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在土木堡之後明朝文官獨大徹底壓制了武將？

明朝在初期並沒有出台什麼特別拔高文官而壓制武將的政策。但在土木堡之變後，一個非常明顯的現象開始出現。那就是文官集團在朝廷上的獨大，做到了對武將階層的徹底壓制。一直到明末，邊患不斷還如此。

那麼在土木堡之變後，明朝的武將為何徹底隕落，而文官集團能始終撐住場面？

明朝在土木堡前後損失巨大

實際上，土木堡之變只是一個契機。這次災難性的事變本身，並不是文官集團獨大的原因和開始。因為文官獨大基本上就是在宋朝建立後就開始的王朝政治運動，也是當時所有東亞集權政治體制的必然性選擇。武將階層在土木堡的災難中的巨大損失，則給了他們最好的機會。

明朝在建立之初，其實是反對文官集團一家獨大的。除了一些功勞過高的將領被朱元璋清洗外，大量的中層和基層的軍官還是被保留下來。你從明朝設立的軍事家族成員不得退出軍籍這一規定，就能看出朝廷希望這些職業軍人一直保留應有的戰鬥力。

朱元璋雖然殺功臣 卻還是基本上維持了文武平衡

此外，各地的藩王手裡也有自己的直屬部隊。他們是明朝皇室統治各地的直接代理人，他們手裡的軍隊也往往比一般衛所部隊要強。這種制度設計，是預備處理各種突發情況而單獨設置的。倘若國家遭遇非常強勢的外敵入侵，那麼藩王的權力與軍隊，都要求他們在自己控制的範圍地區，立刻執行兵力集中。

但這種比較蒙古式的制度，顯然不符合文官集團的利益，更是有違在當時已經徹底變味的儒家世界觀。當時的文官，由於文化和社會氛圍因素，以及選拔與考核標準，都是不折不扣的儒家士大夫來源。他們從晚唐就開始了一種對武力階層和非儒家社會精英的刻意排斥。這即是對自己生存空間的考慮，也是對南北朝-隋唐時期的番將、胡商得勢，形成本能反彈。

士大夫的儒家世界觀在明朝時已經徹底變味

很可惜，在唐朝滅亡後的五代時期，軍事需求迫使各方割據勢力都更重視武人集團。儒家士大夫的理想世界，在亂世中暫時落空了。文官們就這樣一直被武人壓制到五代後期，通過志在削弱地方兵權的後周建立，才開始看到了翻身希望。

隨著帶有五代軍頭身份的宋太宗趙匡胤去世，他們終於依靠宋太宗的支持，開始取代和修理武將階層。尤其是那些在宋朝兼並四方戰爭中，投靠過來的地方人物或邊境上的番將。結果自然是宋朝的軍隊戰鬥力開始一落千丈，在對外作戰時屢屢要掉鏈子。很多時候表現的都不如晚唐或五代時的一個地方藩鎮。

宋太宗為了一己私欲而成全了文人士大夫

這個演化過程在蒙元到明朝初期時，得到了遏制。但在朱元璋死後，這個可怕的進程又重回正軌。明朝第二代統治者建文帝，就是一個非常支持儒家集團掌控一切的文弱君主。但在他的理念中，對武人集團的壓制還是其次，迅速削弱地方藩王的地位才更要緊。一系列讓人匪夷所思的操作後，就引出了朱棣掀起的靖難之役。大量被文臣集團控制的中央軍部隊，在這場平叛戰爭中表現是一塌糊塗。對面的朱棣則控制著明初制度設立下的軍事體制，用藩王直屬部隊+精銳邊軍+蒙古番兵的組合，屢屢吊打文官控制化的建文帝大軍。

朱棣成功上位後，出於自保的目的，也大肆修不屬於自己體系內的理藩王與武將。但作為預防措施，他一方面加強了自己手裡的禁軍部隊。另一方面用封爵和賞賜手法，扶持了一些為自己立過軍功的武將。這些武將就以較低的爵位保存下來，幾個重要家族都存續到土木堡時期。他們也是明朝朝堂上，最後一批可以與文官集團稍作抗爭的武將代表。

建文帝的選擇從正反兩面看都是前車之鑒

只是這種最低限度的保險措施，實際上並不能改變明軍總體衰落的趨勢。盡管明軍的衰落是多重原因共同造成的結果，但大部分時候的受益者無疑還是士大夫們組成的文官集團。在土木堡戰役中，最後一批有擔當能力的武將全部犧牲。留下執掌北京的高官，就基本上全是文官成員了。

著名的於謙就是文官代表人物之一，土木堡慘案簡直就是助他一步登天的階梯。從力主擁立新君景泰帝，到用帝國的資源儲備去擊退準備不足的蒙古軍隊。文官的控制力基本上已經在他手上被確立下來。哪怕明英宗後來通過分化文官集團，並依靠曹吉祥為代表太監勢力一起，在奪門之變中清洗了他，也於事無補。

於謙的成功就是文臣徹底把持朝堂的標誌

從明英宗後期開始，文官們不僅徹底把持朝堂，還經常在軍事領域對武將階層進行一種可怕的逆向輸出。由於明朝本身的階級制度設計，大部分武人就是負責帶兵的大老粗，失去了產生忠臣要員的可能。而士大夫階層裡，還可以通過閱讀兵書和史書，再到前線做官混資歷的方式，為自己博得一個儒將雅號。其中是會有王越這樣培養出一定軍事能力的幸運兒，但更多時候都僅僅是繞開普通仕途的曲線求官而已。

一直到明武宗的特殊時代，明朝軍隊中才冒出一個獲得皇帝恩寵的江彬。但他的晉升之路，除了含金量有限的所謂軍功，更多包含了賄賂與阿諛奉承一類的文官路線。在武宗死後，他也迅速被朝中的文臣士大夫們清洗。他的死，讓可以與文官們分庭抗爭的武將，徹底滅絕。

貴為名將的戚繼光 也必須同文臣大佬的政治生涯綁定

再到嘉靖與隆慶皇帝兩朝，軍中冒頭的戚繼光與俞大猷，已經徹底拜服在文官腳下。無論軍功如何，都要擔心扶持自己的文官倒台。戚繼光的輝煌，幾乎就是同首輔張居正的政治生涯，綁定在一起的。而後來很少獲得支持的李如松，就只能不斷帶著精銳近侍沖鋒，忙到戰死為止。他同時代的士大夫中，卻出產了楊鎬這樣的奇葩。依靠一手不錯的曲線求官策略，先後讓手裡的明軍輸掉了蔚山之戰與薩爾滸之戰。

但明朝顯然沒有從這些事情中吸取教訓，甚至連總結經驗教訓都談不上。當滿洲在關外不斷崛起，內地的農民軍此起彼伏，還要靠洪承疇這樣的儒將去打。這也就是怪不得吳三桂這批軍頭，心灰意冷的投奔大清了。

忙活到死 就是李如松這代武將的宿命

所以，土木堡之變並不是明朝文官集團搶班奪權的開始。武人們在之前就已經受到了很多限制和打壓。但在土木堡，戰敗的巨大損失，一次性的將開國初期留下的殘存貴族武將給消滅了。往後的將領，如果是出生軍籍，都在實際地位與名望上矮了文官同僚們一大截。所以朝堂被文官們徹底把持，也就沒什麼好奇怪的了。