。其顛覆政策更多出於直觀的經驗，而非縝密深遠的考量，其承諾的是實業振興、工人就業、經濟繁榮、貿易公平，而對這些目標意味著什麼樣的政策，什麼樣的博弈、妥協，則缺少深思熟慮。特朗普政府成員的頻繁調換和政策執行層面的無可捉摸、反復無常，使「讓美國再次偉大」這一宏大目標一步步陷入困境。
從特朗普自身所代表的結構性經濟權力來看，如果說特朗普的闖入，是傳統產業精英對經濟金融化與產業空心化負面效應的一種糾偏，但這種糾偏的前景並不光明。在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漫長博弈中，20世紀已經成為分水嶺，金融資本在世紀之初與80年代兩度占得上風。如果說前一次被世界大戰與大蕭條打斷，後一次似乎已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也未能改寫的定局。特朗普政府本質上面對的，是美式資本主義的道路之爭，是金融化與工業化之爭，是再金融化與再工業化之爭。去工業化的積重難返，讓這場勝負較量並沒有多少懸念。
在金融資本主導美國經濟的大潮面前，特朗普政府很難真正提出扭轉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新政策范式。特朗普政府拋出回遷製造業的刺激計劃、振興就業的調整政策等，實則都是以鄰為壑的保護主義。這就必然與經濟全球化的大潮相違背，逆潮流而動，注定困難重重。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宏觀研究部副主任）
責任編輯：狄英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