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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國家清史編撰委員會委員、著名清史專家、北師大歷史系教授 王開璽
縱觀中國古代 「絲綢之路」的歷史，大致可以將其劃分為兩大歷史階段。從西漢時期的張騫通西域（公元前 138 年-公元前 126 年）始，至明代的鄭和下西洋（1405 年-1430 年）止，是第一個階段。
在這一階段，最初是陸路的 「絲綢之路」，基本上是以中原的長安（西安）或是洛陽為起點，向西經過西域各國，進入中亞地區各國，最為著名的是西漢時期的張騫通西域和東漢時期的班超出使西域。明代的陳誠，曾於 1370 年、1375 年、1377 年、1383 年四次出訪西域各國；侯顯曾五次出使西域。也就是說，陸路的 「絲綢之路」從未停止和中斷，一直延續到明代。
後來，海上 「絲綢之路」開始發展起來，最為著名的是明代鄭和七次下西洋。明王朝還曾派遣張謙、譚勝、尹慶、楊信、周航等人率艦隊多次下西洋。其實早在唐代德宗（780 年-804 年）時，有一位名叫楊良瑤的人，曾經奉命作為外交使節航海下西洋，抵達遠在中東地區的黑衣大食，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等國家和地區，比鄭和早了620年。
在明代以前，中國始終是當時世界上政治制度先進，社會經濟發達，思想文化博大精深的先進國家。雖然也有一些域外國家或地區的物產，如西域的葡萄、核桃、石榴、苜蓿等植物，以及胡琴等樂器傳入中原地區，甚至還有一些如印度的佛教思想和教義等也傳入中國。但是，就中國古代的整體過程和全時段而言，中國始終是以先進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輸出國的姿態而出現或存在的，呈現出明顯的中華文明向周邊國家和地區輻射和擴散的色彩。
這種輻射和擴散是一種進步文明向不太進步地區的自然輻射，是一種高勢能文化向低勢能文化滲透與浸潤的自然過程，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這些地區的進步與發展，基本上是各國間的和平、和諧發展。例如，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琉球國中山王遣使來華，要求 「給賜冠帶」，即要求借鑒學習中國的服飾樣式。明朝皇帝 「命禮部圖冠帶之制示之」，即將中國的服飾繪成圖樣，交給他們仿效、仿制。琉球國人民 「居本國皆赤足，惟入貢始靴也」。另外，琉球國還仿照中國之制設立學校， 「改粗鄙之俗為儒雅之風」，全國上下， 「漸染華風，祀先聖，興學校，家購儒書，人崇問學」，使得琉球國國內移風易俗，逐漸變化為 「衣冠禮義之鄉」。琉球國的社會開始從野蠻進化為文明。
第二個階段，大致自清朝初年至其覆亡止。此一時期，雖然清王朝實行了閉關鎖國政策，但
中外之間的聯繫並未完全中斷。除了西方國家的商人不斷來華以外，諸如荷蘭、西班牙、葡萄牙、英國、法國等國家都曾派遣使節來華，力圖與中國建起商貿，甚至是國家的關係。
自明末清初開始，世界格局發生了極其重大的變化。西方的一些國家不但建立起較中國更為
先進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制度，社會生產力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其思想文化也同樣處於當時世界各國的先進地位。清代的中期和後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了攫取廉價的生產原料，開辟廣闊的商品市場，開始大規模地向東方擴張。他們來華的路線，基本上是沿著中國古代的陸路或是海上 「絲綢之路」而來的。
中國與俄國，乃至歐洲各國的往來通道，是從北京出發後先折向東北，經過熱河（即喀喇河屯）、齊齊哈爾、額爾古納村、涅爾琴斯克，再輾轉西行至莫斯科，然後再轉向西歐各國。另外，還有一條路線通道，是從北京或中原地區，經過內、外蒙古至俄國，再到歐洲各國。清代俄國使團數次來華，中國使團兩次出使俄國，基本上是通過這兩條路徑而完成的。
到了中國的近代，中外之間的往來雖然並未中斷，但這種往來是不平等的。我們之所以說它是不平等的，首先是因為西方列強在政治上、外交上對中國實行的是強迫和訛詐政策，經常進行武力的威脅，甚至多次發動血腥的侵略戰爭。不和平、不和諧成為這一階段各國交往過程中的主基調或基本特徵。其次是中外之間的往來，在最初的階段不是雙向的、互惠的，而是中國被迫接受西方國家的單向而來。到了清代的中後期，中國也開始向西方各國派遣公使，雖然被迫與屈辱色彩仍然十分明顯，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打開了國人的眼界。
1866年清廷派遣斌椿等人隨赫德赴歐洲各國觀光考察，斌椿曾對英國君主表示，自己 「得見倫敦屋宇器具製造精巧，甚於中國。至一切政事，好處頗多」。斌椿在此僅僅是講出了一個歷史事實而已，但這對於一向自詡為天朝上國、禮儀上邦的清廷官員而言，能夠認識到並敢於承認西方國家的許多事物， 「甚於中國」，其他的一切政治事務，也是 「好處頗多」，實屬不易，也是一種歷史的進步。
19 世紀 70 年代以後，出使英、法、德、美等國家的外交公使，親身接觸到西方國家的先進政治與物質文明，全面了解了西方國家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社會、風俗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其思想上的觸動之深，可以想見。所有這些，不但進一步促進了清廷洋務運動的發展，以及後來發展商業，獎勵實業等經濟體制的改革，從而打破了封建政治制度的堅冰，而且開始了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全面改革，為中國社會的進步提供了各種思想的準備和契機。
作者簡介：王開璽教授，河北省辛集市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史表組專家。現兼任中國圓明園學會常務理事、副會長、專業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日本島根大學亞洲、太平洋地區歷史文化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畢業留校以來，一直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的教學和研究。
王開璽教授在《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學報》、《北京社會科學》、《清史研究》、《史學月刊》等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100餘篇，多屬晚清政治史范疇。出版有《晚清政治新論》、《隔膜、衝突與趨同──清代外交禮儀之爭透析》、《清代外交禮儀的交涉與論爭》、《晚清的四張面孔——晚清人物的思想與事功》、《晚清政治史——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上、下冊）、《圓明園三百年祭》（上、下冊）、《晚清南國》、《兩世溥儀》、《太后垂簾》等學術專著十餘部。其中《清代外交禮儀的交涉與論爭》一書，對有清一代中外之間的外交禮儀之爭，進行了全面系統的梳理，對其中諸多重要問題提出了個人的獨到見解，被稱譽為這一學術領域內的 「拓荒之作」，獲北京市第十二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
編稿編輯：姚天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