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明傑：傳世名畫李公麟《五馬圖》為何會流失日本？

1959年，大陸曾舉辦過紀念歷史上十大畫家活動，北宋李公麟(字伯時)即位列其中。李公麟在繪畫史上的地位之高毋庸贅述，尤其是那堪稱一絕的白描手法對後世影響深遠。僅就其《五馬圖》卷而言，看似簡約的白描勾畫，但線條粗細、墨色濃淡均恰如其分，馬與人物比例精當，形象生動，甚至能讓人感覺出馬的肥瘦、光澤及性情。如果要選定大陸十件傳世名畫，這幅畫卷極有可能名列其中。只是這件稀世之寶1930年流入日本，後又傳毀於「二戰」戰火。誰知就在去年歲末，東京國立博物館官網公布，將於「顏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筆」特展(1月16-2月24日)上，展出這件消失已久的名作，令世人大為驚喜。

「顏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筆」特展海報

紫禁城內的《五馬圖》

《五馬圖》為紙本白描淡彩卷軸，分五段，每段畫一匹駿馬及一名牽引奚官，高約九寸，長約七尺一寸。本身雖無作者署款和印記，但被認為是傳世中最為可信的李公麟真跡，主要證據是上有黃庭堅的題記和題跋。因為黃庭堅不僅是作者同時代人，而且還是其好友。從黃庭堅所題馬之名稱、年歲、尺寸等信息可知，這五匹由西域進獻給北宋朝廷的名馬，前四匹分別是鳳頭驄、錦膊驄、好頭赤和照夜白，最後一匹缺失題記，但據拖尾宋代曾紆題識，後人多認為是名馬「滿川花」。乾隆帝題識，也有類似暗示。不過，日本美術史學者瀧精一和鈴木敬等均認為最後這匹馬並非李公麟真跡，而是後人補畫。

卷末黃庭堅題跋謂：

餘嘗評伯時人物，似南朝諸謝中有邊幅者。然朝中士大夫，多嘆息伯時久當在台閣，僅為喜畫所累。餘告之曰：伯時丘壑中人，暫熱之聲名，儻來之軒冕，此公殊不汲汲也。此馬駔駿，頗似吾友張文潛筆力。瞿曇所謂識鞭影者也。

這段題跋不僅為鑒定李公麟真跡提供了可靠證據，而且也為這一畫卷增添了無上榮光和價值，因為世間再也難尋有宋四大書家題跋的畫跡。

《五馬圖》復制品

《五馬圖》曾見於諸多著錄，如南宋周密《雲煙過眼錄》、明汪珂玉《珊瑚網》、清代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匯考》、吳升《大觀錄》以及《石渠寶笈重編》等。由此可知，此畫卷南宋時尚歸內府收藏；元、明及清初時期，經柯九思、張霆發、宋犖等諸家遞藏；乾隆年間轉入清宮，上有乾隆帝多處收藏印記，是流傳有序的赫赫名跡。不過，明代曾有數幅摹本。

筆者最早得知《五馬圖》傳世，還是源於三十年前通讀《芥川龍之介全集》。從其中「李龍眠、五馬圖、黃魯道(直)題」(第12卷)等零星記述，再結合芥川1921年春夏遊華的經緯，得知他曾在北京目睹包括《五馬圖》卷在內的多幅清內府藏畫，地點應是溥儀帝師陳寶琛府邸。

遺憾的是，這位「鬼才」作家並沒有對此詳加記述，更沒有納入其創作題材。倘若像其創作《秋山圖》小說那樣，隨便什麼形式，把《五馬圖》訴諸筆端，以其文名及影響力，改變這一至寶的命運也未可知。

後來翻閱楊仁愷先生著作，才得知這幅畫卷早已流失日本，且有名為焚毀而實則尚存人間之暗示。

「《五馬圖》真跡一直在日本私人手中秘密庋藏起來，過去有影印本可資稽考，據日本學者島田修二郎先生見告，他曾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見到真跡，為京都大學某法學教授所藏，戰後宣稱已被炸毀，從此李氏真筆渺若黃鶴，無處問津。根據日方人士推測，某教授為法律界名宿，深通法理，既聲明原作已損，即使一直安然無恙，也只能沉默到底，對之不無遺憾。」(《國寶沉浮錄》)

既然如此，對當時筆者來說，這幅畫也只能作為一個懸念擱置起來。後筆者來日本工作，在翻閱大村西崖著述及《國華》雜誌時，又偶遇《五馬圖》相關信息，尤其是從1922年度《國華》雜誌上，看到中川忠順《李龍眠與白描體——關於所附五馬圖卷》一文及圖片後，重又喚起對此圖卷的好奇心。管見所及，這篇長文及所附圖版成為《五馬圖》在近代廣為人知的最早文獻。即使在中國，當時尚無復制品，除陳寶琛及周邊親近人士以外，能親眼目睹《五馬圖》卷者，恐亦是寥寥無幾。作者中川忠順時任東京帝國大學美術史講師，其與雕塑家新海竹太郎於1921年初夏經朝鮮來華遊歷，主要目的是考察雲岡石窟。在北京期間，中川有幸在陳寶琛家觀賞到《五馬圖》真跡，而且將拍攝照片帶回日本。從時間上看，中川兩人與芥川龍之介滯留北京時間基本重合，都是1921年5、6月間，而且獲觀《五馬圖》處也都不出陳寶琛府邸，說明這幅內府藏畫當時正好被陳寶琛借回家中，遺憾的是，他們二人都沒有留下拜訪陳寶琛的具體記錄。

《國華》雜誌所載中川忠順文章

稍後，即1921年11月至翌年1月，大村西崖初次赴華考察，在北京陳寶琛家飽覽了眾多內府藏畫，其中就包括《五馬圖》卷，而且還帶專業攝影師拍攝下來。相關情況，大村西崖在《中國遊歷談》講演(《東京美術學校校友會月報》第20卷7號)中曾有涉及。大村將《中國美術史》《密教發達志》等自著以及日本制雁皮紙作為禮物贈送給陳寶琛，並托其將同樣禮品獻給清遜帝溥儀，以求觀覽並攝制內府藏畫。後陳寶琛傳溥儀話說：

「對方本著研究目的遠道而來，盡可能讓其多瀏覽或拍攝宮中之物。不過，在宮中很麻煩，就拿到你家去給他看吧。」(同上月報)

因此，大村講陳寶琛多次把宮中寶物借到家里來，讓他觀覽並拍攝，總共拍下八、九十張。若對照近年整理出版的《西崖中國旅行日記》(以下簡稱《西崖日記》)，當時的情形則更為清楚。如1921年11月17日日記：

伴栗原及寫真師巖田、平田至陳弢菴。太保出迎，出禦府及自家藏品，(令)自由攝影。

當天陳寶琛家，《宋徽宗臨古長卷》《唐宋元畫冊》等從未寓目的內府秘藏古畫琳瑯滿目，令大村應接不暇。因數量較大，一天未能全部攝制下來，又約定21日再次拍攝。其後，大村為尋訪並拍攝京城其他藏家書畫，又南下天津，忙得不亦樂乎。12月8日日記記載：

此日陳太保親戚劉驤業來訪，予不在寓，栗原代而應接。驤業請予以畫扇。

大村為其作畫後，於10日一早，「訪劉驤業於宣武門外爛縵胡同十八號，交付所囑扇面，托請陳太保再借內府寶繪，以劉氏為陳之通家也。」

值得注意的是，此處「陳之通家」劉驤業即陳寶琛外甥，福建鹽運使兼海關監督劉鴻壽之子，曾留學日本，回國後於政府財政部任職。這位劉驤業正是後來將《五馬圖》卷帶往日本，並售於日本實業家的當事人。

11日，大村又去訪劉驤業，再次托其斡旋內府藏畫借出之事。後得到劉驤業確切回音後，14日日記記載：

午後一時赴陳弢菴招宴。……此日弢菴又為予借內府寶繪來觀之。劉驤業來會，斡旋太力。

日記中還詳細記載著當天所拍攝的諸多名畫，其中就有「李伯時五馬圖卷、紙本淡采(彩)、七枚、高九寸、長七尺一寸四分」。(以上均出自《西崖日記》)另外還有《梁楷右軍書扇圖卷》《燕文貴秋山蕭寺圖卷》《惲南田仿古山水冊》等。大村西崖對盡力斡旋的劉驤業也大為讚賞，故有「斡旋太力」之語。第二天，大村又派人至陳寶琛家，繼續拍攝前日未了的部分。

以上可知，1921年這一時間段，除芥川龍之介和中川忠順之外，至少還有大村西崖在陳寶琛家親眼目睹過《五馬圖》卷。大村還對此作了具體記錄和拍攝，而作為陳寶琛外甥的劉驤業不僅為此竭力周旋，同時也是這一過程的親歷者。

陳寶琛（圖片來自香港文通書店版《我的前半生》）

大村西崖歸國後，即著手整理在華所獲文獻資料，尤其是於京津等地拍攝的七百餘張中國古名畫，將照片貼在整理用紙上，並標註說明文字，首先於1922年2月17、18兩日在東京美術學校展覽，後又在大阪、金澤等地講演時展出。當然，其中就有李公麟《五馬圖》卷。而且，就筆者目前所知，大村西崖也是最早將《五馬圖》卷及其所藏信息編入美術史的學者。其早在1925年編刊的《東洋美術史》中，在簡要概述李公麟生平業績後，就明確指出：鞍馬人物之白描實為古今獨步之神品。其遺作五馬圖卷乾隆以來至今尚存於清室內府。(《東洋美術史》，圖本叢刊會，1925年)另外，作為教學參考，大村還計劃另行出版一冊包括《五馬圖》在內的圖錄，但他不幸於1927年初病逝。後根據東京美術學校校長正木直彥的建議，由同事田邊孝次將原計劃中的圖錄拆散，將照片分別插入本文中，擴充為上下兩卷出版,下卷第257頁即有李公麟《五馬圖》插圖。可以說，大村西崖與前述中川忠順一道，為在日普及和提高李公麟繪畫藝術，尤其是擴大其《五馬圖》之影響做出了貢獻。同時不可否認的是，也為這幅畫卷最終流失日本埋下了伏筆。

另外，大村西崖1923年4月第二次遊華，在北京與金紹城見面時，特地「贈金以李伯時五馬圖卷冊頁一本，又托金贈一本於陳太傅」。(《西崖日記》)這是為兌現第一次來華托陳寶琛借出內府藏畫攝影時的承諾。

《五馬圖》流入日本

大村西崖在陳寶琛家觀賞並拍攝的內府藏畫及其記錄，為我們調查和了解清宮流失書畫提供了重要線索。《五馬圖》卷只是其中一例。從以上內府秘藏名畫隨意借出宮外的事實，不難窺知當時宮中文物在保管上的混亂狀況。查驗《故宮已佚書籍書畫目錄四種》，其中《諸位大人借去書籍字畫玩物等糙帳》中，僅「辛酉十月十八日陳大人借去」一項，就有包括「李公麟五馬圖手卷」在內的十四種書畫。「辛酉十月十八日」正好是公歷1921年11月17日，也就是上述大村西崖帶領專業攝影師去陳寶琛家拍攝的日子。結合同為清宮留下的《外借字畫浮記簿》可知，早在1920年下半年開始，就有包括《五馬圖》《徽宗臨古》《燕文貴秋山蕭寺》等在內的宮中藏畫被多次借出宮外，主要借主就是陳寶琛，而且當時宮內出借手續及記載過於粗略馬虎，也不排除借出不入帳甚或不歸還的情況，加上目前所見之清室遺留書畫目錄等並非完整，故具體情況已無從稽考。不過，這幅《五馬圖》最終還是留下收回記錄，即辛酉「十二月初四日收回」(即公歷1922年1月1日，《外借字畫浮記簿》)。

那麼，這幅畫卷是怎麼流出宮外的呢?查《賞溥傑書畫單》，宣統十四年(1922)「十一月初七賞溥傑」欄內，「李公麟五馬圖」赫然在列。也就是說，該畫卷在收回後還不滿一年，就以「賞溥傑」名目被轉移出來。而且就在十一月初七(12月24日)這一天，竟有25件名畫下賜溥傑。溥儀就是以這種巧妙的「賞賜」方式，在短短不到半年時間內，將一千餘件唐宋元明清五朝貴重字畫轉移到宮外，從而導致國寶散逸，至堪痛惜。

後來這些被巧妙轉移出來的書畫等文物，由溥傑、溥佳等通過各種關係偷偷運往天津租界。故1924年溥儀出宮暫避日本使館後，又悄悄潛入天津租界，從此過起多年還算體面的「小朝廷」生活。當然，為支付龐大開銷，部分被轉運過來的書畫等文物也成了變賣對象。《五馬圖》就是溥儀居天津期間流失出去的書畫名品之一。

天津張園時代的溥儀及其祝壽者（圖片來自香港文通書店版《我的前半生》）

這幅名畫流失到日本，簡單地講，主要跟溥儀、陳寶琛、劉驤業三人有關，契機則是1928年秋冬之際於東京舉辦的「唐宋元明名畫展覽會」。三名主要涉事者中，溥儀作為清宮古物占有者，擁有絕對權利，但從當時情況判斷，書畫等不可能直接一一經手。作為溥儀師傅，同時又精於書畫鑒賞、熟知清室書畫的陳寶琛幕後運作的可能性最大，最後親手將《五馬圖》帶到日本出手的則是劉驤業。下面根據日本外務省檔案等資料，從這次唐宋元明名畫展覽會入手，追尋《五馬圖》卷流入日本的流失軌跡。

唐宋元明名畫展覽會是由日方策劃、中日兩國名士參與的大型展覽會，時間是1928年11月24日至12月20日，會場設在東京府美術館和東京帝室博物館。中日兩國共提供唐宋元明及部分清代繪畫展品600餘件，其中來自中國320餘件，日本約290件。說起來，這次展覽會的緣起與此前多次成功舉辦的「中日聯合繪畫展覽會」(以下簡稱「聯展」)有關，甚至可以說是「聯展」籌辦過程中的副產品。

面對西方藝術浪潮衝擊，為推動東方傳統畫藝的繼承和發展，促進兩國畫家交流，1910年代末，當時在中國遊歷的日本畫家渡邊晨畝提議，中日兩國畫家攜手定期舉辦繪畫展覽。後由於「五四運動」等影響，第一次「聯展」直到1921年末，才先後於北京和天津舉辦。主要發起人和參與者日方以渡邊晨畝、正木直彥等為主，中方則以金紹城、周肇祥、陳師曾為核心。第二次「聯展」於1922年5月在東京舉辦，京滬等地畫家出展400餘件作品，正是此次展覽會上，陳師曾帶去的齊白石繪畫受到歡迎，賣出好價。1924年4、5月間在京滬舉辦的則是第三次，此時陳師曾已病逝。兩年後，即1926年6、7月間先後在東京和大阪舉辦的屬第四次，當年來日的中方發起人之一金紹城回國後不久即病逝。金氏死後，其子金開藩率眾成立「湖社」，與另一「聯展」發起人周肇祥對立，加上該「聯展」後又有日本外務省插手，中方主要人員對此看法不一。盡管日方派渡邊晨畝等人前去疏通撮合，但仍未奏效。第五次「聯展」本應於1928年春在中國京滬兩地舉辦，但鑒於中方組織內部分裂，加之北伐等因素，中國國內局勢不穩，故暫時擱置。

就在此前後，日方畫家為主的繪畫組織便開始醞釀舉辦中國古代繪畫展一事，當然，目的也是為了配合秋季天皇即位紀念活動。此事得到外務省支持和資金援助，同時也征得駐日公使汪榮寶的讚同。很快日方就派遣曾長期在華工作、且有廣泛人脈關係的「中國通」坂西利八郎和畫家渡邊晨畝、結城素明三人赴華活動，征集作品。

三人於1928年5月末抵大連，6月3日至天津，經兩周活動，征得近40人讚助，20多人擬出展品，其中包括宣統帝溥儀在內。6月17日坂西等前去拜訪溥儀，乞其出展和後援。鄭孝胥在日記中也記述同日「召見坂西利八郎等」。當時天津可謂前清遺臣、政府閣僚及財界大佬等人的聚集地，如徐世昌、陳寶琛、袁克定、靳雲鵬、曹汝霖、陸宗輿、方若等，他們均對日方的展覽計劃表示讚同，且願拿出自藏名品出展。6月18日三人由天津進入北京，經半月多活動，爭取到高官、學者、畫家等為主的數十人讚助和出品。

當然，對日方策劃的集中國歷代名畫於東京展出這一舉措，當時也有人極力反對和抵制，三人在京活動期間，就遇到有人散發印刷品或報紙投稿表示反對的情況。然而，置當時異常緊張的中日關係於不顧、讚同或協力者不在少數。其中，當時在北京的劉驤業、闞鐸等人對三人接待備至，或積極協助聯絡，或一起商議展覽會實施方案。根據外務省檔案資料，自6月30日劉驤業拜訪三人後，直到7月4日，幾乎每天都有他們直接接觸的記錄。後劉驤業又親自陪同他們前往天津，直到三人7月9日離開天津去大連。其間7月7日，有陳寶琛來訪。陳氏在批判當時呼籲抵制此展覽會的中方人士後，說：

「為規避外界議論，若隱去宣統帝和自己的名字，則可拿出藏品，唐代繪畫尚無，宋元明秘藏品定可提供。」(外交史料館藏《展覽會關係雜件》第四卷)

從後來展覽會及相關圖錄看，宣統帝出展的宋馬和之《車馬圖卷》，就隱去了出展者姓名。而陳寶琛出展的幾幅宋元畫，即宋趙伯駒《九成宮圖》、元代曹知白《扁舟吟興圖》、方從義《雲山圖》卷和許震《鐘離權像》，均標明了出展者。可能這些畫在陳氏看來，不是什麼貴重作品，故無需避人耳目。另外，從這一史實，也可以旁證當時在清宮舊藏書畫處置方面，溥儀身邊的陳寶琛所起的作用之大。如果再參照溥儀的回憶，那麼這一點恐確信無疑。

我過去曾一度認為師傅們書生氣太多，特別是陳寶琛的書生氣後來多得使我不耐煩。其實，認真地說來，師傅們有許多舉動，並不像是書生乾的。書生往往不懂商賈之利，但是師傅們卻不然。他們都很懂行，而且也很會沽名釣譽。現在有幾張賞單叫我回憶起一些事情。這是「宣統八年十一月十四日」的記錄：賞陳寶琛王時敏晴嵐暖翠閣手卷一卷……我當時並不懂字畫的好壞，賞賜的品目都是這些內行專家們自己提出來的。至於不經賞賜，借而不還的那就更難說了。(香港文通書店版《我的前半生》第1集)

由此甚至可以推知，陳寶琛後來以自己名義出展的宋元繪畫本身恐來自內府舊藏，而且由其外甥劉驤業轉賣到日本的原內府藏品與其亦大有幹系。

後來渡邊他們又經由大連、青島至上海，在上海活動一段時間後，於8月1日返回日本。

1928年是中日關係極為緊張而又微妙的一年，濟南慘案、張作霖橫死、蔣介石訪日、重開北伐等等，尤其是日本田中內閣對華採取強硬外交，並悍然出兵，製造濟南慘案，激起中國人民極大憤慨，各地反日及排斥日貨運動更是此起彼伏。但盡管如此，三人訪華還是取得了顯著成果，不僅得到眾多名家的讚助和支持，而且初步確認了有望赴日出展的一批唐宋元明各時代名作。

同年9月下旬至11月上旬，坂西與渡邊再度赴華，目的在於聯絡出展人員及最後落實出展作品等，甚至想通過政府出面借出故宮博物院的名品，但最終未果。在上海，渡邊晨畝通過王震(一亭)將自己創作的大幅《孔雀圖》贈予蔣介石，深得蔣氏夫婦喜愛，因此也使聯絡事宜更為順暢。在天津期間，渡邊還向宣統帝進獻了自筆《孔雀圖》，並再次懇請其出展。通過此次訪華，中方赴日出展人員名單也基本敲定，關冕鈞、熙鈺、闞鐸、金開藩、張弧、方若、劉驤業、王震、龐元濟、荻葆賢等，均在此列。因龐、荻兩人屬吸食大煙者，要求攜帶煙土入境，為此外務省還專門照會警視廳等相關部門，為其大開綠燈。為保證展品順利運抵日本，日方又通知其在華使領館予以協助。

與此同時，日本外務省對來日出展的中國人或相關人員專門調撥了一批資金。前述外務省關係檔案(《展覽會關係雜件》第四卷)中，有1928年10月27日函件：

支那名士溥儒及其它二十三名

本邦視察補助金

合計壹萬五千五百圓

其中支出

八百圓 劉驤業(北京)前財政部科長

四百圓 橋川時雄(北京)《文字同盟》雜誌主筆(翻譯)

涉及劉驤業的外務省檔案資料（電稿）

可知，當時日方對前來出展的中方人士給予了很高的待遇，23人補助費就多達15000餘元，其中，劉驤業一人800元，從展覽會收支明細資料看，展覽會期間還有一筆專用於劉驤業的招待費。可見，劉驤業是日方頗為重視和優待的對象。

在展覽會開幕之前，來自北京、上海、大連方面的出展者均陸續抵達東京，而作為天津方面出展的劉驤業、張弧、方若一行直到開幕當天才到達。不知是為了故意逃避海關檢查還是避人眼目，劉驤業與張弧等最後攜帶大量展品從東北經由朝鮮抵達下關，然後乘列車在開幕式當天上午趕到東京上野的會場。

11月24日，在舉行了隆重的開幕式後展覽正式開始，觀者如潮，受到各界好評。從當時各種報導看，可以說是日本有史以來中國古畫展品質與量均最高的一次展覽。

12月5日更換展品陳列，翌日展覽會會長近衛文麿與正木直彥一起訪宮內省，奏請天皇和皇后兩陛下巡覽展覽會。後得知皇后將於12日12日來觀。就在前一天，即11日下午，劉驤業提出希望將宣統帝所藏的三件名畫獻給皇后觀覽。正木直彥在日記中記載：

午後五時至美術館。劉驤業氏攜宣統帝所藏之黃筌筆柳塘聚鳥圖卷、唐人遊獵圖卷、李公麟筆五馬圖卷三件，懇望供明日來館之皇后陛下禦覽。展觀此畫卷，實乃劇跡，不勝驚嘆。如李伯時之作，有黃山谷題跋，可視為龍眠山人之真跡。晚八時至東京車站，為今晚歸國之關冕鈞、闞鐸、熙鈺三氏送行。(正木直彥《十三松堂日記》)

對正木來說，這三件「劇跡」得以寓目也是第一次。除李公麟《五馬圖》卷之外，黃筌筆《柳塘聚鳥(禽)圖》和《唐人遊獵(騎)圖》也均為嘗見於《賞溥傑書畫單》中的清室秘藏畫卷。另外，劉驤業選擇關冕鈞、闞鐸等三人離開東京回國之日，拿出這三件名畫亦未必偶然，恐為避人眼目而為。

12月12日，皇后親臨東京府美術館，會長近衛文麿、外務省岡部長景部長以及正木、坂西、渡邊等諸多委員，還有劉驤業、李文權等隆重出迎，皇后巡覽約半小時後離去。當時是否詳細觀看了劉驤業所提供的這三件名畫，尚不清楚，只是從當時的報導可知，當天正木直彥特地為皇后講解了梁鴻志出展的閻立本《歷代帝王圖卷》。

展覽會開幕後已過多半時日，甚至說已近尾聲(原定12月16日閉幕，後延長4天)，突然冒出以上包括《五馬圖》在內的清宮舊藏名品，怎麼想都會覺得蹊蹺。而且查閱外務省檔案中的該展覽會《臨時目錄》、《出品明細表》和當時編刊的《唐宋元明名畫展號》，以及其後出版的《唐宋元明名畫大觀》等，均找不到這三件名畫的記錄。也就是說，在此次展覽中，唯獨這三件名畫是以非公開形式出現的，而且也沒有載入任何圖錄。即使是前述溥儀出展的馬和之《車馬圖卷》，雖隱去出展者姓名，但圖錄等文獻中均有記載。因此，這三件劉驤業自稱為宣統帝所藏的宋代名跡其出展本身恐大有文章，或者說必有難言之隱。譬如，為何劉驤業會突然懇請日方讓皇后觀賞《五馬圖》等？為何不以公開形式堂堂展出?又為何沒有記入展覽會相關文獻?這些似乎都是難解之謎。不過，張伯駒在《五代阮郜〈閬苑女仙圖〉卷》一文所講頗能指點迷津。

「溥儀出宮後由日本使館移居天津日本租界張園，甚困窘，而從臣俸給，不能稍減，遂不得不賣出所攜之書畫，其事頗似李後主銀面盆事(……)。時日人某欲以二萬日金得宋梁楷卷。陳太傅寶琛經手其事。成之後，又有日本某侯爵欲以日金四萬得李公麟《五馬圖》卷，獻日本天皇。時溥儀正艱窘，願以四十件書畫售日金四十萬元。《五馬圖》則不更索值，以贈日皇。陳又經手其事，以四十件書畫畀其甥劉可超。一日劉持四件向天津鹽業銀行押款兩萬元，經理朱虞生約餘往觀，則為關穜《秋山平遠圖》、李公麟《五馬圖》、黃庭堅《摹懷素書》、米友仁《姚山秋霽圖》四卷，開價《秋山平遠圖》五萬元，《五馬圖》三萬，《摹懷素書》、《姚山秋霽圖》各兩萬元。押款兩個月後，劉歸還一萬元，取走《五馬圖》卷，其《姚山秋霽圖》則以一萬元售於餘，更以《秋山平遠圖》、《摹懷素書》向餘押款五千元，展轉半年不還，以《摹懷素書》了結，《秋山平遠圖》退還之。……朱經理歿後，所藏有方從義《雲林鐘秀圖》，文征明《三友圖》、王翬《觀梅圖》、蔣廷錫《五清圖》、董邦達《山水》五卷，盡歸餘，與關穜等四卷，皆在四十件之數。載賞溥傑目內，更有黃筌花卉甚精，餘未之見。後劉以數萬元繳溥儀，糊塗了事。所有書畫盡未交還。後劉回福州原籍，死於法。」(張伯駒《春遊瑣談》)

以上張伯駒先生的回憶給我們提示了一些重要信息。一是日本人早就盯上了《五馬圖》卷，曾有某侯爵願出四萬日元得之贈與天皇；二是溥儀欲另售四十件書畫得四十萬，而《五馬圖》則願無償送給日本天皇；三是經手人均為陳寶琛，而具體操辦者則是其外甥劉可超；四是劉可超拿《五馬圖》等部分書畫做了抵押，後又贖回《五馬圖》。但後來這些書畫均被劉可超處理掉，最終只上繳給溥儀數萬元。這里的劉可超尚不清楚其來歷，但從整體情況判斷，似乎就是劉驤業。

以上信息如果屬實，那麼我們就不難理解劉驤業為何隱秘帶出《五馬圖》等來日，又不願公開，而是懇望日本皇后觀賞等問題了。

朝日畫報臨時增刊《唐宋元明名畫展特輯》

《五馬圖》最終被日本藏家收購

那麼，劉驤業究竟是何許人?目前中文資料尚缺乏詳細記載，根據日文《日本留學中國要人錄》等資料可知：劉驤業，字午原，1887年出生於福州，父親為福建鹽運使兼閩海關監督，母親則是陳寶琛胞妹。劉驤業1904年自福州中西學堂畢業後即赴日留學，1913年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科，歸國後擔任福建法政專門學校教授。1917年就任北京財政部秘書科長，唐宋元明名畫展覽會舉辦的1928年擔任全國經濟調查會咨議、幣制局銀行法規修正委員會委員兼關稅討論會會員。華北淪陷後的1938年擔任行政院長秘書、宣傳局局長。汪偽政府時代曾擔任行政院參事。

或許因為舅舅陳寶琛的關係，加上本身在政府財政部門任職，又有留學日本經歷，劉驤業與清室尤其是宣統帝溥儀早有幹系。溥儀逃入天津日本租界後，劉驤業即充當了其與北京政府及日本交涉的橋梁，故《鄭孝胥日記》中亦頻頻出現其名字。1928年5月5日，溥儀還下了一道委任其具體負責外務事宜的「上諭」。

奉旨三道：諭派鄭孝胥總管外務事宜，欽此;諭存耆，著承辦外務事宜，欽此;諭派劉驤業辦理交派事件，欽此。……遂詣弢庵，談久之。(中華書局版《鄭孝胥日記》)

看來，當時溥儀身邊除鄭孝胥、陳寶琛等遺老謀士之外，劉驤業等少壯派人士也頗受信賴和器重。在此背景下，劉驤業經手將清室秘藏書畫帶往日本也不足為怪。另外，鑒於劉驤業於政府財政部和關稅協調部門任職，才有可能通過特殊管道將清室名畫偷偷帶出國門。因為此前針對清宮販賣書畫古物出口，政府內務部曾制定了《古籍古物及古跡保存法草案》。就此次唐宋元明名畫展覽會來說，未經南京政府許可，海關便對出展繪畫物品以簡易手續放行，對此曾引起國內不少人士不滿，後涉事海關監督還受到南京政府方面警告。

日本「唐宋元明名畫展覽會」後出現的劉驤業所攜三圖卷復制品

就在展覽會結束之後，這三件作品又不止一次地出現。正木直彥12月22日日記：

為畫家和鑒賞家展示劉驤業氏攜來的三圖卷，伴春野、篤三前往。此日山本農相、田中首相亦來觀。(《十三松堂日記》)

山本農相即山本悌二郎，眾議院議員，時任田中內閣農林大臣，富收藏，尤其是中國古代書畫收藏之富堪稱關東之最。當時山本已藏有傳李公麟筆《九歌圖》卷，想必對《五馬圖》也是趣味盎然。當天連田中義一首相都前來觀賞。上述日記1929年1月30日記載：

上午九時半與細川侯爵、矢代幸雄一起至車站賓館訪劉驤業氏，展觀李公麟五馬圖卷、黃筌聚禽圖卷、唐人遊牧圖卷和王煙客晴嵐暖翠卷。前三者前已觀賞，王煙客者則是初見，為其七十七歲之作。

細川侯爵即貴族院議員細川護立，喜收藏，後創設永青文庫。矢代幸雄則為著名美術史學者和鑒賞家。由此來看，這三件名畫不斷展示給收藏家或精鑒賞者，恐已不是簡單的展觀，而更大的可能性則是意在出手。展覽會結束後，來自北京及天津的展品由外務省統一保管，並委托原常太郎於1月中旬搭乘由神戶發往天津的南陵丸送還中國。至於宣統帝溥儀出展的馬和之《車馬圖卷》是否托劉驤業帶回，日方還專門通過天津總領事館向溥儀確認，結果溥儀希望通過領事館返還。後日方通過前往中國進修的浜步兵大尉，於5月27日直接帶往天津，再由白井副總領事於29日交還溥儀。這一連串經過，外務省檔案中均有詳細電稿可查，唯獨劉驤業攜帶的自稱宣統帝藏品的這三件名畫其後無任何檔案可尋。這只能說明外務省檔案尚未全部公開。

想必是出於日方懇請，同時也是為了換取金錢，劉驤業懇望皇后觀覽的《五馬圖》、《柳塘聚禽圖》和《唐人遊獵圖》三畫卷後分別被影印出來。遺憾的是，目前所見此三種珂羅版影印卷軸，均無出版時間、地點、所藏者等信息，恐受制於許可復制時雙方密約。

此次展覽會後，《五馬圖》卷並未馬上出手。又過大半年，即1929年11月15日，正木直彥日記記載：

相見香雨來雲，清室李龍眠五馬圖卷將要變賣，該推薦給哪位合適，故來商談。(《十三松堂日記》)

相見香雨為美術史學者，對中國古代書畫亦頗精通。後正木直彥因年僅35歲的長子春野病逝，一時無暇顧及，此事均由相見香雨從中斡旋。但是，交涉情況好像並不如意。直到1930年6月，劉驤業攜《五馬圖》再次現身。

步入昭和(昭和元年即1926年)年代以後，日本社會和經濟均出現停滯或不景氣狀態。1929年後，形勢更為嚴峻，尤其是後半年發源於美國的世界大蕭條開始席卷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日本也陷入空前的經濟危機。生活難，就業更難，當年東京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率也僅為30%左右。當然，在此形勢下，出手《五馬圖卷》也並非順利。

1930年6月20日正木直彥日記：

午後相見香雨來訪，謂眼下北京的劉驤業來日，欲出售所攜清室內府藏李龍眠五馬圖卷，並告知七萬日金可出手。

接著，正木直彥即親自拜訪東京的經濟界大佬末延道成，說服其下決心買下這幅畫。因為正木得知當時已有人推薦給末延，但末延認為賣價若從七萬降至五萬尚可。而正木直彥覺得如果此事躊躇不決，則有可能被外國人收買，到時將追悔莫及，所以特向末延說明此乃超凡之名跡，敦促其下定決心，最後遂得到末延道成理解。從此，這幅遞藏有序的歷史名跡便落入末延道成之手。當然，正木直彥和相見香雨兩人也功不可沒，尤其是正木功勞尤大，其擔心因價格而猶豫不決則有可能為外人獲取，事實證明這種擔心並非多餘。此次展覽會上出展的閻立本《歷代帝王圖卷》，後梁鴻志通過相見香雨等人斡旋，欲以八萬五千元出手，但當時因日本買主討價還價、猶豫不決，遂為美國人購去，致使日本錯失收藏這一名跡的機會。

劉驤業出手《五馬圖》卷前後，還售出過其他一些名畫。據大阪書畫商博文堂主人原田悟朗回憶，清室舊藏鄭思肖《墨蘭》圖就是劉驤業帶給他的，後轉賣給大阪實業家阿部房次郎。

「鄭思肖的《蘭》，是劉驤業帶來的。劉驤業這個人是宣統帝的傅育長官陳寶琛先生的外甥。陳先生恐有養育宣統帝的責任，故在辛亥革命之後為使生活各方面都能無憂，出了相當多的費用。因此，他自己的東西也好，清朝庫里的東西也好，有很多被帶到了我們這兒。劉驤業年輕時起就多次來日本，其間也學好了日語。他手頭錢一不足，就到我們這里來，說把這個抵押在這兒，下次來再帶來哪個哪個，所以從這兒拿走了相當多的錢。當然也守約帶來東西。不過，有時又說這東西要拍攝下來作參考先借用一下而拿走。因為是陳先生的外甥，又能帶來好東西，所以覺得不會有什麼問題，沒想到東西就這樣溜掉了。李龍眠的《五馬圖卷》也是他做抵押帶來的，真是好畫啊!過了一段時間，他說要拍攝就拿走了。後來就沒了下文。我曾多次勸告他不要這樣做，可他總說這次錢不亂花了，說要回國還是什麼的用錢，結果還是用於尋歡作樂了。」(鶴田武良《原田悟朗聞書》)

當然，這是原田悟朗晚年應學者採訪而做的口述，並不一定準確，但從一個側面顯示，劉驤業曾多次把清室秘藏書畫帶給博文堂，從中所得大筆資金多揮霍於花街柳巷、吃喝玩樂。其中，《五馬圖》卷好像也一度抵押在博文堂，後又被劉驤業拿走轉手出去。由此看來，前述張伯駒所言「後劉以數萬元繳溥儀，糊塗了事。所有書畫盡未交還。」似有一定根據。

《五馬圖》卷流入日本，不僅僅是一幅名畫的流失，其背後還有國家、組織、個人以及相互之間等錯綜複雜的歷史背景。

（本文原題為《〈五馬圖〉卷流失日本考》，現標題為編者所擬，作者張明傑為旅日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