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斬獲諾獎的天才醫生，最大的錯誤卻是「死得太晚了」 | 李清晨專欄

編者按：

1894 年 6 月 24 日，一百多年前的今天，法國總統在街頭被刺。

他的肝門靜脈受損，生命垂危，卻沒有醫生敢為這位大人物治療。

在當時的外科領域，大血管出血就像一條難以降服的惡龍，肆意地在外科醫生面前張牙舞爪，血管修復從未有任何成功的先例。

民意沸騰之際，一位名叫卡雷爾的醫學生年輕氣盛，主動接受挑戰。蝴蝶的翅膀扇動，現代醫學歷史上，血管外科的一頁就此打開了。

這位聰明的天才一路高歌猛進，創立血管吻合術，開發體外灌註系統，開啟一系列動物移植試驗，被稱作「實體器官移植之父」，獲得1912 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但卡雷爾的故事遠遠不止於此。

作為一位世所罕見的外科研究者，他一生當中最大的錯誤，大概就是死得「太晚了」。

伴隨著納粹主義的狂熱，卡雷爾也走向了科學研究生涯中最後的榮光，隨後，他的命運鬼使神差地偏離了人間正道。

本文作者：李清晨

難以降服的惡龍

很多年輕人在選擇未來的職業方向時，都可能深深地受到自己過往經歷的影響。

比如說，有相當一部分醫學生面對自己當年為何學醫這個問題時，他們的回答是，因為小時候親經歷過某一位至親的亡故，所以長大以後就想做一位好醫生。

死亡畢竟是人類社會生活裡一件非比尋常的事件。倘若是一位大人物的死，甚至會影響歷史的走向和進程。尤其是某些人突發的意外死亡，就更可能引發一系列的難以預估的相幹事件。

比如奧匈帝國皇位繼承人斐迪南大公夫婦被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普林西普槍殺，就導致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宣戰，成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最後生靈塗炭，整個世界的格局均因此而發生重大改變。

這是常見的殛斃導致更大規模殛斃的例子。

但總體來說，戰爭總是將世界撕裂，所謂冤冤相報何時了，救死扶傷的醫生們可能更喜歡有關拯救的故事。

有沒有與前述常見情況相反的例子呢？

1894 年 6 月 24 日，法國總統瑪利・弗朗索瓦・薩迪・卡諾（Marie-François-Sadi Carnot, 1837～1894）在法國裡昂遭到一位義大利無政府主義者的刺殺，導致肝門靜脈受損。

法國總統瑪利·弗朗索瓦·薩迪·卡諾（圖源：wikipedia）

但在當時，竟無人敢為這位可憐的總統進行手術修復，就連當地最著名的外科醫生也只能在探查過傷口之後搖頭嘆息，於是這位倒霉的總統只能飲恨九泉了。

我想，他可能在坐以待斃的最後一刻都幻想著有醫生能夠救他一命，可惜，他卻只能在不甘的掙紮中絕望地死去。

在醫學史上，如何處理流血的血管，始終是外科領域中非常棘手的問題。

對於小血管的出血，即使是年輕的醫學生也知道可以用絲線結紮止血，有記錄的結紮止血始於古印度的名醫妙聞（Susruta，約西元前 500 年）。

但歐洲一度流行的止血方式卻是燒灼，這種眉毛鬍子一把抓的方法在凝住血管的同時，也給病人帶來了極大痛苦，直到 16 世紀法國外科大師巴累（Ambroise Pare，1510～1590）才復興了結紮血管止血的方法。

然而，這一技術用在大血管的損傷方面，就顯得力有不逮了。

大家想像一下，如果負責給大腿供血的股動脈受傷了，直接結紮的話，血倒是能止住，那這條腿不就廢掉了麼？如果是供應更重要器官的大血管，就更加不能輕易粗暴地一紮了事了。

因此，在當時的外科領域，大血管出血就像一條難以降服的惡龍，肆意地在外科醫生面前張牙舞爪。

屠龍者卡雷爾

我們不難想像，總統遇刺這一事件會令法國民眾多麼憤怒。

當時還在法國裡昂大學醫學院學醫的亞歷克西斯・卡雷爾（Alexis Carrel，1873～1944）就受到了深深的刺激，他認為這真是外科醫生的恥辱。據說，他還因此公開指責自己的老師在當時不肯出手相救。

亞歷克西斯·卡雷爾（圖源：wikipedia）

當時的裡昂醫學院在歐洲也是首屈一指的教育機構，名醫輩出。但在如此重要位置的血管修復，還沒有任何成功的先例，誰要貿然給這樣一位大人物做這個手術，一旦失敗，術者豈不是也成了殺死總統的共謀了嗎？

但年少氣盛或者說野心勃勃的卡雷爾偏不信邪，他決心要解決這個難題。他認為，如果有辦法將斷裂的血管重新正確地連接在一起，總統就一定有救。

卡雷爾可不僅僅是語言上的巨人，他沒有沉湎於悲憤和妄想。在分析過前輩們修復大血管失敗的經驗之後，他發現最主要的障礙是難以克服縫合過程中對血管內膜的破壞，而這將導致血管內出現血栓。

正常情況下，我們的血液能夠在血管內暢通無阻的流淌，有賴於血管內膜的完整。這是因為血管內皮作為一個屏障，可以防止凝血因子、血小板與內皮下的成分接觸，從而避免凝血的發生。一旦血管內皮遭到破壞，就會發生凝血。

這本來是在漫長的進化過程中機體發展出來自保的機制，否則豈不是任何小傷口都會導致流血不止而死？但這一在大多數情況有利於人體的機制，卻成了影響血管吻合效果最大的障礙。

卡雷爾意識到，如果能找到更合適的縫合材料，也許能減少縫合過程中對血管內皮的破壞，從而避免血凝的形成。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發展出了精細的縫合技術，經過對縫合材料的仔細挑選、處理和大量的動物血管吻合實驗，他選擇使用了無創小圓針，同時用由凡士林潤滑的極細的絲制縫合線，而與他同時代人都是使用粗大的可吸收縫合線。

1902 年，卡萊爾在《裡昂醫學雜誌》上首次報導了他提出的血管三點吻合法：將需要進行端端吻合的血管口，用三根等距離的牽引線固定，將圓口變為三角形，然後再全層縫合。

卡萊爾發明的血管三點吻合法示意圖（圖源：Carrel, 18 with kind permission of the Soci ́t ́ Nationale de M ́decine et des Sciences M ́dicales, Lyon, France）

這是血管縫合的基本技術，迄今已不足為奇，但任何當代看似簡單尋常的技術，於開創者而言，都飽含著智慧與汗水。不信，你去解決一個自己所在領域裡公認的難題試試？

據他自己後來的說法，為了完善精細的針法，他還曾專門跟法國最優秀的刺繡師之一萊裡迪埃夫人（Leroidier）學習過刺繡。

卡雷爾 5 歲的時候父親就死於肺炎，他的母親 Anne Ricard 靠刺繡的工作將卡雷爾他們三個孩子養大，也許母親的飛針走線也是卡雷爾設計精細縫合的靈感來源。

除了針法與縫合材料而外，他在進行血管吻合外科試驗時，還遵循了比其他外科醫生嚴格得多的無菌規范。他認為，不甚嚴格苛刻的無菌程度或可保障大部分常規外科手術成功，但還不足以保障血管吻合手術取得良好的效果。

敗走法國

毫無疑問的是，僅憑這些創見，我們就可以認為卡雷爾是一位偉大的醫生。

但諷刺的是，偉大如卡萊爾，居然無法通過裡昂大學醫院的臨床考試獲得外科教職，因此他不得不在 1904 年離開法國，遠赴北美。

關於卡雷爾為什麼不能通過臨床考試，有一種說法認為跟他的非主流見解有關。

1903 年，他在法國盧爾德遇到一個因結核性腹膜炎瀕臨死亡的年輕女孩瑪麗・拜伊（Marie Bailly），他看到這個女孩從治療池中被灑下聖水後就恢復了意識，大感神奇，於是就回到裡昂大肆宣講這個事情。

結果，這讓他遭到了同行的嘲笑。

有人對他說，你既然如此容易輕信這種不靠譜的軼事，就別指望通過臨床考試了。而在此前，他也已經兩次沒通過這一考試了，這一事件更是給卡雷爾的前途蒙上了一層陰影。

法國的這個小城盧爾德傳統上就是天主教最大的朝聖地，每年有來自 150 多個國家的朝聖者達 500 萬人，相傳此地曾多次出現用泉水治愈疾病的神跡，因此，對於有疾病的人來說，此地無疑更是重要的聖地。

一個有正常判斷能力的現代人，自然不可能相信這種明顯違背醫學規律的所謂神跡。

但古代的醫學始終跟神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因為很多疾病都有自愈的可能，倘若一個病人在接受聖水時，恰好他疾病的自然病程也發展到了好轉的階段，那麼這種偶然的時間上的吻合，就會很自然地被古人將自己疾病的痊愈歸功於神奇的力量。

從邏輯上來看，只要治療的數量足夠多（大家想想每年 500 萬人這個數量級），那麼總會有治療效果好的成功案例被記載下來廣為流傳，而相反的無效的案例則很快被人們忘得一乾二淨。

這種記憶上的選擇偏倚加上信仰的狂熱張力，創造了一種非常有利於病人的精神心理安慰，以至於數千年來，大部分人毫不懷疑地接受了這種醫學。

卡雷爾是何等聰明的人物，居然也在這種障眼法面前吃了暗虧，實在令人遺憾。

不過這也提醒我們，即使以理性科學為基礎的現代醫學已經足夠發達，醫生們仍然不要忽略治病過程中的社會和心理因素，只要醫學對某些疾病的治療不能讓病人完全滿意，那麼就會有病人盼望奇跡的出現。

1903 年那個時間段，正是結核可以被診斷，卻無從治療的年代。有絕望的病人因而懷著虔誠的希望，跑去盧爾德那樣的聖地也就不足為奇了。

遺憾的是，當時的卡雷爾想不到這麼深刻，他對法國醫學同行對他的批評感到非常屈辱，於是就決定逃離法國這個傷心地。

高歌猛進的天才

1904 年，他向第二屆蒙特利爾北美法語醫學代表大會提交了有關血管吻合術的論文。他的演講給芝加哥大學生理學系主任卡爾貝克（1864～1952）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於是後者就邀請他在大學任教。

卡雷爾接受了在芝加哥大學赫爾實驗室工作的邀請，從 1904 年到 1906 年，卡雷爾在芝加哥大學與生理學家查爾斯·克勞德·格斯裡（Charles Claude Guthrie，1880～1963）共同撰寫發表了一系列有關血管外科技術和實驗性器官移植的論文（共 28 篇），並創立了心臟血管外科和器官移植的最基本的技術——血管吻合術。

他們首次實施了心臟異位移植的動物實驗，將一隻小狗的心臟移植入了另一隻小狗的頸部，移植後心臟存活了兩小時。在既沒有抗凝藥物也沒有免疫抑制藥物的情況下，這種結果已經十分不易了。

事實上，在實體器官移植領域，卡雷爾幾乎把所有的器官都嘗試進行動物試驗了，腎、脾、甲狀腺、腸管、一隻耳……因此，後世的人稱卡雷爾為「實體器官移植之父」。

天才的卡雷爾一路高歌猛進，由於這些非凡的貢獻，他於 1912 年獲得諾貝爾生理醫學獎，這是美國醫學界第一次獲得該獎，也算是美國不拘一格降人才收獲的豐厚回報。

圖源：nobelprize.org

這一年，卡雷爾才 39 歲，但他的故事還不止於此。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卡雷爾獲得了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在貢比涅成立了一家小型醫院，在這裡他開發了一種傷口消毒的方法。

他堅持要清除戰場深處的傷口中的異物，然後用次氯酸鈉進行大量沖洗，以幫助壞死的組織清創。由於當時還沒有抗生素，因此這種抗菌方案挽救了數千名受感染士兵的生命。

他還提倡外科醫生和細菌學家必須一起工作的觀念，他每天進行傷口組織的細菌培養。

這些對於我們今天的外科醫生來說早已是臨床常規的做法，很多人會很容易想到，培養細菌後還可以進行藥敏試驗，以挑選最合適的抗生素來治療感染，這差不多是我們經過多年以來的職業訓練之後的本能反應。

可是，一戰期間，抗生素連影子都沒有呢，卡雷爾非要進行微生物的培養，是不是多此一舉呢？

原來，他進行延續不斷的細菌培養，目的是觀察感染傷口的恢復情況，他堅持只有在高倍顯微鏡視野中發現細菌數量降至兩種或更少時，才可以閉合傷口。

這一細節，又是一個超越時代的遠見卓識，在沒有抗生素的時代，居然也能想到細菌培養，卡雷爾先生您莫不是穿越過去的麼？

在戰後的 1920 年代，卡雷爾在洛克菲勒研究所專註於組織細胞的培養研究。後來他與著名的飛行員和工程師林德伯格（1902～1974）合作，開發了一種能夠在體外支持器官的體外灌註系統，該技術為心肺機的未來發展奠定了基礎。

這也成了卡雷爾科學研究生涯中最後的榮光，隨後，他的命運鬼使神差地偏離了人間正道。

傳奇落幕

1935 年，卡雷爾出版了他的著作《未知的人類》。在這部後來讓他獲取了極大關註也飽受爭議的作品中，他提出了人類可以通過選擇性繁殖達到完美的理論。

他主張在肉體層面消滅罪犯和瘋子，這其實是法西斯主義的思想內核，他最臭名昭著的觀點是：

「人類確實是平等的，但是個體之間卻並非如此。人人平等是一種幻想，笨蛋和天才的人在法律面前不應該平等，愚蠢的人無權接受高等教育。」

由於這一思想遭到了主流科學界的激烈批評和不滿，他在 65 歲時被迫退休並返回法國。

1939 年的法國，風雨飄搖，黑雲壓城。

昔日因為法國總統遇刺憤而開創血管外科大業的法國少年卡雷爾，如今在漸漸老矣之後，居然站在了德國法西斯一邊。

屠龍的少年景了惡龍，他認為，德國的槍炮只是為了淨化法國人民的靈魂。

1940 年，德國攻入法國並迫使法國投降後，扶持法國政府要員組建成了維希政府，卡雷爾隨後就成為維希政府設立的人類問題研究基金會主任。

1944 年，71歲的卡雷爾因心力衰竭在巴黎的家中去世。

作為一位世所罕見的傑出的外科研究者，他一生當中最大的錯誤，大概就是死得「太晚了」——倘若他能夠在 1912 年獲得諾獎之後不久便去世，也許就不會有後來與納粹法西斯的糾纏不清。

一代傳奇落幕，不禁讓人唏噓不已。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責任編輯：gyouz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